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一個國家的經濟史，要說到這個國家的工業發展、技術水平、管理水平、勞動生產率以及農業、商業、外貿等。至於要說到某個工廠某個銀行如何修建起來的，某個工廠廠長的個人生活變遷如何，寫起來就得一百卷本，甚至一百卷本也不寫這些，普通的經濟史不需要這樣寫。寫經濟史隻能以經濟發展的實際成果和變化為對象。當然經濟史的作家可以因個人的興趣、目的、表現方法的差別，使作品有所不同，但不管怎樣總是以經濟發展的實際成果和變化為研究對象。經濟史不是經濟學說史或政府的經濟政策史，如果一些言談夠不上經濟學說或經濟政策，那就連經濟學說史或經濟政策史也列不進了。
文學史同樣要以文學作品為對象。文學作品指在社會上發表過並得到社會上的一定評價的文學作品。如果隻有手稿，沒有發表過，沒有發生過社會影響，就不能成為文學史的對象。文學史家講到這個作家時隻能在注解說明聽說他還有什麼手稿。
文學史免不了涉及作家的曆史。但文學史不能成為作家的傳記集，不是每個作家的活動史。例如托爾斯泰一生有很多活動，他除了文學活動外，還有宗教、教育等活動，晚年還主持過“烏托邦”式的活動，這都是他的傳記材料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一般的俄國文學史就不詳細講托爾斯泰文學創作以外的其他活動。我們不能認為文學史不寫這些是錯的。相反，這是對的。又如蕭伯納和威爾斯晚年都投過英國共產黨的票。這在英國文學史上就難寫。共產主義文學史家可能要寫一筆，別的文學史家就不大會寫。因為這不是文學活動，也沒有影響到他們的文學著作。
同樣，在法國，左拉曾經在“德萊菲斯事件”中挺身出來反抗反動政治。這事對左拉生平很有意義，在文學史上需要寫幾句，但也不能花費很多篇幅評論這些事，文學史主要還是要講他的作品。又如羅曼·羅蘭和巴比塞在歐戰結束後的爭論當時很有意義，引人注意。但爭的不是文藝問題。這種情況在文學史中如需要提到，也不能成為重要的題目。
一個作家，他的遭遇不管如何叫人同情，但如沒有值得一提的作品，在文學史上便沒有地位。魯迅說的“空頭文學家”，那總還是寫了幾篇文章的，但畢竟擺脫不了空頭文學家的地位，不管他曾在文壇上如何登龍，如何大鬧天宮，總不能寫進文學史，寫了便成為穢史。文學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必須與他的文學著作成果（包括量與質）成比例，不能與別的任何東西成比例。把不應該注意的事情列到文學史中去，文學史便會失去它的品格。
以上說的是作家個人的情況。對於整個文學也是如此。兩次世界大戰對各國文學影響很大，但是文學史所關心的還是兩次戰爭期間出了哪些作品，或關於兩次戰爭出了哪些作品，而不能多說戰爭對於各個作家產生的個人生活上的影響。作家對於戰爭的態度，如果不是表現於作品並且是重要的作品，那文學史也就不大會寫。事實上我們盡管當時很注意，事後也就很少理會了。豪普特曼和佛郎士歐戰時都擁護過本國的政策，現在我們難道能根據這一點來評定他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