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稅改革也給地主加大剝削量和兼並土地提供了有利條件，因而從中受益的不是廣大農民，而是新興的寄生地主階級，農民們的租稅負擔卻是有增無減。
地稅改革的成功成為日本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保障，資金和勞動力的相對穩定保證了殖產興業事業的展開，使日本迅速發展為資產階級國家，逐躋身世界列強之林。
第三，引進西方技術，發展近代工業。
1870年設立工部省，掌管礦山、冶鐵、鐵路、通信等建設工作，致力於鐵道建設、礦山的開發、機械製造業等重工業基礎，聘請大批外國專家和技師，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和管理方法，建立國營為主、鐵路和礦業為重點的近代工礦企業，同時扶植、保護私人資本主義企業。
1874年，考察歸來的大久保利通在《殖產興業建議書》中強調發展工業、增加物產是政府最緊迫的任務，指出：“大凡國之強弱，決定於人民之貧富，人民之貧富則係於物產之多寡，而物產之多寡又起因於是否鼓勵人民之工業。因此，歸根到底，是依據政府官吏之誘導鼓勵之力。”“如果時間不足，上下為衣食奔走，無暇顧及其他，即使有海陸軍備之嚴，學校教育之盛，但徒屬虛美，國非其國。”根據這一建議，明治政府製定了殖產興業的政策，以各種政策為杠杆，用國庫資金來加速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並且以國營軍工企業為主導，按照西方的樣板，大力扶植日本資本主義的成長。
為了推行殖產興業的政策，明治政府首先根據考察得到的經驗，設立了內務部，全麵統領經濟建設。將原屬大藏省負責的資金籌措和調配，工部省主導的鐵路、礦山和機械加工業，以及司法省的安保等機構劃歸內務省，內務卿由大久保利通擔任，而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則作為他的左膀右臂。在如此強大的領導班子指揮下，日本的殖產興業政策克服重重困難，得以順利進行。
籌措資金是發展經濟麵臨的首要問題。從歐洲國家發展起步階段的情況看，其工業發展的大部分資金都來自國外，但日本直到20世紀初入侵亞洲之前，主要依靠的是國內資本。這一方麵是因為當時的日本缺乏對外資的吸引力，另一方麵也有政府出於維護國家安全的考慮。1868~1885年間，明治政府用於殖產興業的資金，約占財政支出的五分之一左右，但仍然難以滿足經濟發展對於資金的需要。盡管政府采取發行公債、稅費改革、廣設銀行、大量發行紙幣等措施，提高了國家的資本積累，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資金緊缺的問題，這也是導致日本走上侵略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為了在資金有限的條件下發展經濟，大久保利通建議以傳統產業為基礎，以農牧業、輕工業和海運為中心，推行經濟建設，調整殖產興業政策開始前以發展重工業為主的模式，同時加大對民間資本投資的鼓勵和支持，大力扶持私營企業的發展。1875—1880年期間，政府為私營企業提供補助資金 5000萬日元，而同期平均每年的正常財政支出僅為6000萬日元，足見政府扶持私營企業的決心和力度之大。同時，政府還采取了出售官營企業，使之私營化的措施，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三菱僅以官辦投資額七分之一的價格就購買了長崎造船廠，川崎僅以官辦投資額十分之一的價格就收購了兵庫造船廠。
對於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先進技術、設備和人才問題，明治政府施行了“拿來主義”的做法，通過從歐美先進國家引進技術、設備、聘請專家和派出留學人員，迅速提高了本國的工農業生產水平。改革初期，日本聘請外國專家、技師和技工，最多時達400多人，其中尤以工部省最多。1880年起，隨著歸國留學生和本國的高等學校畢業生的日益增多，日本遂逐年減少了外國專家的數量。總的來看，日本在其發展過程中貫徹的方針主要是利用外國專利和技術來進行模仿性生產，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研發全新的科技產品。日本始終把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和本土化作為引進技術的最終目標。這種廉價的應用外國智力的方針，顯然比直接引進外國的資金進行生產有效得多。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是一個技術方麵的進口大國。
第四，提倡“文明開化”，努力發展教育。
提倡學習歐美資產階級文明，吃西餐、穿燕尾服、理分發、跳交際舞、蓋洋樓。歐化風靡一時，但注意民族傳統教育。1872年頒發“學製令”，建立完整的小學、中學、大學的近代學校體製；規定送兒童人小學受教育是家長的義務，小學的建立和維持費用由居民擔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