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很多地方都說過，在清人所分的三門學問義理、辭章、考據中，我最不擅長、最不喜歡的是義理，大體上相當於今天的所謂哲學。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不多的，我隻不過覺得義理這玩意兒太玄秘、太抽象，恍兮惚兮，其中無象，頗有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味道。為稟賦所限，我喜歡能摸得著看得見的實打實的東西，那種有1000個哲學家就有1000條真理的情況，我的腦筋跟不上。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我到了耄耋之年，竟然“老年忽發少年狂”，侈談起了東方文化，談起了東西方文化的同與異。實際上，這都是屬於義理的範疇的東西，為我以前所不敢談、所不願談者。個中原因，頗有可得而言之者。
我雖然專門從事語言考證以及文化交流的研究工作，但必然會與文化現象有所接觸。久而久之，我逐漸隱約感到東方文化確有其特點，東西文化確有其差異之處。適在這時，我讀到了錢賓四（穆）先生的生平最後的一篇文章，我頓有所悟，立即寫成了一篇文章《“天人合一”新解》，就發表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3年創刊號上。這篇頓悟之作，頗受到學術界（中外皆有）的關注。同時我又進一步閱讀和思考，又寫成了《關於“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這時我對東西文化不同之處認得更具體更深入了，而閱讀的結果也越來越多地證實了自己的想法。例子太多，不能多舉。我隻舉兩個，以概其餘。一個是古代的而且是外國的，這就是法國學者（原伊朗裔）阿裏·瑪紮海裏的《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這裏麵講到，在伊斯蘭運動初期，在阿拉伯和波斯（今伊朗）一帶，流傳著一種說法：希臘人有一隻眼睛，而中國人則有兩隻眼睛。希臘人隻有理論，而中國人有技術。
中國人有技術，此話不假。但如果說中國沒有理論，則不符事實。這且不去講它。古希臘可以說是西方文化的代表，而中國則是東方文化的代表。阿拉伯和波斯一帶的人，在那樣早的時候，就已經看出了東西文化的差異，真不能不令人欽佩其遠見卓識。
另一個例子是當前中國的。大數學家吳文俊教授在他為《九章算術》所寫的序中提到，在數學方麵，中西是頗有不同的。西方古代從公理出發，而中國數學則從問題出發。連在自然科學的基礎的數學上，中西都有差異，遑論其他！我們不能不佩服吳文俊先生的遠見卓識。
上麵兩個例子，一個是古代外國的，一個是當前中國自然科學的。這樣兩個例子都與我們今天的東西文化的討論或者爭論似無關聯，然而結論卻如此一致，你能說這是偶然的巧合嗎？這豈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其他真正與文化或中西文化有關的言論，比比皆是。中國有，外國也有。而且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關中西文化的大辯論是有過多次的；雖然都沒有得到完全一致的結論，但中西文化之有差異，則係不容否定之事實。剩下的問題就是“中西文化之差異究竟何在”這一個關鍵問題了。
上麵敘述的過程，在不知不覺中，對我起了作用。它逐漸把我從搞考據的輕車熟路上吸引了出來，走到另一條以前絕對想不到的侈談義理之術的道路上來。俗話說：“一瓶子醋不響，半瓶子醋晃蕩。”在義理之學方麵，我是一個“半瓶醋”，這是絲毫也無可懷疑的，但是我有一個好胡思亂想的天性，是優點？是缺點？姑置不論。反正我的“亂想”現在就一變而為“亂響”了。
我想到的問題很多。這幾年在許多文章中和座談會上，我都講到過。
約略言之，可以有以下諸端，性質不同，但都與東西文化有某些關聯。第一，漢語語法的研究必須改弦更張。第二，《中國通史》必須重寫。第三，《中國文學史》必須重寫。第四，中國文藝理論必須使用中國固有的術語，采用同西方不同的判斷方法，這樣才能在國際學壇上發出聲音。第五，中國美學研究必須根本“轉型”。第六，我認為，西方的基本思維模式是分析的，而中國或其他東方國家的則是綜合的。第七，西方處理人與大自然的關係的“征服”手段是錯誤的，中國的“天人合一”的觀點是正確的。第八，西方的科學技術，在給世界人民謀福利的同時，產生了眾多的弊端甚至災害。現在如仍不懸崖勒馬，則人類生存的前途必受到威脅。第九，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係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一些還僅僅隻能算是誇誇大者。你看，這些重重怪論，累累奇思，怎能不引起人們的關注？我這個“半瓶醋”豈非過分狂妄不自量力了嗎？我絕無意嘩眾取寵，我多年的胡思亂想讓我不得不爾。不管別人如何駭怪，我則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