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康有為於四月初相繼寫出數份請定國是的奏折，從四月十三日（6月1日）起分別以支持變法的禦史楊深秀、康有為本人、侍讀學士徐致靖三人的名義先後呈給光緒，希望仿效日本，皇帝擇日齋沐，大集群臣，於天壇祭拜告天，詔示天下，決定變法維新，從而形成了請求光緒詔定國是的呼聲。
康有為、梁啟超之所以如此急切地要求光緒帝頒詔明定國是，其意圖是學習日本明治維新並鑒於中國守舊勢力之強，力求以皇帝的權威來肯定變法維新，而且主張以此作為國家的“行政方針”公布於天下。康有為認為，如此似乎就可以排除疑慮，擺脫守舊勢力的幹擾與阻擾，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這樣，就可以使朝廷上下有所遵循實行變法新政了。
光緒決定迅速頒詔，在此之前，他特意去頤和園，將楊深秀、徐致靖的奏折交給慈禧進行請示。由於慈禧此前已經答應不禁止皇帝辦事，所以覺得現在進行鉗製不太合適，何況楊、徐要求定國是的奏折對她的權勢也並沒有什麼威脅，便稱二人的奏折非常好，並說今後“應專講西學，明白宣示”，表示讚同他們的見解。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是一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天，光緒召集全體軍機大臣，發布上諭，明定國是，正式向中外宣告進行變法維新。
“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製，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托於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製梃以撻堅甲利兵乎？
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諸臣，白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誌，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
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準入學肄業，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特此通諭知之。”
在詔書中光緒雄辯地駁斥了攻擊維新變法的錯誤言論，適度地提出了進行變法維新的指導思想，為變法維新在實行上明確基調。並具體點明了維新變法的第一個項目——京師大學堂的籌辦設想，為以後陸續出台的變法維新項目提供樣板。光緒下令這一項目由軍機大臣、總署大臣迅速擬定妥善辦法後議奏，並號召編檢司員、世職子弟、下級官吏均可以報考。這同科舉考試相比是一大曆史進步。
《明定國是詔》的頒布，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及光緒在推動變法的過程中，曆經反複、曲折的醞釀與鬥爭，所取得的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重大進展。它反映了人心所向，因此當宣布變法的國是詔頒下，在社會輿論界產生了強烈的反響，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奮發精神。
光緒的這一舉動，是他在支持變法維新的道路上，邁出的決定性一步，標誌著百日維新的正式開始。從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緒頒布《明定國是詔》正式宣告推行變法新政為起點，到當年八月六日（9月21日），慈禧發動宮廷政變宣布變法維新是非法為止，光緒實行變法共一百零三天，史稱“百日維新”。
在此期間，光緒先後發布有關革新的各種詔令一百八十餘條，如果按日計算，少的一天發布一道諭旨，多的一天十幾道諭旨，它們像雪片一樣飛向了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清王朝的神經中樞重新放射出振奮人心的異彩，其影響衝擊著幾千年來不斷加固的封建壁壘，使人們看到了一絲晨曦的陽光。
據統計，在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頒布的改革維新詔令不低於180次，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文教等方麵，主要的如下：
1．設立京師大學堂；
2．分遣宗親去外洋考察歐美的政府狀況；
3．獎勵藝術、科學以及現代農業；
4．皇上表示願意傾聽守舊派對進步和改革的異議；
5．廢除科舉考試中作為主要項目的八股文；
6．譴責那些企圖拖延設立京師大學堂的人；
7．催促盡快修築盧漢鐵路；
8．倡導所有的八旗軍隊采用西式武器和操練；
9．下令在各省設立農業學校，教農民改進耕作方式；
10.下令引進專利和版權法：
11．要求兵部和外務部就武舉改製作出報告；
12.對發明家和作家予以特別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