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出、整頓與分歧
三聯生活周刊：“文革”中鄧小平被打倒，下放江西勞動。他對於“文革”的反思以及對未來國家發展的規劃是何時開始的？
程中原：我想他從作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派”被批鬥時候就開始反思了。在“文革”中受衝擊的絕大多數人都會想——這個運動到底對不對？因為他們的自我評價和運動中對自己的評價，反差太大了。這個反思是個很長的過程。
三聯生活周刊：1972年鄧小平回到北京，1973年恢複工作。周恩來總理當時已經病重。他複出的契機是因為周恩來身體的原因嗎？
程中原：鄧小平“文革”中的複出，跟周恩來的身體不好是有關係，但這並不是直接原因。
在“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意識到，原來他信任的人不行，被他打下去的倒還有價值。所以他讓大幹部都要寫材料，揭發林彪，鄧小平也要寫。通過考察鄧小平，毛澤東認識到，可以再度起用鄧小平——從曆史上看，鄧小平是“毛派頭子”，因為當時擁護毛澤東他曾在中央蘇區挨整；他沒有曆史問題；打仗得力，有戰功；去莫斯科談判沒有屈服於蘇修。因此要安排他出來工作。但是毛澤東說了話以後，又耽擱了七八個月，他才出來。阻力在於江青和“四人幫”。
紀登奎、汪東興是當時專案組的負責人，很大程度影響中央高級幹部的政治生命。為什麼毛主席發了話，他們還遲遲沒有落實呢？我估計是私下交換意見，看各方麵的風向。後來周恩來借著毛主席批示譚震林應該安排工作的機會，很巧妙地在中間傳話，主席批示譚震林要安排工作，那麼鄧小平也要恢複工作。於是紀登奎、汪東興提出鄧小平仍擔任副總理。1973年2月，鄧小平一家回到了北京，兩個月後，他在歡迎西哈努克親王的宴會上公開露麵。
三聯生活周刊：鄧小平複出後，便主持了1975年的整頓，恢複經濟和社會秩序。在鐵路、鋼鐵、軍隊、文藝、科技、教育以及地方等領域做了很多工作。“整頓”開展的背景是什麼？
程中原：當時“文革”已經進行了七八年，社會混亂，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1974年全國都沒有完成生產計劃，主要工農業產品，除原油、糧食增長外，其他全部減產。外貿逆差13.4億元，全年財政赤字7.7億元。“文化大革命”把中國帶進了死胡同。
鄧小平複出後，毛澤東希望他能結束混亂局麵，“文化大革命”要收場。從1974年8月到1975年1月，毛澤東先後做出了“三項指示”——安定團結、學習理論反修防修、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但毛澤東本人並沒有把這三項指示聯係在一起，是鄧小平巧妙地把它們聯係在一起。提出毛主席的“三項指示”“就是我們今後一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
鄧小平舉著毛澤東的旗號和指示來領導整頓。在實際工作中，他的側重點是第三條——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但是前兩條也是重視的，因為不反對派性就無法安定團結；不安定團結，經濟就沒辦法搞上去，結束混亂局麵是搞生產的前提。三項指示是一個整體。後來鄧小平建立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之一鄧力群寫了《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一文，就是為了進一步落實解決這個問題。
通過整頓，鄧小平很快把全國局麵扭轉了過來，很多工作今天看來難以想象。比如在整頓之前，坐火車從窗口爬進去，坐汽車都是搶座位。整頓鐵路和公路係統，就要落實對號入座，恢複公共秩序。每張車票後麵都有一個“對號入座”的標簽，由售票員貼上去。這樣的細節都能落實下來，鄧小平主持整頓的工作力度可見一斑。
三聯生活周刊：既然毛澤東是支持的，1975年的整頓為什麼不久就中斷了，並最後導致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程中原：1975年鄧小平的整頓工作後期被毛澤東定性為“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實際是涉及科技教育方麵的整頓。前麵的鐵路、軍隊、國防科工委的一係列整頓，毛主席都很支持。“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直接觸發點是《中國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中國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是在鄧小平指導下，胡耀邦首先起草的，後來胡喬木負責做了修改。最初，胡耀邦在各個不同地方引用了不少毛主席語錄，胡喬木認為還不夠，要把這些在不同地方說的語錄集中起來，形成一個體係。這跟鄧小平提“三項指示為綱”是一個思路。於是胡喬木把13條語錄彙總起來，形成了一個毛澤東關於科技工作的指導思想。
在“文革”開始後，毛澤東7月8日在滴水洞給江青寫過一封信，信裏提到，“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在《中國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裏，張春橋說：“沒有一條是‘文革’以後的語錄，用的都是‘文革’以前的語錄。”而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說，鄧小平不談批判劉少奇，不談“文革”的成績，隻談“文革”的問題，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非常不滿意，因為這更加證實了右派會利用他的話得勢的推斷。他認為這是在用“文革”以前的指示集中起來塑造成他的思想，借以反對“文革”以後的政策。於是毛澤東抓住工作提綱裏“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條，說不記得曾說過這話，意思就是，這是你們捏造出來的，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三聯生活周刊：晚年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根本分歧是什麼？
程中原：我認為至少有三點根本性分歧。現實層麵上，“文化大革命”對不對？要不要搞？路線層麵上，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還是經濟生產為綱？理論層麵上，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
1975年整頓從表麵看，是在毛澤東思想的總框架下進行的，保留毛澤東思想的外殼，也就是“三項指示為綱”，而且重要事情都是請示毛澤東，經過批準的。但實際上看，這包含著對毛澤東搞“文革”的否定。後來毛遠新與毛澤東談話，點破了這一點，毛澤東意識到了，1975年的整頓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
但是毛澤東對鄧小平還是有所期待，希望通過“批評、幫助”，能使鄧小平與他一致。按照毛澤東的部署，1975年11月中央政治局召開了十七人會議，批評鄧小平，討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毛澤東安排，會議仍由鄧小平主持。
對於“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毛澤東此前曾做出過一個“三七開”的總評，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他要求通過討論，統一認識，由鄧小平主持做個決議。那樣，就意味著鄧小平對“文革”“三七開”的認同，也堵住了反對派的嘴。
但鄧小平既不同意毛澤東對“文革”的評價，也不願意在“三七開”的指導思想下為“文化大革命”做決議。但他又不能直截了當地表述自己的意見。於是他就說：“由我主持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毋論魏晉。”他的意思是，“文革”期間他在江西下放，不了解情況。實際上，這是對“文革”評價問題的毫不妥協。毛澤東得知，大失所望。
幾年後，鄧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提問時說：“毛主席去世前一兩年講過，‘文化大革命’有兩個錯誤，一個是‘打倒一切’，一個是‘全麵內戰’。隻就這兩點，就已經不能說‘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
毛澤東認為階級鬥爭為綱；鄧小平認為經濟生產為中心。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大二公”，不能有私；鄧小平認為應該允許私的存在。他認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至關重要。沒有高度發展的經濟，資產階級法權破除不了，按需分配也就是一句空話，社會主義優越性發揮不出來，也就戰勝不了資本主義。
因為這些根本分歧，鄧小平又再次靠邊站，失去了管理國家的權力。1975年整頓很快就結束了，但在這個短暫的整頓期間，鄧小平的黨內聲望和地位有了很大提高。1976年“四五運動”時，紀念周恩來固然是重要原因，實際主要出發點是擁護鄧小平的整頓，讚成用鄧小平的一套實現四個現代化。他的整頓在黨內和群眾中間都得到了響應。
轉折時代
三聯生活周刊：1976年毛澤東去世，隨後粉碎“四人幫”，十年“文革”結束。中國又走到了十字路口。
程中原：毛澤東去世後，中國出現一個契機，就是下一步怎麼走？由誰來掌權當政？走什麼路線？
群眾都希望出現一個好的局麵，而不是繼續混亂下去。當時群眾不太知道什麼是“四人幫”，但是對江青都沒有好感。特別是在“文革”中，以及周總理、毛主席逝世後，江青的表現太猖狂太不得體。周恩來去世時大家都很悲痛，江青默哀時不脫帽，大家都非常不滿意。毛主席去世後，她的表現也不是應該表現出來的沉痛的樣子。江青的公眾形象與群眾的心理期待完全背道而馳。
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的複出問題就擺到台麵上了。這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結果，當時全國全黨都希望他出來主持工作。因為他是因反對“四人幫”被打壓下去的，尤其是經過了“四五運動”以後，群眾呼聲很高。
從黨內看，領導粉碎“四人幫”的華國鋒、葉劍英等人，與鄧小平都是老戰友，而且他們覺得隻有鄧小平才有能力來領導整個國家。這是長期自然形成的信任和威望，特別是1975年鄧小平主持工作，很快就把全國的局麵扭轉過來，他的整頓深入人心，所以葉劍英、李先念一開始就提出來要讓鄧小平出來繼續工作。
三聯生活周刊：實際上，鄧小平的第三次複出並沒有馬上實現。
程中原：怎樣對待鄧小平的複出？當時可供選擇的辦法有三種：第一種是鄧小平馬上複出；第二種是盡快複出；第三種是等一等，條件成熟再解決。作為當時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采取的是第三種辦法。用他的話說，要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當時公開的提法，還是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在內部，則采取措施，逐步恢複鄧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華國鋒認為，鄧小平的複出時機還不成熟，如果打倒“四人幫”就馬上提出解決鄧小平的問題會引起混亂。別人會說，為鄧小平翻案是不是繼承毛主席遺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