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卒能問焉而觀其知。他是否有智慧，在倉促和緊迫的情況下突然地詢問他，就會發現其智慧體現的真實水平。“卒能問焉而觀其知”，指在匆忙和倉促的情況下突然詢問他，看他的智慧如何。這是一種識人的方法。在應急情況下，料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如何處理好這突如其來的事情，通常的人往往是束手無策，處於無可奈何的狀態。而對於智商高、反映靈敏的人來說，即便遇到料想不到的問題像槍炮地向他撲來，他也會從容不迫，遇險不驚、有條不紊地給以恰如其分的回答。
當在毫無任何準備的情況下，麵對突然提出的問題，要想做出令人滿意的回答，或對答如流地將問題一一作出相應的回答，這種智慧一般的人難以做到。隻有學識十分豐富、經驗十分成熱、智商較高、天資十分聰明、反應能力比較靈敏的人才能做到。尤其是當今世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在時代發展如此迅速的信息社會中，事物發展的迅速性，更需要思維敏捷的人才，解決和回答現實中許多迫切需要立即解決而仍未解決的一係列新情況、新問題。要識別這樣的人才，應“卒能問焉而觀其知”，事實證明，這是明智之舉。
第五、急與之期而觀其信。他是否守信，在事態緊迫的情況下求其幫助、和其相約，就會在其赴約或不赴約中得以驗證。“急與之期而觀其信”，是莊子提出的一種識人方法。其意思是，在緊迫的情況下和他相約，看他是否守信。“信”，是為人之道。常言道：言必行，行必果，果必真。“信”，就是要守信承諾，說到做到。其實，這也是做人的一頂基本要求。
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就是指一個人如果缺乏誠信，那麼他就難以得到正麵的評價。由此可見，堅持守信對做人是多麼重要。
在現實生活中，“信”往往是不容易做到的。有的人對下屬、朋友、同事許下諾言，可是過一陣子就忘了。何況“急與之期而觀其信”，這樣的守信就更不容易做到了。所以，“急與之期而觀共信”作為識人的一種方法就更難能可貴了。
考察一個人的途徑有很多，方法也很多，但是考察一個人應該首先考察他的“信”。守信的人自然會得到大多數人良好評價，反之，就會受到詆毀和抨擊。
第六、委之以財而觀其仁。他是否仁義，將錢財托付其管理和使用，通過觀察其對錢財的態度和對錢財的運用，就能得出結論。“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即指在考察識別人才時，通過托付給被考察對象以錢財來觀察他的廉潔情況如何。愛財如命，見錢眼開的人絕不會是廉潔奉公的。相反，隻要是真正的廉潔奉公的人，絕不會損公肥私去爭不義之財。
貪為私動，賄隨權集。對錢財看得太重的人，往往會想盡一切辦法去拉攏賄賂一些有權有勢的人來做他們的保護傘和搖錢樹。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用錢財來賄賂別人是不是仁者，就是看他對錢財采取什麼樣的態度。為私而貪者為不仁，為公而見錢廉潔者為仁者。廉潔的人不追求不應有的財物。所以，古人雲：“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即指官吏廉潔奉公，就是老百姓的表率；官吏貪贓枉法，就是殘害老百姓的強盜。縱觀古今中外仁者，他們共同的優點就是不貪不義之財。
貪夫徇財，其害無窮。明代有位官員，因貪贓受賄，事發後跳井自殺。朱元璋聽到此事後對群臣說：“彼知利之好，而不知利之害，徒知愛利，而不知愛身，人之愚孰有甚於此？”他進一步發揮說：“君子聞義則喜，見利則恥，小人見利則喜，聞義則不從，是故君子舍生取義，小人則舍生為利，所為相反。今其人死不足恤。”禮部尚書就此議論說：“其事可為世之貪汙者戒。”
第七、告之以危而觀其節。他是否有氣節，當危難來臨時讓其處置，就會檢驗出他的節操。“告之以危而觀其節”，就是指在識人時，告訴危難的情況讓他處置，從他處理危難的情況來觀察其節操。節操，既指氣節情操，就是一個人在關鍵時刻和重大原則問題上表現出來的立場和道德方麵的堅定性。
古人講得好：“將受命之日剛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抱鼓之急則忘其身。”表現在人生道德情操方麵，就是思想情感的正義性——勇於堅持真理，凜然伸張正義，絕不獻媚爭寵，始終正大光明，保持高風亮節，珍重國格人格。
範仲淹曾以直言而遭三貶，三起三落都不改其誌，他為國為民，敢言敢諫，始終如一。他先憂後樂的精神，仁人誌士的節操，對時人後人的影響都很大。這些有氣節的人大都是敢於直言不諱，從而得罪了當權者，他們往往是以細故而被否認其大節，因而“不幸陷於吏議”，且這些正直之士，大多是有真才實學者，他們被降職不用，實是國家的損失。因此，範仲淹在他身為邊帥掌握實權時，力之所及，任用他們為國效力。也使賢才不致埋沒成為廢人。如他重用的孫盛敏，才勇過人，議論剛直，三知慶州，人服其能，曾與狄青共率兵破平依智高。而騰達道這人有文武全才，曾被貶低，範仲淹素重其人而重用之。事實也證明，範仲淹善於知賢才，他任邊帥期間因重用有氣節的人，邊城無虞，西夏不敢入侵；而經他薦拔的大批學者，為宋代學術鼎盛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