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在這段論述中，吳起除進一步指出要富國強兵，統治者必須以禮義治理國家和軍隊，施行仁政，以仁信布天下，爭取民心外，同時還強調：作為一個賢明的統治者，必須善於識別人才、選拔人才和重用人才，要以人為本。
國家的“廢興之道”，並不在於“兵強地廣，人殷國富”，關鍵在於“簡募良才”、“得賢之用”。在中國的曆史上，凡是力行“簡募良才”、“得賢之用”的統治者，都能取得成功。例如舜用禹而治洪水、湯用伊尹而放桀、周得太公而殺紂、闔閭用伍員而“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勾踐得範蠡而雪恨、齊桓公得管仲而九合諸侯、劉邦得韓信而敗項羽。這些事實無不證明如能“簡募良才”、“得賢之用”，即可扶危救亡，興國雪恥。
“簡募良才”、“得賢之用”，其一在“得”，其二在“用”。“得”的關鍵在於“識辨”賢才，發現賢才的特長，唯有如此才能做到“知人”；“用”的要樞在於“量才而用”，並把握住用人之道的根本原則——信，舍此而言“善任”，未免有“空談”之嫌。
世間賢才何其多！在人類曆史上不知有多少賢才因生不逢時，終身埋沒於鄉野，躬耕於隴畝之間，老死於窮鄉僻壤之地。隻有那些遇明主而逢時的人得以充分發揮濟世經邦的才能，使天下莫不知其名，慕其容，樂道其事，效法其所為。薑太公雖生於商朝，為商赤子，然而商紂王昏庸無能，不識其賢，以致太公50而為棘津小販，70而在朝歌鼓刀徒中，80而垂釣蹯溪，幾致老死而無所作為，直到90才遇文王而受重用。太公之才並不是到90才具備，而在於不為時用。傳說太公為小販之時，每次做生意都虧本，垂釣卻用直釣，當時一般人都認為他無用到了極點，但文王、武王卻是得薑太公之助，才完成了興周滅紂的大業。
戰國時期藺相如本為趙國宦官繆賢的門人，後得繆賢的推薦出使秦國。藺相如不辱使命，做到了“城入趙則璧入秦”，“城不入”則“完璧歸趙”。“澠池之會”也全賴藺相如才沒有使趙王受辱於秦王。當初要是沒有繆賢的舉薦，藺相如恐難“脫穎而出”。
再說韓信，當其居於淮陰鄉裏之時，遭無賴之徒逼迫，曾忍受“胯下之辱”，而被一般人視為“怯夫”。後得蕭何舉薦，劉邦拜他為大將，在東征西戰的實踐中才顯現其“大將本色”；試想要是沒有蕭何的舉薦，韓信或許將無聞於策。韓愈感慨“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深刻說明如果沒有了“伯樂”，世間縱有“千裏馬”也隻會埋沒其能的道理。
“識辨”賢才，不僅要“識”，還需要“辨”：一則辨忠奸，一則辨所長。有才而用於“正”者則為忠，用於“邪”者則為奸。曆史上一些大奸大惡之徒，其實也算得上是“有才”之人，隻不過其才表現在爭逐個人利益上，而置國家、人民於不顧。例如秦檜，要是他沒有“才”，恐怕不但不能置嶽飛於死地、引金兵於宋室，就是要想接近皇帝都是不可能的事。而宋高宗正是因為不辨忠奸，才會對秦檜言聽計從，以致舉南宋之地、百萬之師向金北麵稱臣。唐玄宗也因不辨忠奸，任用李林甫、楊國忠而招致“安史之亂”，唐王朝因此在藩鎮割據的影響下日漸失勢。再拿楚懷王來說，起初因能重用屈原而被推為諸侯盟主，後疏遠屈原，寵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而“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采取了一連串錯誤的外交政策，不但使楚國實力在與秦的較量中被削弱，就連自己也客死於秦國。由此可見，辨忠奸在用人時有多麼重要！除此，辨賢才之所長也是極重要的。因為能識世間賢才的特長，才會在任用時揚長避短。劉邦算是善識英雄的人了，張良擅長兵法，劉邦就言聽計從；韓信善長作戰，劉邦就拜為大將；蕭何是後援能手，劉邦也任用不疑；酈食其長於辯，劉邦派他為代表遊說於齊，不費一兵一卒就使齊國臣服了。
“得賢”不但要有眼光，還要有恰當的方法。換言之，欲“得賢”既要有求賢若渴的精神，又要有禮賢下士的態度。周文王正是憑著求賢若渴的精神才得薑太公為輔佐；劉備“三顧茅廬”，才請得諸葛亮為軍師。
“得賢”固然重要，但對國家興廢來說，根本之道還在於“用賢”。有賢而不用猶如衣錦夜行，無法顯出賢的作用。項羽手下有謀臣範增，雖然項羽尊之為亞父，但在關鍵時刻卻沒有采納他的謀略。當項羽與秦王朝大將章邯在巨鹿大戰40餘日之後，旋率40萬大軍去攻秦都城鹹陽，但劉邦已先行入關，項羽一怒之下，決定與劉邦決戰，以取得號令天下的地位，此時範增也極力慫恿項羽攻打劉邦，直到項羽聽信項伯之言決定善待劉邦的時候，範增仍派刀斧手四麵埋伏，要在鴻門宴上置劉邦於死地。然而項羽並沒有依範增的謀略處置劉邦，反而讓劉邦逃走了。範增的本事並不亞於張良，但項羽不知道重用他，結果被劉邦所擊敗。宋、金對抗時期，嶽飛原可打敗金兵收複失地。然宋高宗隻圖偏安江南，不思複國，任用奸臣秦檜，使嶽飛屈死風波亭。而南宋的辛棄疾，也有領兵北伐的本事，但宋王朝僅用他來鎮壓農民起義，使得整個南宋王朝一直處於屈膝求和的被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