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中央決定由葉劍英在國慶30周年的時候做一個講話，回答大家關心的曆史問題，特別是對“文革”的評價，對毛澤東以及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
雖然當時已經批判了“兩個凡是”，經過真理標準討論，但在實際工作中還是隨時會遇到許多問題。比如對幹部的評價和平反，過去的曆史問題如何定性？因此迫切需要有個對曆史問題的決議。
中央覺得做這個決議很難。因為撥亂反正的工作很繁重，就想借著葉劍英講話的機會，來初步回答一下。而起草葉帥這個講話也費了很大勁。由鄧小平主持，胡喬木負責，組織了一個班子寫了好幾個月，最後經十一屆四中全會討論通過。
國慶30周年講話從原則上大體上回答了這些問題：30年主要有什麼成就，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怎麼看，有什麼錯誤和問題。但是沒有具體分清責任，不像後來“曆史決議”說，有錯誤，毛澤東負主要責任。大家覺得這個講話不錯，但是還不夠，有些問題沒說到位。就提出來還是要搞一個“曆史決議”，即《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是個搞了20個月的大工程，經過多次討論。最大的範圍就是4000人大討論，中直機關、省自治區、大軍區、省軍區，在中央黨校學習的中高級幹部，都參與進來，最後老同誌40多人討論，經參加十一屆六中全會的代表討論以後才通過。
三聯生活周刊：這個決議解決了哪些關鍵問題？
程中原：這個決議是在鄧小平主持下做的。他提出要求：曆史決議要確認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當時黨內有人提出，不要毛澤東思想，根本否定毛澤東。從國際上講，亞非拉很多國家是運用毛澤東思想，受到毛澤東的支持搞革命。斯大林被全盤否定後，許多東歐的黨都分裂倒台了。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處理得比較穩妥。既批評了共產黨存在的錯誤，又肯定了前麵取得的成績。在肯定的基礎上嚴厲批評“文化大革命”，把腐爛的地方去掉，也維護了黨的基業。他的高明之處，就像外科醫生做手術一樣，將病灶和健康部位做精確的剝離。
對“文革”的評價問題是決議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最後的結論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到底是內亂，還是反革命事變或動亂？這話要怎麼說？關於幾個階段，關於理論如何錯誤，關於原因是如何，最後都是由胡喬木親自動手寫的。
決議中還提到對毛澤東思想的概括——我們堅持毛澤東思想究竟堅持什麼。“決議”最後提出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3個根本點，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以及6個主要方麵的貢獻，舉出了毛澤東的一些代表性著作。
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概括也是一個重點。怎麼走一條適合中國的道路？建國30周年講話中說，我們要尋找一條反映客觀規律，尤其是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的道路，不能違背自然規律。那麼這應該是怎樣的一條道路？曆史決議概括了10個要點。對這10個要點要不要寫，也有爭論。
胡喬木堅持要寫。他認為，究竟是什麼樣的道路，寫出來大家才能有所遵循，才有信心。鄧小平表示支持，於是就寫了十個要點。要點中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黨的建設六個方麵都說到了，也把改革開放的重點和方向囊括進來了。後來曆次黨代表大會，基本是這十個要點的框架基礎上的發展和豐富。
“決議”的通過是撥亂反正全麵完成的標誌。曆史決議做出以後，進一步統一了大家的思想。鄧小平後來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大，我們打開了一條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新路。
膽量與機遇
三聯生活周刊：在發展經濟上，鄧小平對於發展速度似乎有一種更加迫切的願望？尤其是在去發達國家訪問後，這種奮起直追的願望更加強烈了。
程中原：鄧小平對西方發達國家抱著非常開放的態度，這與早年出國留學的經曆有很大關係。而後期出訪國外對其治國思路的影響很大，他更強調經濟建設的速度。比如在日本坐新幹線談感想，他說隻覺得快，我們中國爭取也要這樣。
鄧小平在經濟上的主張是跳躍式發展，上一個台階再回頭整頓。跟陳雲的小步快跑，穩定發展不同。我想，在他的經曆中，曾有很多出乎常規取得的勝利。所以他談要抓住機遇發展，有機會先上了再說，遺留問題可以慢慢解決。看事情更樂觀，從大處著眼。這是他的一貫的治國思路。
三聯生活周刊：他對下麵幹部的要求，也是膽子要大一些，要能闖。要敢幹，大膽幹，甚至一些政策後來可以再修改。
程中原：對。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第二號走資派。他從積極的方麵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沒有因為被整而害怕。他不怕再一次被打倒，許多幹部都沒有鄧小平這樣的膽量。做到這一點真不容易。“文化大革命”中政策反複變，今天你是正確，明天又說你錯了。經過反複的政治運動，大批幹部嚇怕了，就怕犯錯誤，被打倒。
他鼓勵去闖、去試，允許犯一些錯誤，不要爭論。不是說他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而是不把精力花費在無謂的爭論上。鄧小平認為首先應該去實踐，而不是爭論。去做了，有效果就可以，即使是資本主義的方式，也是可以用的。
鄧小平的大方向非常明確，就是堅持一定要改革。改革的具體方法是從實踐中來的，依靠群眾的智慧。他對新興事物尤其支持。如果有人要壓製，他就堅決頂住。比如支持“傻子瓜子”，支持股份製。比如利用外資，首先是引進外國的設備和技術，其次是引進經營管理，再然後才是引進資金。在這個問題上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引進外資是一個大的突破，吸引私人資本家投資是前進一步，吸收外國資本主義政府的投資就是更進一步的突破。
甚至一些更大膽的嚐試，比如經濟特區曾提出自己發行貨幣，他也表示支持。但是管經濟的人認為不行，會亂套。
三聯生活周刊：鄧小平政治生活的尾聲——1992年南巡與“南方談話”——對中國的發展方向起了怎樣的作用？
程中原：1989年，鄧小平辭去軍委主席的職務，這是他在政治上告別的標誌。鄧小平通過楊尚昆請胡喬木和鄧力群起草了辭職信。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同意鄧小平同誌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
1992年的“南巡講話”是他最後一次公開的政治表態。針對的是“八九風波”之後出現的對改革開放的懷疑和不堅定。這也是他對改革開放的最後一次推動。“南巡講話”從方針政策上講，是強調要實行市場經濟。1992年6月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發表演講，要堅持市場經濟，實際上是表明堅持鄧小平的路線。
在“八九風波”以後，鄧小平重提加速改革開放。他力求政權的穩定和經濟發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實行改革開放兩個基本點都要掌握好。
三聯生活周刊：鄧小平本身又有哪些特質，使他能夠在這一代領導人中脫穎而出，為中國開創了一條新路？
程中原：在“五四”之後崛起的共產黨領導人中，鄧小平是最年輕的。
鄧小平做事情務實和靈活相結合。他的“實”，除了腳踏實地，還結合高瞻遠矚。他點子多，頭腦靈活。這些特點在高層領導中是有共識的。
他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這個思想以後，就一直在考慮中國式現代化應該是怎樣的。他去新加坡考察，了解新加坡一個人的工資是多少，能買多少平方米的房子，有幾間，工人和農民收入有多少錢，搞得非常具體。他講改革開放，要讓群眾得到實際利益，走這條路以後要得到哪些實惠？此後一直到“十二大”之前，他跟外賓談話，不斷地講中國式現代化應該是個什麼標準，具體到多少美元，先提出人均GDP1000美元，再下降一點，要達到800美元。
最後到了中共“十二大”，他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從這個理論的發展過程來看，他都是從實際出發來考慮的。
但他又是靈活的。1975年整頓鐵路強調要脫鉤——派性頭頭和鐵路脫鉤。整頓鋼廠強調要緊密結合——地方和鋼鐵企業關係要緊密。因為鋼鐵工人要生產，要供應肉、雞蛋、飲料。如果地方和企業脫鉤，這些物資無法保證。所以他強調要結合，依靠地方的物資支持發展鋼鐵企業。1978年恢複高考沒有那麼多紙印試卷，據說是他調用了印《毛澤東選集》的紙。
鄧小平治國，舉重若輕，大處著眼，具有戰略家的風範和特點，這主要體現在外交策略上。就香港回歸問題跟英國談判的時候，鄧抓住大的問題不放鬆，比如主權問題不容談判、駐軍問題一定堅持。
中美建交，堅持三原則——斷交，廢約，撤軍（美國和台灣必須斷交，廢除1954年簽署的《共同防禦條約》，撤出在台灣的駐軍）。這是三個大的方麵。至於售台武器問題，因為美國跟台灣有條約，美國提出來不能一下子答應。鄧小平表示，這個問題不能成為建交障礙，中方同意逐步解決。數量逐步減少，質量保持原來的高度，達成建交協議。
中日關係上，先解決中日關係中間最重大的問題，即和平建交，而釣魚島的問題先擱置爭議，“相信後代更聰明更有智慧，他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他的作風硬朗——在原則問題上強硬，不放鬆。內政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決維護社會穩定，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
我認為中國共產黨開創的成功之路有6個原因——遵循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錯誤中學習，在打壓中自強，在反傾向的鬥爭中前進，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抓住機遇迎接挑戰。這6個方麵鄧小平都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