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14日，上海牙膏廠黨委按照退休老工人胡阿素的遺囑，把她生前積蓄的價值一萬多元的金條、首飾和人民幣，全部獻給國家。人們稱頌她留下了一顆金子般的心。
胡阿素，出身在浙江寧波沿海一個漁民的家裏，幼年靠打漁織網為生。抗戰前，她隨丈夫來到上海當了蚊香女工。後來，抗日戰爭爆發了，工廠倒閉了，胡阿素的丈夫也失業了，她唯一的兒子患上了肺病。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擔都落到了她的肩上。她就像中國許許多多勞動婦女一樣，用她勤勞節儉賢惠的美德，承擔著生活的重擔。她沒死沒活地幹，每天從事著12小時的工作，連吃飯也不停。每天吃飯，她總是帶上一小袋米粉，忙裏偷閑地吃上一口。但是，盡管她這樣拚命地幹，還是不能養活一家。沒有多少日子她的兒子病死了。她的丈夫在生活的煎熬下死去了。
新中國成立了，胡阿素也開始了新的生活。中國勞動人民勤勞節儉的美德和長期的窮困生活，使胡阿素養成了節儉的習慣。她孤身一人，開始有了積蓄。1955年，她光榮退休了，國家每月給她4023元退休工資，並享受勞保待遇。她的生活安定了。這個苦了半輩子的女工，從心底裏感謝黨，感謝新社會。她退休後，有的人勸她該享享福了，吃點兒、穿點兒，別再苦自己了。但她不這樣想，她總是對別人說：“我有了今天，都是黨和毛主席給的，我現在的生活，要比舊社會好得多了，我現在很滿足了。我現在用的錢都是國家給的，我要盡量節約，將來把多餘的錢獻給國家。”
她把富日子當窮日子過，生活儉樸到令人難以相信的地步。她那間八平方米的小屋裏的東西是那樣的簡陋，牆角裏放著幾隻板箱，糊在板箱上的紙，由於年代的久遠，已經黃得發紅。緊靠著板箱的是一隻舊得發黑的被櫃，窗下放著一張小方桌，地板中央放著一把用各種繩線修補過的破藤椅，床上的被褥都是補丁疊補丁的。無論是誰，見到這一情景都是很難想象，擁有這一切的主人，同時擁有著萬元財款。和胡阿素住在一起的鄰居們都說：“她真是不舍得吃、不舍得穿、不舍得用。”她住的房間牆上糊的紙因年久脫落，有的同誌想幫她重新糊一下，當她知道要花好幾元錢時，就婉言謝絕了。她平時不大舍得吃葷菜，經常買些便宜的蔬菜吃，衣服不舍得買新的穿，總是縫縫補補將就著穿。她一生沒有穿過尼龍襪，總是穿線襪，破了就補補再穿。1979年夏天，胡阿素中暑了，別人勸她買一台電扇，她不同意，經過多次勸說，才由廠工會主席幫她買了一台舊電扇。但用了幾次，她覺得耗電太多，又不舍得用了。前些年，她身體比較好的時候，吃水連自來水都不舍得用，大多都是用井水。她去世後，人們在她遺物中發現廠裏五十年代發給工人的防護用品三星牌蚊香，剪刀牌肥皂，都還沒有用完。
對於胡阿素的這些做法，有些人感到不理解，說她是“守財奴”、“吝嗇鬼”。但是，她心中早就有了主意。1971年，她得知自己患了癌症，想到自己的有生之年已經不多了，便請了工會主席及弄代表，委托他們代筆，立下了遺囑。她的遺囑是這樣寫的：“我在舊社會受的苦是訴不盡的，我現在（能）過（上）這樣好的生活，心滿意足了。毛主席比自己親人還親，我現在吃用都是國家給的，我多用一點是國家的損失，所以，我盡量省吃儉用，積蓄一點錢，放在銀行裏，到我死後為止，有多少全部交給國家，任何人不得拿。”至此，她過日子更是克勤克儉，把個人的開支壓縮到了最低的限度。這樣，她每月都有相當數量的錢存入銀行。
1981年1月，她的病情加重了，她預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便把當年和自己一起做過工的小姐妹，共居多年的老鄰居和自己的外甥都叫到病床前，把自己一生的積蓄交待給大家。當人們打開箱子一看，都驚呆了，裏麵齊嶄嶄地放著一疊疊十元錢，一張張存折，一件件金飾品，價值一萬餘元。這些和她共過患難的小姐妹們流下了眼淚。大家知道，胡阿素要積蓄這些錢是多麼不容易，是一點一點從牙齒縫裏摳出來的。這是她一生的心血啊！胡阿素拉著小姐妹的手說：“這是我的積蓄，金子是我省吃儉用在解放初期買的，現在都交給國家！”有個小姐妹問他，你外甥待你這麼好，你是不是留些錢給他，胡阿素老媽媽眼睛閉了閉，想了一下說：“我遺囑都寫明了”。
胡阿素這個一字不識的老工人，一個普普通通的勞動婦女，說不出什麼大道理，但她憑著樸素的階級感情，用她認為最簡單易行，切實有效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黨對社會主義的無比熱愛。當年，她不能為她唯一的愛子治病的時候，她沒有想到將來會有這麼多錢，現在有了這麼多錢，她首先卻想到了國家。從胡阿素的身上，我們看到了老一代工人階級對黨、對社會主義祖國的赤誠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