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誌：
此件請閱。請考慮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印發政治局同誌，並在政治局討論一次。
毛澤東
1975.9.3
9月23日至10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農村工作座談會，討論的主要問題就是陳永貴8月14日提出的建議。
在農村工作座談會上，隻有個別人讚成陳永貴的意見，主張從現在開始就分期分批地把核算單位從生產小隊過渡到生產大隊。譚啟龍（中共浙江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等大多數與會同誌不同意這樣做。有的同誌指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毛主席講過至少三十年不變，已經深入人心。如果向大隊核算過渡這件事一股風吹下去，對群眾生產、分配會產生不利影響。有的同誌認為，現在最好不要一下大量地改變核算單位，這樣容易引起波動，也鞏固不下來。說是要分期分批，但實際上人們怕會被說成右傾，一哄而起，不可能分期分批。即使分期分批，搞上幾年，沒有實行大隊核算的生產隊也會觀望，積累也不會搞了，農田基本建設也不搞了，吃光分光。此事隻能搞試點，寧可把準備時間拖長一些。座談會於10月8日寫出《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討論意見（送審稿）》，上報毛澤東。關於所有製問題，在提出“從現在起，可以考慮大體上在今後五年或者稍長一點時間內，基本上過渡到大隊核算”的同時，對完成過渡的實施方案，列出了座談會上的不同意見：“用三年或者稍長一點時間，集中做好準備，使條件更加成熟，並認真總結已有大隊核算單位的經驗，然後在一兩年內分期分批完成。”報告反映的座談會上這種意見，是在當時條件下用拖延來進行抵製的一種辦法。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保持了比較清醒的頭腦，他考慮了不同意見，沒有批發這個文件。雖然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仍然有一些地方搞向大隊核算過渡，但終究沒有形成規模和勢頭。這就穩定了農村經濟政策，避免了“左”的幹擾可能帶來的對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破壞。
四、穩定糧食收購價格
在學習理論的過程中，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八軍政治部幹事白雲濤於1975年5月22日給毛澤東寫信，建議變更糧食收購價格，區別不同的生產條件，采取不同的收購價格。
白雲濤在信中說，目前國家在對集體所有製征購同種類糧穀時，沒有完全考慮到自然條件和勞動生產率等等不同的情況，一律按同一價格收購，這是屬於形式上的平等而實際上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它是造成我國農業發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我設想，國家目前實行的同一征購價格，能否加以變更，即實行按自然條件好與差的情況和勞動生產率高低程度，采取不同種類的征購價格，條件好的適當低些，條件差的適當高些。調整價格後，一方麵可以促進農業生產的全麵發展，另一方麵也有利於縮小農村社、隊之間的差別和工農、城鄉之間的差別，加速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的步伐。同時，還可以從經濟上限製小生產者的產生和發展。
毛澤東雖然從思想、理論上指明對資產階級法權、對小生產要加以限製，但是在政策上、行動上比較謹慎。他吸取了過去“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一平二調”錯誤的教訓，認識到糧食價格問題的複雜性和重要性，要求進行調查研究和試點以後再說。毛澤東在5月25日寫了以下批語：
此件印發中央各同誌研究。
此事辦起來甚複雜，應在幾個公社試點。富隊可能不高興。富隊裏也有貧戶，貧隊裏也有富戶。看看結果如何再說。
請先念主持辦理。
毛澤東
1975.5.25
李先念根據毛澤東的批示精神，即組織國務院調查組到山西、河北等地調查。9月份又聽取調查組的彙報，並召開幾次座談會討論研究。在9月召開的農村工作座談會上，毛澤東5月25日的批語和白雲濤5月22日的來信也作為會議文件印發。經過調查研究、座談討論，國務院調查組向毛澤東並中共中央寫出了報告。報告中說，白雲濤同誌建議的區別窮隊與富隊實行兩種收購價格，實際上不可行。因為富隊拚命生產但價格低，窮隊生產未搞好反而價格高，會挫傷農民的積極性，政治上造成農民之間的對立。而且形成窮隊與富隊的原因，不完全是由於自然條件不同，與人們的主觀努力也有很大關係。生產條件是可以改變的，如果對不同生產隊生產的農產品實行兩種價格，實際上是“鞭打快牛”，在具體工作上也難以操作，因為商品可以在隊與隊之間流動，國家的收購站是難以區別對待的。
1975年整頓中采取的放寬和穩定的農村政策，對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推動和促進的作用。1975年夏季，河南、安徽等省遭特大洪水，但全國農業還是取得了豐收。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4.6%；糧食產量達到28452萬噸，比上年增長3.4%，創曆史最高水平。糧食畝產上《綱要》的省市達到9個（上海、北京、浙江、廣東、天津、江蘇、湖南、遼寧、山東），曆史上多災低產的山西、陝西、甘肅、寧夏、青海、西藏等省區及工業比較集中的遼寧，繼河北、山東、河南之後，也實現了糧食基本自給。這些巨大成績的取得，同1975年放寬和穩定農村政策是密切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