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唯邦本，唯有民眾才是立國的根本。吳起之前，《尚書·五子之歌》中就曾提出：“民唯邦本，本固邦寧。”吳起之後，曆代對此一權謀思想發揮頗多。如：民可載舟，亦可覆舟；民為貴，社稷（國家）次之，君為輕；民，事之本也，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戰由民行；王者以民為天，君非民不立。因此，統治者必須認識到，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老子、管子對此一觀點的認識更為深刻。老子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管子也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
朱元璋出身農民家庭，深知百姓疾苦，加上年少時有一段為丐乞食的經曆，促使他對平民百姓的需要體會的更加深刻。因此登基之後，他便用樸實的言語闡述民唯邦本的思想，即為官須替民作主，要體察民情、愛惜民力、先民後國。他曾說：“農夫勤四體，種五穀，身不離田間，手不釋農用，終年勤勞，不得休息。他們住的是茅草屋，穿的是舊布衣，吃的是粗飯菜羹，卻負擔著國家的經濟來源。我們不可忘記農民的勞苦，取用要有節製，不能讓農夫遭受饑寒，更不能橫征暴斂，讓農民承受這種苦難”。他還闡述了愛惜民力的思想：“天下初定，百姓財力非常困難，就像剛剛會飛的鳥，不可以拔它的羽毛，也像剛種下去的樹，不可以搖它的根一樣。現在必須注重‘安養生息’，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未有民困而國獨富安者。”據此，朱元璋采取了獎勵墾荒、興修水利、登記土地和戶口以及定稅率、減輕刑罰、徭役和賦稅等一係列措施，使明初人口增加，耕地擴大，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進一步繁榮，而國力也隨之強盛起來。
曆史經驗反複證明：為政須以民為本，這是明智之執政者務須遵循的政治謀略之根本。曆史上，凡順應民心、為民謀福的執政者能得天下，反之則將為人民所唾棄。
東漢末年，群雄並起，流落四方的劉備勢力十分弱小，曾先後依附於陶謙、曹操與袁紹。袁紹被滅後，又依附劉表。但他一向重視部屬和關心百姓疾苦，所以甚得部屬和百姓的擁戴。在駐守新野時，荊州的豪傑紛紛歸附。公元208年，曹操率領大軍攻打荊州，劉表的兒子劉琮率領軍隊不戰而降，並引曹操前來攻打劉備。麵對強敵，許多部將都勸劉備率軍退避，但他力排眾議，堅持與荊州百姓一同撤退，並親自斷後。由於行動緩慢，終於被曹軍追上，經過長阪坡的一場激戰，才冒死突圍而出。然劉備愛民如子的佳話傳遍大江南北，為他爾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終於成就一番霸業。
唐太宗李世民曆經隋末農民起義的戰爭，親眼看見起義軍用鐵拳砸爛了隋王朝的腐朽統治，這讓他意識到民眾的力量，而有“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深刻體會，並指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脛以自啖，腹飽而身斃”。所以，李世民稱帝後，十分注重人民的休養生息，堅持國以民為本，故輕徭薄賦，使飽受戰亂之苦的老百姓能夠安居樂業。民富終於國強，唐太宗時期出現了“貞觀之治”的太平盛世。
法國波旁王朝在17世紀末曾經十分強大，但由於輕視人民，采取“朕即國家”的獨裁統治，造成國力日漸衰落。1774年，路易十六繼承王位，統治更加腐朽。為了顯示武力，他對鄰國發動戰爭，使國家背上了沉重的財政負擔；同時，還橫征暴斂，榨取人民的錢財來維持宮廷的奢侈生活。1789年，路易十六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被迫召開“三級會議”。會議上，他無視群眾要求改革的強烈願望，拒絕對內外政策作任何變動，隻想增收新稅和籌集款項供自己享樂。這種不顧人民死活的統治原則終於激怒了群眾，“三級會議”演變成人民起義，路易十六也被人民送上了斷頭台。
吳起所提出的教化說，認為統治者應加強教化老百姓，該思想極具現實意義。《管子·權修》說：“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就現代社會的商業活動而言，為提高職員、科技人員、經營者的素質，公司根據經營規劃推行在職訓練是增進其發展的重要謀略之一。公司競爭力的強弱，既取決於公司中的部分人才，又取決於公司的全體員工，因此公司必須落實工作團隊及科技、經營管理人才的培養，以體現“全員培訓、終身育人”的思想，提高公司的整體素質。
日本鬆下彩色顯像管有限公司就十分強調人的作用，總經理提醒各級管理者：“事業的成敗在於人，一個公司在製造產品之前必須先製造人才。”他要求所有高級職員必須將一半精力放在“做人”的工作上：一是培養員工的敬業精神，即實事求是、創新發展、友好合作、光明正大、團結一致、奮發向上、禮貌謙讓、自覺守紀和服務奉獻等十大精神。二是促進與員工的感情融洽，並透過製度加以實施。每逢員工生日、結婚、生子，總經理都會親臨現場贈禮致賀。同時公司也很重視對員工的行為規範教育，頒布了39條《員工行為準則》，而公司嚴格執行製度，以此作為評定員工業績和升遷、獎勵的要項；三是重視員工的在職教育，定期舉行各項的在職訓練，並安排技術人員進修。該公司的這些措施，果然激發了員工的敬業精神，使產量大幅提升，產品合格率達93%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