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的謀略者善於發現與提出問題，並為此而先謀之。
《三國演義》第103回記載：司馬懿與孔明兩軍對峙，司馬懿僅從使者的言談中就發現了問題。懿問曰：“孔明寢食及事之繁簡若何？”使者曰：“丞相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啖之食，日不過數升。”懿顧謂諸將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由於司馬懿料到孔明必不久於世，故令軍隊無論蜀兵如何挑釁都堅守不出，後來孔明果然病死五丈原，蜀軍自行離去，司馬懿這才得以平安班師回洛陽。
唐朝李淵父子及其謀士在隋朝末年就敏銳地看出隋王朝“氣數將盡”，其統治不會長久。房玄齡於開皇時隨父到京，曾私下對父親說：“隋不足保全家國，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正因為善於發現問題點，所以李淵父子私下招兵買馬，早存反隋之心，並定下了奪取天下的謀略。
再如唐初“玄武門政變”後，立有大功的尉遲敬德發現宮府力量（李建成餘黨及其勢力）還在蠢蠢欲動，隨時可能待機而起發動叛亂，因此建議李世民及時采取“使不安者自安”的安撫政策，以穩定人心、控製情勢。
善於發現問題，就可早定謀略，而有助於戰爭的勝利與事業的成功。如果不善於發現與提出問題，就要陷入被動。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雷峰塔倒塌一樣，“磚被人一塊一塊地抽走了，直到有一天轟地一聲倒下了。”等到問題出現甚至發生驟變之後才來謀略，未免太遲了，且往往是謀而無用了。
還有一種情況是，事後謀略並非徒勞無益，所謂“亡羊補牢，猶未晚矣！”隻是大勢已去，一旦錯過最有利的時機，要扭轉局勢就十分困難了。
秦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悟兮，宗廟滅絕”，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在於秦二世沒有及早地發現江山將傾、國之將亡，而依舊沉湎於酒色之中；也沒有發現趙高等一班奸臣“指鹿為馬”地欺騙他，正醞釀趁國勢混亂之際奪權的陰謀，仍然聽信讒言，直到最後國滅身亡，悔之晚矣！
要確定謀略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是什麼？要達到什麼目的？要取得怎樣的效果？如果不清楚目標是什麼，就會抓不住要領，白忙一陣而又茫然不知所措。一旦確立目標，就要圍繞著目標來收集各種情報，既包括有助於解決此問題的資訊、情況，也包括不利於此問題的情報資料。隻有充分地了解狀況，並掌握各種有效的資料、情報，才能為製定正確謀略提供有利的條件。
在軍事鬥爭中，了解敵我雙方的情況是製定正確謀略、克敵製勝的重要因素。
商湯的謀臣伊尹為了探測夏桀的力量，向商湯獻策說：桀的軍力有多大，號召力有多強很難看出，是不是采取抗貢（不給夏桀送貢品）的手段，好看看他有多大的軍力與號召力。商湯接受了伊尹的謀略，第一年不向夏桀進貢，夏桀大怒，調九夷之兵伐湯。伊尹說，桀還有號召力，不宜與戰，趕快賠禮道歉，補送更加優厚的貢品，以息桀怒。第二年商又抗貢，桀更怒，又想調九夷之兵伐湯，但九夷反對連年用兵，不聽調動，最後隻征集了三夷之兵攻打商湯。伊尹又獻策說：桀已經沒有號召力了，三夷之兵戰鬥力也不強，士氣不高，可以對桀作戰了。於是商湯聯合諸侯軍隊，於山西安邑的鳴條誘敵出戰，大敗夏朝，建立了商王朝。
再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原定於1944年6月5日橫渡英吉利海峽，在諾曼底登陸，開辟第二戰場。當時英吉利海峽氣候惡劣，幾乎難以達成此目的。但是盟軍認真地分析氣象資料後，預測在6月6日這段時間內可能會有一段好天氣。於是盟軍將原定時間改為6月6日，在諾曼底強行登陸成功。而德軍就沒有分析到會有一段好天氣，認為壞天氣將一直持續下去，盟軍難以采取龐大的軍事行動，所以軍官開始休假，空中海上的偵察也鬆懈了，幾乎處於毫無戒備狀態，因而給盟軍的突襲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同時，吳起在這裏所表明的謀略思想，也指出在政治與軍事活動中，會遇到各式各樣的矛盾和問題，領導者要學會掌握主要矛盾和問題的所在，一旦這些矛盾與困難獲得解決，其他問題也就能迎刃而解了。這如同杜甫在一首詩中所寫的：“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縣令，上任後卻隻見閭裏蕭條。於是，他找來當地的父老們，問是什麼原因使民間這般疾苦，父老們答說是因為河伯娶婦所造成。原來漳河流經鄴縣，傳聞漳河之神河伯愛好美女，若每年給河伯娶一新婦，可保風調雨順，年豐歲稔，否則，河神一怒，必致河水泛濫，漂溺人家。
然而，事實是這一帶經常鬧天災，當地一幫巫婆串通土豪、衙役，借口為河伯娶婦，向民間賦稅幾百萬，以中飽私囊。更有甚者，每當初春時候，這幫人就到處去尋訪女子，一見到有幾分姿色的，便說此女可做河伯夫人，有錢的人家還可以通融，沒錢的就隻得將女兒交出來。到了河伯娶婦的那一天，將女子打扮一番，放在一條草墊上投入河中，漂流一會兒便自行沉下去做“河伯夫人”了。因此緣故，凡有女孩的人家便紛紛遷徙逃避，這裏的人也就越來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