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賞罰嚴明，對於治軍來說十分重要。但是如果要比較一下賞與罰二者誰是更為根本和重要的東西，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回答，或說二者不可偏廢，不能計較主次。但吳起卻不這樣看。他認為嚴刑並不是治軍打仗取得勝利的可靠保證，明賞比起嚴刑來說，更具有激勵士氣的作用。
曆史上秦始皇最講嚴刑，他治軍治國治民，都變本加厲地接受了法家刻薄寡恩的那一套哲學，推行極為嚴密和苛峻的法令。結果怎樣呢？正如老子所說：“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即一個社會法令越多，犯法的人就越多，法令規定越繁，漏洞也就越大，也越有人會起來造反。漢高祖一攻入鹹陽，把秦始皇的法令全部廢除，和百姓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很簡單的三條，卻使百姓既獲得安全、保障，也獲得自由，所以都擁護劉邦的政權。
嚴刑意味著統治、要求、權利；明賞意味著恩澤、給予、義務。嚴刑可以迫使人們不得不這樣去做，但也可能因此造成人們的不滿、憤怒，甚至反抗；明賞卻可以促使人們心甘情願為之效命，而且唯恐報效不力。在嚴刑的威懾之下，即使有不做壞事的人，未必有爭做好事的人；在明賞的激勵之下，雖然也可能有做壞事的人，但卻有更多爭做好事的人。
當然，治軍也不能隻賞不罰，關鍵還是在於無論賞與罰都要公正，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令不煩而威震天下”。諸葛亮治兵，就非常重視以“法”治軍。《三國誌·諸葛亮傳》中說，諸葛亮在軍中“賞罰肅而號令明”。馬謖是他很器重的將領，第一次北伐時，馬謖作為前鋒，違背了諸葛亮的布署，導致街亭失守，諸葛亮揮淚斬之。同時，諸葛亮認為自己用人不當，也有責任，上疏自貶三級。而偏將王平，在街亭失敗後，能遵守法度，收容馬謖的敗卒，抗擊曹爽的追兵，安然退兵，立了功勞，諸葛亮破格提拔他為討寇將軍。
罰與賞，是將帥治軍所必須采用的重要手段，兩者相輔相成。獎勵戰功、賞罰嚴明，是曆代兵家重要的治軍思想。這一個治軍思想，引至企業經營中，具有同等的效力。著名的企業家都有自己的一套賞罰手段。作為一個經營者必須合理有效地運用賞罰這個工具，使團體紀律嚴明，提高工作效益。但如上所說，實施賞罰，必須注意公正合理，並注意其方式方法。
賞罰要合乎情理。情理者，眾人之聲也。意即，要獎勵的人必須是“有功”的，是多數人所喜愛、佩服的，有實際功績的；而要懲罰的人也必須是有實際劣績的；善惡分明，功過分清，才能嚴明賞罰；或賞或罰，都需要先把道理講清，使大家知道受賞受罰的原因，就會使眾人甘心領受而不會產生怨恨之心。諸葛亮在斬馬謖後，親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思若生平，蜀軍將士為之感動。陳壽在《三國誌》上評論說：“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賞罰要講究方式方法，才能收到預想的效果。日本桑得利公司老板島井信治郎的獎勵方法頗值得玩味。公司賺錢時，信治郎總是將功勞歸於員工，並加發獎金，獎金之豐厚，常常出乎員工們的意料，有時發獎金還一個個把員工叫到辦公室發，而且常常在員工要退出時，叫道：“稍等一下，這是給你母親的禮物。”待他要出去時，又說：“這是給你太太的禮物。”這樣，員工當然會大受感動。當然，獎與罰不隻表現在獎金上，在此隻是舉例而已。
另外，賞罰還要及時，隻有及時，才能鼓勵先進，給予落後者警戒，激發積極性。那種待問題發生後再來“算總帳”的做法，非但不能殺一儆百，反而經常會激起民怨，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
“罰不避親，刑不畏貴”，隻有如此法才有權威性，令才有號召力。實施懲罰，不要以公司經營者一己之喜怒來決定。在公司內部實施懲罰，有降級、減薪、辭退等方式，但要慣用。在罰的標準上，亦要謹慎從之。而賞賜要不避怨仇，並做到適時、適當，才能達到目的。否則，賞之過濫，無功受祿，獎賞的這一手段，就要背離它原來的目的了。
將帥實施賞罰，常常根據不同的情況而定。例如對於常打勝仗的英雄部隊，用語言刺激一下部隊的自尊心，也是一種巧妙的“罰”。例如拿破侖的激將法就是如此。在一次作戰中，他的兩個屢立戰功的團隊，因士兵意誌動搖而失守陣地。拿破侖用悲傷和憤怒的聲調斥責說，你們不應該在慌亂中放棄自己的堅固陣地，並命令身邊的參謀長在這兩個團的軍旗上寫上一句不祥的話：“他們不再屬於法蘭西軍了。”士兵們受到如此斥責，羞愧難當，哭著懇求這位將軍再考驗一下他們的勇氣。拿破侖於是答應了他們的要求。果然，他們在此後的戰鬥中英勇殺敵，終於把一切汙點從他們的團旗上洗刷幹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