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拖延了鄧小平複出的時間，同時也為他的複出做了一些準備。鄧小平一家搬到了西山中央軍委療養地，華國鋒主編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也改變了對鄧小平的處理方針。毛澤東稱讚鄧小平的地方有十幾處，原來全部刪除，現在一概保留。1977年5月，華國鋒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將鄧小平致中央的兩封信轉發至縣團級。實際上向全黨通報了鄧小平即將複出的信息。7月17日的十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職務的決議》。13天以後，鄧小平就在工人體育場觀看足球比賽，正式亮相。
三聯生活周刊：鄧小平為什麼會選擇主管教育和科研？
程中原：鄧小平的第三次複出得到了很多幹部的支持，中央讓他管理外事。他用了低調的姿態推辭，提出還是分管教育和科技，“做你們的後勤部長”。
一方麵，教育和科研對國家發展確實很重要；另一方麵，我分析他低調複出的原因可能有兩點。首先表示自己的複出並不會威脅到華國鋒的權力，從而避免複出的阻力；其次是性格因素，他要哪裏跌倒，就在哪裏爬起來。從性格因素來講，有這麼一個情結。他複出以後提出一個口號——“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之前“科技是生產力”已經被毛澤東批判，而他複出後更進一步強調。
三聯生活周刊：他複出後第一項大動作就是恢複高考。
程中原：鄧小平恢複工作之前，同王震、鄧力群談話就說到，要經過嚴格的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到重點中學和大學。他在1977年8月8日科學與教育座談會結束時就明確指示：今年就要下決心恢複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恢複高考是鄧小平最得人心的大事之一，影響到千家萬戶，很多好學上進的年輕人因此而改變命運。
在鄧小平提出的教育改革措施中還有一項是辦重點學校。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錢，隻能先集中財力、人力，先辦好一批重點學校，培養一批人才。
三聯生活周刊：1977年的複出與1975年的複出，局麵已經不一樣了。
程中原：1975年整頓，鄧小平隻能進行局部的撥亂反正。1977年他所要做的是衝破“兩個凡是”的束縛，使用的理論武器是毛澤東的“實事求是”。
鄧小平當時很困難，一方麵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另一方麵又要糾正毛澤東的錯誤。他搞撥亂反正區分了三種情況：毛澤東做得對的，繼承下來加以發展；做得對而沒有做完的，繼續做完做好；做錯了的，予以糾正。
對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先後提出“準確、完整”、“思想體係”、“科學原理”、“科學體係”等表述。他明確指出，個別不確當的論斷、種種失誤，不屬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構成的科學體係。這樣，他就把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區分開、剝離開，維護和堅持了毛澤東思想。
革命時代，鄧小平從在中央蘇區時就被認為是“毛派”而受到打擊，他是真心實意敬佩和擁護毛澤東的，也是相信毛澤東思想的。
中國向何處去
三聯生活周刊：鄧小平當時對中國未來之路是怎麼設想的？高層的思想有沒有分歧和矛盾？
程中原：鄧小平的想法，中國不能走老路和邪路，要闖出一條新路，殺出一條血路。
當時中國的領導層在執政思想上存在很大的矛盾，關於“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問題還沒有統一的認識。在高層裏，中國未來路徑的思考和爭論一直存在。多數人還是想按照“文革”前的老路走，認為應該走回老路的人，例如華國鋒，提出來了要堅持“兩個凡是”的思想。其他人的深層次思想，也還是認為要進行所謂撥亂反正，即撥“文化大革命”之亂，返回到原來毛主席指出的路上去。他們之中最先進的思想，也就是回到中共八大的路上。
而鄧小平覺得僅僅這樣是不夠的，走老路無法改變麵貌，不能適應世界的潮流。而他提出的改革開放思想，在當時被某些人認為是邪路。因此在改革開放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會產生矛盾。這個矛盾也不僅僅是華國鋒自己的問題，而是當時形成的思維定式。
三聯生活周刊：所以衝破“兩個凡是”，鄧小平在其中起了怎樣的作用？
程中原：1977、1978年，中國處於轉折時期，思想問題整體還是走在老路上。但是大家對於毛澤東時代的貧窮和平均主義，特別是貧窮，是不滿意的。由於一直以來，高舉毛澤東的旗幟是人們的共識，毛主席語錄深入人心。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深重的國家，直接否定毛澤東的做法是不行的。
於是，“兩個凡是”與“真理標準”的討論，給了鄧小平一個解決問題的機會，也給中國一個把思想革命進行到底的機會。鄧小平抓住了這個機會，是非常聰明的做法。
1977年《人民日報》發出了“二七社論”，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篇社論立刻引起了鄧小平和另一些高層領導的注意。鄧小平在這年4月寫給中央的信中提出，運用毛澤東思想要準確、完整。5月同王震、鄧力群的談話中強調毛澤東思想是一個科學的思想體係。1977年9月，毛澤東逝世一周年時，《人民日報》發表陳雲、聶榮臻、徐向前的紀念文章，強調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等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1978年1月和3月，《人民日報》發表了講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文章，不過沒什麼影響。
這時“實事求是”同“兩個凡是”雖然還沒有正麵交鋒，但鄧小平等領導同誌已經認識到，必須用“實事求是”戰勝“兩個凡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引發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汪東興當時是黨中央副主席，管宣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後，他說，這篇文章理論上是荒謬的，思想上是反動的，行動上是砍旗的，還說那是“丟刀子”。批得很厲害。中宣部、《紅旗》雜誌都采取壓製態度。
作為回應，鄧小平引導大家充分討論分析“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他在這年6月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強調“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批判了“兩個凡是”。以後又在多個不同場合講這個問題，還同中宣部負責人談，要求不要下禁令，不要設禁區，不要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向後拉。他還現身說法，“用‘兩個凡是’不能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不能說明我出來工作”，因為這兩件事是矛盾的。
但是一些負責人還是堅持“兩個凡是”，反對真理標準討論。葉劍英建議，既然對真理標準有不同意見，那就開個理論務虛會。那時關於經濟工作，國務院開了一個務虛會，效果不錯。後來，年底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接著又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重要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
在這兩次會議上，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反對真理標準討論的人都已經受到批判。理論務虛會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開，這時形勢已經大不一樣了。
關於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要特別提到胡耀邦的功勞。對於“兩個凡是”，他針鋒相對提出“兩個不管”——案件不管是誰定的，在什麼情況下定的，隻要是錯的，都要糾正。
三聯生活周刊：通過批判了“兩個凡是”，鄧小平是否開始居於黨內的領導地位，成為黨的領導核心？
程中原：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往往是誰的路線方針正確，誰的意見為大家接受，誰就成為主導力量，誰就能居於領導地位。華國鋒當時雖然在台上，當了黨中央主席，掌握了權力，但他未能正確回答曆史提出的“中國向何處去”的關鍵問題。他隻是按照毛澤東的過去方針辦，違背了曆史潮流。
事實上，華國鋒在台上時，很多大主意，很多關鍵性的決策，已經是鄧小平、陳雲，還有胡耀邦等人提出或做出的。華國鋒講民主，沒有違拗占多數的、正確的意見。他個人實際上也並不能左右局麵。胡耀邦總結1976-1978年“兩年做了十件大事”，而這十件事都不是華國鋒提出的，他的反對意見也不多。主要的阻力是曆史的慣性，一時轉不過來。
1978年9月，鄧小平訪問朝鮮後回國，途經東北視察，發表了一係列講話。鄧小平提出，揭批“四人幫”的“第三次戰役”不能一直搞下去，要有個底，基本上清理了“三種人”，批判了“四人幫”的罪行，這樣就行了，要趕快回到經濟建設上來。有些單位搞得差不多就可以結束，轉入正常工作。
這實際上，鄧小平已經提出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的問題，要轉移到正常工作經濟建設上來。這個思想被華國鋒接受了。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在北京為華國鋒起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講話稿。華國鋒告訴李鑫，不要再強調揭批“四人幫”第三戰役了，現在要強調經濟建設。李鑫問：“第三戰役不是政治局決定的嗎？”華國鋒拿出一份電報說：“小平同誌在東北講了工作重點要轉移，政治局討論過，我們都同意。”
我認為，鄧小平在東北的談話，華國鋒這樣看重，並遵照鄧小平的談話轉變了全黨工作重心，應該是鄧小平居於主導地位的標誌。鄧小平在當時東北、天津視察的一係列談話，被稱為“北方談話”，與1992年的“南方談話”相對應。這是支持真理標準討論、實行改革開放的宣言。
三聯生活周刊：既然鄧小平提出，黨的工作重心要轉到經濟建設上來，為什麼還是花了大力氣，用了很長時間起草出台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
程中原：在1979年的理論務虛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丁偉誌提出，能否搞一個1945年那樣的曆史決議（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當時鄧力群回答，現在還不到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