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莊公十年》記載：公元前684年，齊國進攻魯國，戰於長勺。魯莊公起初不待齊軍疲憊，就要擂鼓出戰，被曹劌勸止。等到齊軍擊鼓三次進攻受挫時，曹劌說可以反擊了。於是魯國軍隊發起反攻，打敗了齊軍。事後，魯莊公問曹劌打敗齊軍的道理，曹劌才說：“打仗要靠勇氣。第一次擊鼓鼓足士氣，第二次擊鼓士氣開始衰落，第三次擊鼓就泄氣了。敵人泄氣，我軍氣勢旺盛，所以能夠打敗敵人。”這是在作戰中掌握軍隊士氣的一個典型戰例。
《百戰奇法·避戰》雲：“敵初來氣銳，且當避之，伺其疲敝而擊之，擊勝。”東漢中平六年（公元189年）2月，漢將皇甫嵩擊敗王國的陳倉之戰就成功地運用了此一謀略。當時，王國率軍圍攻陳倉，左將軍皇甫嵩與前將軍董卓奉命率軍4萬救援。董卓主張速進，認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後漢書·皇甫嵩傳》）。但皇甫嵩卻說，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之。足以善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陳倉雖小，城守固備不易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眾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因而采取了緩進以避其銳，待機以擊其衰的作戰方針。
王國自冬至春，攻城80餘日而不能克，部隊力疲氣衰，不得不撤圍而退。這時，皇甫嵩抓住戰機，揮軍急追，董卓卻在這時說：“窮寇勿追，歸師勿遏。”皇甫嵩力排董卓阻撓，連戰皆捷，殲滅王國所部萬餘人，王國落荒而逃。
現代戰爭形式已非2000年前可比，敵之士氣也非指揮者登車而可望。但避敵銳氣，伺機殲敵的思想仍然可以借鑒。
敵強我弱時，還可采用避實擊虛的策略，即避開敵人堅實之處，攻擊敵人空虛之環節。
當己方在力量上處於劣勢，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與敵硬碰，進行大規模決戰，無異於以卵擊石。這時候應該采取避實擊虛的方針，避免集中力量與強大之敵國主力決戰，而是攻擊弱小和孤立之敵，並根據“兵以分合為變”的原則，設法將敵人強大的主力分散開來，再集中己方相對優勢兵力圍殲局部劣勢敵人。當戰爭形勢發生變化，敵弱我強時，便可采取避虛擊實之策，尋找敵方主力部隊，想方法誘惑或迫使其與己決戰，一舉而消滅之。
避實擊虛和避虛擊實常常是交替運用的，因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敵我雙方各方麵的情況，而有不同的側重點，有時戰略上運用避實擊虛，而在戰役戰鬥上則使用了避虛擊實；有時戰略上運用避虛擊實，而戰役戰鬥上卻常用避實擊虛。虛虛實實都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古今中外，避虛擊實或避實擊虛的戰例很多。
隋朝末年，李淵和李世民父子就采用了避虛擊實的謀略取得天下。隋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7月4日，李淵命李元吉留守太原，親率甲士3萬人向隋都長安進軍，拔霍邑、經龍門、渡黃河、入關中，奪占永豐倉（陝西華陰縣），掃清長安四周，合兵20餘萬攻下長安，然後掃平天下。
首先，攻取隋都長安，在戰略上就是避虛而擊實。但是在攻取長安時，首先掃清長安周邊，不是馬上攻擊長安，使兵員由原先的3萬增至20餘萬人，然後再攻長安而成功，又是在戰術上先運用了避實擊虛的謀略。
總之，在“敵眾我寡，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對於強寇的任何突襲，都應積極謀劃，組織精銳的力量給予狠狠的還擊，才能固守自己的陣地，甚至擊敗敵人，否則，就是一種“坐以待斃”的態度和局麵。
四敵武
【原文】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眾且武，武車驍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
武王曰：“用之奈何？”
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為之左右，常去前後三裏，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
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眾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陣不敢當，為之奈何？”
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陣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眾，其將必走。”
武王曰：“善哉！”
【注釋】
武車：威武的戰車。
吾走者自止：我軍的逃兵自會回來。吾走者，我軍逃走的士兵。
不敢當：難以抵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