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齊國發生內亂，公子糾和小白兩兄弟為爭奪王位而互相殘殺。管仲是公子糾的親信，曾射傷過公子小白。後來小白奪得王位，為齊桓公。管仲在齊無法立足，隻得逃到魯國。懾於齊的強大，魯君用囚車將管仲遣送回齊，管仲以為自己必死無疑，但桓公認為管仲有輔佐之才，不僅不計前仇，反而予以重用。於是管仲銳意革新、奮發有為，使齊國成為稱霸一時的強國。
燕國在與齊國的戰事失敗後，國內一片凋零。燕昭王即位後，為重振國威，報仇雪恨，於是先放下身段，用厚禮招聘賢才。昭王去見郭隗，隗說：“君王如真要招賢納才，就從我郭隗開始。像我這樣的人尚且被你重用，更何況超過我的人呢？”昭王聽後，贈予郭隗一座宮室，並拜郭隗為師。昭王誠心誠意納才，使大批懷才抱德之人爭先恐後投奔燕國。樂毅、鄒衍、劇辛等能人，均聚於昭王帳下，燕國因此強盛起來。28年後，燕聯合秦、楚攻齊，稱霸一時的齊國大敗，連齊都臨淄也被攻破了。
魏征原為李建成的親信。建成是皇太子，按理應繼承皇位，但李世民在建唐戰爭中功勳卓著、才智過人，也覬覦皇位。在雙方的明爭暗鬥中，魏征多次勸諫李建成殺掉李世民，以除後患。後來李世民發動兵變，殺李建成、逼父退位後登上皇位。在清算李建成餘黨時，魏征對當年力勸李建成殺掉李世民一事供認不諱，且對李世民出言不遜。但李世民心胸坦蕩，認為魏征敢於直言，是難得的經國之才，不僅不追究昔日怨仇，並對魏征委以重任，寵信有加。魏征不負所望，犯顏直言，多次糾正李世民為政的缺失，對唐朝政治起了積極作用。
“國不乏賢”，但是在選賢任能的過程中，還必須堅持一定的原則。例如，有人認為選拔人才應該“舉賢不避親，薦能不避仇”，這種用人方法或許在特定的時代，特定的時期會有一定的效果，但其是否適用於每一個時期呢？漢朝的用人製度就明顯排斥這種做法。《後漢書·蔡邕傳》中說：“初，朝議以州郡想黨，人情比周，乃製婚姻家之家機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複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
這話的意思就是：本地人不得為本地長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監臨，有血緣關係或者婚姻親屬關係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門或者地區為官。
對於舉賢不避親的危害，古人有很深刻的論述：舉才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及務，奸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治亂，難矣。
如果大家都有襟帶關係，就可能出現作奸犯科卻不能進行懲罰的情況，自然沒有辦法進行管理，更談不上什麼穩定繁榮了。
很多人可能有疑問，你要的不是“賢”嗎？隻要是“賢”，你管他是不是“親”，何必分他是不是“親”。特別是現在，人才難得，為了表明自己對人才的渴求和不拘一格，隻要是人才，都接納，都歡迎。但是，他們沒有意識到，這暫時的人才，卻可能會破壞整個企業的管理製度，擾亂企業的管理環境，最終使得非親非故的人才不願意進來，導致企業破敗了局。
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實行“舉賢避親”，能夠避免企業“家族化”，因為企業在不斷發展過程中，“家族化”存在很多弊端。
如果企業舉賢而不避親，往往使得相互之間的角色模糊。家族成員是企業的員工、總經理等，同時，又是董事長的侄子、總經理的侄女等，公司內部關係非常混亂。
另外，其他員工在與“這些員工”共事時，往往會有很多的“顧慮”，既擔心自己的貢獻得不到認可，同時害怕得罪“這些員工”而導致上司的批評等，這會嚴重打擊其他員工的積極性。這給企業帶來的後果，在短期內或許不是很明顯，但是從長期來看是不利於企業發展的。
更重要的是，由於是“親”，當違反了企業的規章製度的時候，往往有情麵的存在，甚至還有說情的存在，懲罰起來變得非常的艱難，並可能導致製度的失效和管理的混亂，公司的管理摻進了很多非經濟的因素，企業最終不能正常運轉。
民營企業研究專家、清華大學兼職教授俞飛說：“家族化經營帶有一定的封閉性，家族觀念根深蒂固，使得引入優秀人才比較困難。而企業又要發展壯大，急需人才加盟，此時隻有從家族內部挖掘，結果家族中一些資質平平、能力一般的人進入高層。盡管這些人不比其他員工的貢獻大，甚至還要小，他也會因自己的特殊關係而爭權奪利、不幹實事、頤指氣使、自封‘元老’、養尊處優並要獲得超額利益，這對執行企業的管理與激勵機製打擊很大，會嚴重影響到非家族成員的工作積極性，進而影響到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