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所說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指1973年12月21日他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同誌的那次會議。在那次談話中，他特別提倡讀《紅樓夢》，同時說道：《水滸》不反皇帝，專門反對貪官。後來接受了招安。
接著，蘆荻又請教毛主席：既然如此，那末《水滸》這部書的好處在哪裏？應當怎樣讀它？於是毛澤東對《水滸》作了一番評論。他就這部小說的主導的政治傾向問題反複舉例，作了細致的分析。當蘆荻談及北大中文係正在修改小說史稿時，毛澤東便說，魯迅評《水滸》評得好，要好好學習魯迅的思想觀點。他稱道魯迅在《流氓的變遷》中對《水滸》的評論，讚賞魯迅對金聖歎腰斬《水滸》的批評，並對在《水滸》評論中長期沒有貫徹魯迅評論的精神，表示不滿。指示《水滸》主要的三種版本都要出，把魯迅的話印在前麵。
談話後，蘆荻立即將記錄作了整理。8月14日，經毛澤東本人審定。此件即被稱為關於評論《水滸》的批示。
從上述毛澤東和蘆荻談話的經過和內容來看，毛澤東這番評論是就《水滸》這部小說的人物形象和認識意義而言的。他指出了這部小說的主要的政治傾向和社會價值，進行的是文藝評論。同談話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做好《水滸》出版工作聯係起來看，主要的目的是解決《水滸》評論中存在的問題，指導人們閱讀這部小說。
當然，這並不是說，文藝評論同現實生活，同政治鬥爭沒有聯係。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評論文藝作品，特別注重從曆史的、社會的角度，來發掘作品和人物的社會意義和認識價值，特別善於聯係現實，古為今用，發表一些獨具隻眼的見解。這是他的文藝評論的特點。毛澤東1975年8月對《水滸》的評論，同他以前對《水滸》的評論確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說，毛澤東先前對《水滸》的評論，著重在讚揚它寫的反抗，那105從末，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在1975年8月對《水滸》的評論，主要就著眼於它所寫的投降了。他指出，“《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等等。他認為《水滸》可以“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所以，他同魯迅一樣，不滿意金聖歎，說“金聖歎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毛澤東的這些論點，確有獨到之處。對廓清《水滸》評論中的模糊的以至錯誤的認識，具有積極意義。當然，把《水滸》這部書整個看作是“反麵教材”，說它“好就好在投降”，是有失偏頗的，同毛澤東本人幾十年對《水滸》一貫的評價也不一致。
毛澤東在1975年8月談論《水滸》，為什麼把重點放在批評宋江的投降上呢？這同毛澤東當時的心境，同他當時對國家前途的憂慮有著密切的聯係。當時，在長達7000多公裏的中蘇邊境線上，蘇聯陳兵百萬，導彈發射架瞄準著我國的核基地，時時威脅著我們國家的安全、民族的獨立、領土的完整。在這樣的形勢下，毛澤東當然要為國家的安危、民族的前途憂慮。他當時選讀了不少痛惜北方領土陷落，表達矢誌抗敵決心的宋詞，如：陳亮的《念奴嬌》（危樓還望），張元幹的《石州慢》（寒水依痕）、《賀新郎》（曳杖危樓去）、《賀新郎》（夢繞神州路），張孝祥的《六州歌頭》（長淮望斷），辛棄疾的《水龍吟》（楚天千裏清秋）、《水調歌頭》（落日塞塵起）、《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破陣子》（醉裏挑燈看劍）、《永遇樂》（千古江山），等等。他在做眼科手術時，還讓播放嶽飛的《滿江紅》（怒發衝冠）。從這一個側麵，可以體察到毛澤東當時的心境。所以，在當時的形勢和心境下，毛澤東評論《水滸》，古為今用，要人們看清宋江投降的本質，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有必要的。
從毛澤東發表《水滸》評論的經過，從這篇批示的內容，可以看出，毛澤東確是有感而發，但並沒有具體所指。毛澤東著眼於發掘《水滸》中固有的思想內涵，引導人們提高警惕，增強鑒別能力。他的評論是泛論，而不是實指。蘆荻在1975年9月給醫療組同誌講怎樣理解毛澤東評《水滸》的課時，特意說明：現在有人說黨內有投降派，要抓現代投降派，毛主席完全沒有這個意思。這個解釋是符合實際的。
8月14日，蘆荻把整理成文的關於《水滸》的談話交毛澤東審閱定稿。毛澤東審定以後，機要秘書張玉鳳即按通常的做法，把內容屬文藝的這個批示發給了宣傳口。當時分管宣傳口工作的是姚文元。這樣，毛澤東的批示就最先到了姚文元的手裏。
從批評反經驗主義到啟動文藝調整，“四人幫”處於越來越被動的地位。他們處心積慮進行抵製，總想反守為攻。在“四人幫”看來，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評論，這正好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加以利用，進行反撲。
姚文元8月14日當天接讀批示不到三個小時，便給毛澤東寫信，引申、發揮以至篡改毛澤東的談話，提出貫徹辦法。姚文元還偷梁換柱，故意歪曲，提出一個“宋江排斥晁蓋是為了投降的需要”的命題。他又竭力將事情擴大，把毛澤東關於一部小說的談話，引導到進行全國範圍的學習討論以至政治鬥爭。他提出，把毛澤東的批示和自己的這一封信“印發政治局在京同誌，增發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以及北京大批判組謝靜宜同誌和上海市委寫作組”，由《紅旗》雜誌發表魯迅論《水滸》的段落，並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要《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就此事訂一個規劃。8月18日，姚文元又給毛澤東送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討論情況及初步規劃各一份，說“擬同意他們這樣辦”。毛澤東又批示“同意”。這樣，姚文元完成了把對一部古典小說《水滸》的評論引導到開展一場政治運動的“合法手續”。
按照“四人幫”的部署，北京兩報一刊接連發表評《水滸》批投降主義的文章。8月23日，《光明日報》發表《〈水滸〉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麵教材》；28日，《紅旗》雜誌登出短評《重視對〈水滸〉的評論》；接著，30日，《光明日報》發表梁效的《魯迅評〈水滸〉評得好》；31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短評，並發表竺方明的《評〈水滸〉》；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開展對〈水滸〉的評論》；5日，發表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文章《投降主義路線的讚歌》。就這樣，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談話，經過“四人幫”的引申、拔高，扭曲、變性，經過他們組織、策劃，就由泛論變成了實指，由文藝評論變成了政治鬥爭，於是，一場評《水滸》、批宋江的運動緊鑼密鼓地發動起來了。
從8月下旬到9月上旬的這些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人幫”的險惡用心。
第一，他們要把評《水滸》納入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修防修中去，搞成一場政治運動。他們在一篇社論中寫道：“這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鬥爭，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學習理論、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組成部分，將有力地促進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學習的深入。”
第二，他們強調評論《水滸》要聯係現實，批“現代投降派”。他們在一篇評論中影射、比附說：“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證明：搞修正主義，必然要當投降派，出賣革命，充當反動派的走狗。這是一切修正主義者的特點。劉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就是對內搞階級投降主義，對外搞民族投降主義。從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現代投降派的醜惡麵目。”他們妄圖以此來誣陷周恩來、鄧小平等黨、政、軍領導人，把他們打成“現代投降派”。
第三，他們鼓吹《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的文章中說，宋江“上山之後，他卻處處排擠晁蓋，擴大自己的勢力。每當有重大軍事行動時，他總是假惺惺地說什麼‘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輕動’，實際上是架空晁蓋。到後來，連口頭上的謙讓之詞也沒有了，象分派山寨各種任務這樣的大事，也由他擅自決定。”北京此說一出，上海立即呼應。《文彙報》以選評方式，對《水滸》和第六十回晁蓋不聽宋江苦諫，要親自打曾頭市一段情節評道：“宋江這樣做，並非尊重晁蓋，甘受勞苦，而是想以此排斥晁蓋，架空晁蓋，竊取實權。宋江用兩麵派手法奪取革命隊伍中的領導權，今天的修正主義者也是這樣做的。他們這樣做的目的，都是為了篡改革命路線。”“四人幫”的用心，是要挑撥周恩來、鄧小平和毛澤東的關係，誣陷周恩來、鄧小平架空毛主席，奪取領導權。
8、9月間報刊上關於“架空”的鼓噪，同江青的掀風作浪也是分不開的。
江青從反“經驗主義”陰謀失敗，遭到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批評以來，隻得暫時韜光養晦。毛澤東評《水滸》談話發表後，江青以為有了可乘之機，又開始活躍起來。8月下旬，她召集文化部的親信開會，肆意歪曲毛澤東的批示，強調“批示有現實意義”，提出“《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從8月下旬到9月上旬北京、上海兩地報紙連續發表文章之後，江青又乘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之機，於9月中旬在大寨接連發表講話，對毛澤東的《水滸》批示進行歪曲和篡改，妄圖進一步製造混亂，為他們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服務。
9月12日，江青在大寨群眾大會上講話。她說：“不要以為評《水滸》這是一個文藝評論，同誌們不能那麼講，不是，不單純文藝評論，也不純是曆史評論。是對當代有意義的大事，因為我們黨內有十次路線錯誤，今後還會有的，敵人會改頭換麵藏在我們黨內。”又說：“宋江上了梁山，篡奪了領導權。他怎麼篡奪的領導呢？他是上山以後，馬上就把晁蓋架空了。怎樣架空的呢？他把象河北的大地主盧俊義——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計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將軍、武官、文吏，統統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據了領導的崗位。”9月17日晚，江青和文藝界、新聞界部分人員談話時說：“評《水滸》要聯係實際，評《水滸》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又說：“《水滸》的要害是排斥晁蓋，架空晁蓋，搞投降。宋江收羅了一幫子土豪劣紳，貪官汙吏，占據了各重要崗位，架空晁蓋”。誣蔑國務院“弄了一些土豪劣紳進了政府！”還說：“批《水滸》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們黨內就是有投降派。”這哪裏是什麼評《水滸》？分明是要把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等無產階級革命家打成“黨內投降派”，“架空”毛主席、陰謀奪權的修正主義者。這樣，他們就可以掃清障礙，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
麵對“四人幫”的再度猖狂，鄧小平巧妙地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8月21日，鄧小平與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開會。胡喬木就評《水滸》請教鄧小平：毛主席的指示是針對什麼的？是不是有特別所指？鄧小平明確回答：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9月10日，國務院政研室開會，胡喬木向鄧小平報告了關於寫評論《水滸》的文章的打算，鄧小平說：好嘛！政治研究室不寫評論《水滸》的文章還行？就是不要光講現話，要講幾句新話。光講現話沒有人願意看。
9、10月間，鄧小平在部分省委書記座談會上說：“評論《水滸》是怎麼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讀了三個月，讀了以後，主席發了一通言論。有人借這做文章，想搞陰謀。”鄧小平發出了跟“四人幫”不同的聲音。這也是一種“打招呼”的方式，與會的省委書記一聽便知，想搞陰謀的是誰。
9月12日江青在大寨講了《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等話後，在大寨的新華社記者立即把她的講話要點發回北京。新華社負責人穆青收到後，覺得事關重大，立即向吳冷西報告。吳馬上驅車前往新華社，取回江青講話要點。在中南海武成殿，胡喬木、吳冷西就江青講話稍作商議，隨後，兩人立即到鄧小平處，向鄧當麵彙報。他們同時帶去9月5日《人民日報》和11日《文彙報》上登有關於“宋江架空晁蓋”的剪報。
鄧小平一看便知，江青大寨講話和報上文章說“宋江架空晁蓋”，顯然是對他的影射、攻擊。便說：這個講話要立即送給主席看。要想辦法用別的途徑盡快送上去。鄧小平還說：現在高喊反複辟的人就是真正複辟資本主義的人。
吳冷西同胡喬木商量決定，新華社記者發回來的這份江青講話，請另一位新華社的記者李琴交給唐聞生，由唐在毛澤東接見外賓時麵交毛澤東。就這樣，這份材料很快送到了毛澤東的麵前，讓毛澤東及時了解了江青在大寨講話公開鼓吹“架空”說的情況。
此後，鄧小平又抓住機會向毛澤東當麵揭露江青一夥的陰謀。
9月24日，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在會見結束送走客人以後，鄧小平即提出要向主席彙報一些問題。鄧小平把江青9月中旬在大寨所作的關於《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等講話向毛澤東作了彙報。
毛澤東事先已經讀到江青講話材料，聽了鄧小平當麵彙報後，立即氣憤地說：放屁！文不對題！接著又說：那是學農業，她搞評《水滸》。這個人不懂事，沒有多少人信她的，上邊（指政治局）沒有多少人信她的。
江青要求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放她的講話錄音，印發她的講話稿。華國鋒請示毛澤東，毛指示：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
鄧小平等及時的彙報，使毛澤東了解了江青等人借評《水滸》進行的活動。毛澤東同意把評《水滸》作為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的組成部分，但無意借此來搞一場新的政治運動。他不讚成“架空”說，不同意在黨內批所謂“現代投降派”，把矛頭指向周恩來、鄧小平等老同誌，還痛斥江青在大寨的講話，這就使得“四人幫”利用評《水滸》搞宗派、搞分裂、奪取最高權力的陰謀破產。鄧小平又一次運用他的智謀，借助鍾馗打鬼，贏得了在這一場嚴重較量中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