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武帝鹹寧五年（公元279年），晉集六路大軍展開滅吳之戰。公元280年正月，各兵馬朝向預定目標進擊。三月，吳軍主力在板橋遭王渾部屬孫疇及周浚大軍襲擊，大敗。王渾進臨大江，等待順流而下的王浚水軍。揚州別駕何惲向揚州剌吏周浚建議：“吳軍主力已滅，吳國朝野莫不震懾。如今王浚已克武昌（今湖北省鄂城縣），正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吳國眼看就要滅亡，我們應當急速引兵渡江，直取建業（今江蘇省南京市）。”周浚認為很有道理，便要他親去麵見王渾。何惲說：“王渾諳於事機，隻想謹慎從事以免過失，不會同意我們的主張。”但周浚堅持要他去向王渾建議。一見王渾，王渾果然說：“陛下隻命我屯守江北以抗吳軍，沒讓我隨便冒進。你們揚州的兵馬雖然善戰，能夠獨自掃平江東嗎？我若速命進軍建業，即使獲勝也沒功勞；如若不勝，罪過就大了。況且陛下已明諭王浚之軍歸我節製，你們隻管準備船隻，等王浚來到一同過江。”何惲又說：“王浚克萬裏之寇，怎會以赫赫戰功來受你節製呢？而且你身為上將軍，應當見可而進，何必處處等待詔命呢？你這樣做，大家都會不滿的。”王渾仍未動心，堅持大軍屯於江北。
王浚自武昌順流而東，前往建業。王浚舟師過三山（今南京西南）時，吳主孫皓正山窮水盡。此時，孫皓采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衝之計，分送降書給王渾、王浚、司馬等各一份，企圖使3人爭功，引起晉軍內亂。此時晉軍除王浚外，王渾、司馬等均在江北岸。王渾在接到降書後，曾要王浚過來商議。王浚則借口“風利，不得泊舟”，催軍直指建業。3月15日，吳主孫皓被迫到王浚軍門請降，割據江東57年之久的孫吳政權滅亡。
“見可而進”的“可”，是建立在對全局分析的基礎之上，而非局部的“可”與“不可”。有時，從局部看可以進擊，但此時進擊若不利於全局，就不可進。因此，指揮者要做到“見可而進”，必須對全局有正確的分析和判斷。
吳起提出的“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還表明：在軍事行動中，若繼續前進有可能導致對自己不利的結局或使戰局發生逆轉時，就應停止進攻或迅速撤退。
曹操平定漢中後，沒有被勝利衝昏頭，他力排眾議，拒絕率軍急進西川，這充分顯示曹操適可而止的戰略眼光。《三國演義》中說：曹操攻下了張魯的老巢南郡以後，謀士們紛紛進言，勸曹操乘勝進兵，直取益州。主簿司馬懿說：“劉備以詐力取劉璋，蜀人尚未歸心。今主公已得漢中，益州震動。可速進兵攻之，勢必瓦解。智者貴於乘時，時不可失也。”謀士劉曄也說：“司馬仲達之言是也。若少遲緩，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張等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守關隘，不可犯矣。”曹操拒絕了，他說：“人苦不知足，既得隴，複望蜀。”一直按兵不動。曹操及時控製取勝後的激情，適可而止，見好即收，這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事物在發展變化中都有一個度量臨界線，超過這個“度”，事物就要發生質變。軍事鬥爭也不例外，在有利條件下進攻，本來是一個主控的行動，但進攻到何種程度，不僅會受到敵我雙方力量的製約，同時也受到整個戰略態勢的影響。對此如果不能宏觀地認識問題，卻在超出自己力量的限度下繼續進兵，主控權就會移轉到敵方陣地，有利的情勢也將反演為不利的局麵。
《三國演義》記載：劉備為報關羽之仇，倉促發起伐吳之戰，確實是缺乏審時度勢的錯誤之舉。但從戰役的發展過程來看，劉備在猇亭之戰初期，憑借優勢兵力和有利地勢，以及在複仇雪恥思想指導下一時激起的士氣，攻城奪地，連戰皆捷，無論從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都爭取到了不少主控權。此時東吳被迫再次提出議和，願將範疆、張達二人“並張飛首級”一齊送還；另外“交與荊州，送歸夫人，再會前情，共圖滅魏”。當時劉備頭腦如果清醒，應趁此機會停止進攻，坐下來與東吳談判，同時以軍事力量威懾東吳，配合“伐交”，就有可能在一定範圍內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恢複孫、劉聯盟的戰略態勢。可惜劉備未能“適可而止”，被初戰勝利衝昏了頭，加上家恨私仇，使他不能正確地認識形勢和自我控製，堅持率軍長驅直入，企圖一舉滅吳。結果，他的大軍攻到猇亭已成強弩之末，滅吳的目的不但沒有達到，反而被東吳一把火燒了個精光，留下千古遺恨。
從史例看，適可而止，是軍事統帥在處於主控地位時，應十分注意的問題。
五觀敵之外，以知其內
【原文】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
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匈匈，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注釋】
外：現象、征候。
內：指實際情況。
止：終止，引申為目的、意圖。
諸侯未會：諸侯，西周、春秋時分封的各國君主，在其封疆內，世代掌握統治大權。規定要服從王命，定期朝貢述職。同時有出軍賦與服役的義務，周天子可以征調諸侯的軍隊隨他出征。諸侯未會，即各路軍隊尚未到齊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