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促使中日友好和平條約寫上“反霸權主義”條款
中日關係的焦點聚集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寫上“反霸權主義”條款的問題上。
1974年11月，中日兩國政府就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開始談判。日本方麵在條約是否寫上反對霸權主義條款問題上猶豫不決。鄧小平采用以民間推動官方的策略，耐心細致做日本各界工作。
鄧小平在1975年1月20日上午會見日本自由民主黨眾議員、前國務大臣保利茂時提出了這個問題。鄧小平首先指出，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政府簽署的《聯合聲明》不可否定或者減弱，應該在《聯合聲明》的基礎上貫徹和發展中日友好的方針。采取這個態度，政治上解決和平友好條約是不困難的。鄧小平闡述了中國“永遠不稱霸”的路線，指出中日兩國《聯合聲明》裏就寫了任何一方都不謀求霸權。在亞洲也好，在整個太平洋地區也好，都不謀求霸權。這是一個重要原則。我們兩國盡管社會製度不同，但有了這一條，我們友好的基礎就是牢固的，就可以建立牢固的信任關係。
4月16日上午，在會見池田大作為團長的日本創價學會第三次訪華團時，鄧小平對在準備簽訂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寫上“反霸權主義”條款的問題，很有針對性地發表意見。
鄧小平說：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寫進反對霸權主義的內容，含義有兩點。一是中國和日本都不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都不搞霸權主義。我們中國願意用這點來限製我們自己，中國承擔了義務，不在亞太地區謀求霸權。日本承擔在亞太地區不謀求霸權的責任，這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和近百年的曆史總結出來的經驗。由於長期的曆史淵源，日本在亞太地區的形象是受了影響的。寫上這一條，對日本改善同亞太地區國家的關係，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二是反對任何國家、任何國家集團在這個地區謀求霸權的努力。現在確實有超級大國在這個地區謀求霸權。寫上這一條不是幹涉誰的內政，而是幹涉它們的行動。要侵略、奴役、控製、欺負人家，這是應該幹涉的。所以，這兩點不應該成為我們簽訂和平友好條約的障礙。問題恐怕是究竟中日友好要建立在什麼基礎上，中日兩國之間隻是貿易和人員來往還不夠，還要有政治基礎，反霸條款是政治基礎，所以我們很重視這個問題。希望日本政府拿出勇氣，做出決斷。
在7月21日上午會見日中記者會友好訪華團時，鄧小平對在中日和約中寫進反霸權條款涉及的問題作了透徹的分析，表明了我們在原則上不能讓步的立場。
鄧小平說：中日友好是大勢所趨。現在中日兩國關係的焦點就是和平友好條約，我們是希望早日簽訂的。關鍵在於是否寫進反霸權條款，而在中日關係方麵也始終還有一個台灣問題。我們總是把反對霸權當作一個原則，不能讓步，因為它有實質的政治內容。把它寫進去，不僅是應該的，也是必要的。反對寫反霸權內容的無非是三種人：一種是想複活軍國主義，一種是怕蘇聯，還有一種是想搞外交權求。總有一天要簽訂這個條約，我個人有這個信心。不僅是中國，而且日本大多數人也是讚成的。總有一天日本政府會願意的。實在不願意，那也沒關係，我們可以等。
10月3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日本自由民主黨眾議員、前外相小阪善太郎和夫人。談及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問題，批評日本政府不能堅持中日《聯合聲明》的立場，不是從政治上考慮問題，而是搞外交手法。
嚴正指出：現在，中日雙方在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問題上的立場已經非常清楚，就是個決斷問題。日本政府認為現在不行，好吧，等一下，一年不行，一年不搞也可以，三年五年不行，三年五年不搞也可以。我們這個話的意思：第一表達了中日聯合聲明的原則不能改變；第二並不表明我們不希望早日締結這個條約。……過去我們總說，中日兩國的關係沒有民間推動不行。看來，和平友好條約的事還是要民間推動。
客人提出能否設想在霸權主義這個詞的含義上解釋，鄧小平斬釘截鐵地回答：不能從聯合聲明後退，任何解釋實際上都是後退。
由於中方的堅持，在外交談判之外，又通過多種渠道對日本朝野做工作，以民間推動官方，寫上反霸權主義條款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最終於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簽訂。鄧小平出席了10月23日在東京舉行的中日友好條約批準書互換儀式。中日友好關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五、支持第三世界，發展與東南亞各國的睦鄰友好關係
在同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交往中，鄧小平支持他們維護獨立主權的鬥爭和發展經濟的努力，協調相互關係，向他們介紹中國處理國際事務的原則立場和自身發展的經驗。
在2月1日上午同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理威廉斯博士會談中，鄧小平對中東問題進行了精辟的分析。
指出：中東問題是國際問題的一個焦點，根源是美蘇兩霸爭奪引起的。美蘇都不會對中東采取放手政策。美蘇在中東的政策，在多數時間裏是不戰不和，但也不放棄隔一段時間打一仗。不打仗，就沒有文章好做，賣軍火也沒有市場。美蘇最大的軍火市場都在中東。我們總的看是中東問題一下解決不了。
在3日上午會談中，又表示：我們對第三世界用石油和其他原料做武器來對付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特別是兩霸的掠奪和剝削，改變過去舊的經濟秩序，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行動，給予高度的評價和支持。
10月28日上午，鄧小平會見也門總統委員會主席的特使，談話中指出：從根本利益來說，阿拉伯世界歸根到底要團結起來。國際局勢可以千變萬化，但是我們相信，不管經過多少曲折，最後勝利一定是屬於阿拉伯人民的。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一百年。
鄧小平重視發展與東南亞各國的睦鄰友好關係，支持建立東南亞和平、中立地區的主張。
在6月8日下午同菲律賓總統馬科斯會談中表示：
中國支持東盟國家要求東南亞成為和平、中立地區的主張，支持波斯灣和平中立、拉美無核區、印度洋和平區等主張。中國對東南亞國家逐步脫離超級大國的影響、各國自己處理自己事務的傾向表示讚賞。
6月16日，會見泰國國會議員訪華團。
鄧小平指出：我們兩國本來就是很密切的親戚關係，沒有理由不友好。我們都屬於第三世界。亞洲各國的事情要由亞洲各國來管，非洲各國的事情要由非洲各國來管。盡管中國是不發達的，屬於第三世界國家，但我們還是要盡我們的國際主義義務，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對第三世界的許多國家進行一點幫助。幫助雖然不大，但這是我們應盡的義務，而且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這是我們的一個原則。對東南亞各國，當然更要實行這樣的原則，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友好關係。支持世界人民反對剝削、壓迫，反對霸權主義，這是我們的一貫立場。
在客人提出希望中國成為第三世界的“領袖”時，鄧小平回答道：我們不敢當。中國隻能是第三世界的一個平等的成員。這也是我們的一個原則。不能當領袖，當了領袖就要隨便指手畫腳，那不行！那就要把自己擺到世界人民特別是第三世界各國人民的對立麵。現在中國落後，沒有資格稱霸，以後中國發展起來了，也不稱霸。所以，我們把永遠不稱霸作為我們國家的指導原則。
8月30日下午，鄧小平會見泰國總理，繼續談會見泰國議員訪華團的話題。鄧小平強調：我們有共同的遭遇，同屬第三世界，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我們需要團結在一起。鄧小平分析了國際和地區形勢，闡述了中國的對外政策。
他說：當前國際形勢的根本問題是兩霸爭奪。許多問題的產生都是美蘇爭霸的結果。這是一方麵。世界形勢的另一方麵，也可以說是主要的方麵，是第三世界的興起。覺醒了的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不把希望寄托在美蘇兩霸勢力的平衡，而是寄托在自己的團結和鬥爭上麵。在東亞、東南亞，我們也不能把我們的方針寄托在它們之間的平衡上，真正的平衡是不可能的。
我們國家的根本政策、根本路線是支持第三世界的鬥爭，反對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特別是霸權主義，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所有國家發展友好關係。這是由我們國家的根本製度決定的。
在7月1日下午的會談中，鄧小平又重申：我們在國際問題上的立場是，我們自己不稱霸，也反對別人稱霸，不管是世界範圍的，還是地區性的霸權主義。東南亞和平中立區的主張，是一個反對霸權主義的倡議，有利於民族經濟的發展。
8月29日，鄧小平會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就南亞形勢和孟加拉國局勢交換意見。請大使轉告布托總理：我們同巴基斯坦一樣是歡迎這個變化的。現在中國政府決定采取兩個步驟：第一步承認孟加拉國新政府；第二步，考慮建交問題。希望巴基斯坦先同孟加拉國建交，中國再同孟加拉國建交，但不排除根據形勢的發展，中國先同孟加拉國建交。
7月16日上午，會見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介紹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鬥爭的經驗。指出：要堅持民族獨立的旗幟，堅持團結的旗幟，堅持進步的旗幟。誰堅持這三條，人民最終就選擇誰。人心的向背決定誰最後勝利，一時的勝利決定不了命運，起決定作用的是正確的綱領、路線和政策。
10月上旬同南斯拉夫聯邦執委會主席比耶迪奇會談中，鄧小平高度評價鐵托總統講的“南斯拉夫誰也不怕”的名言，表示我們同你們有共同的信念，隻要一個民族是團結的，有堅定的信心和明確的方向，任何力量也不能使他們屈服；高度評價南斯拉夫政府采取的不結盟政策，指出不結盟國家也是多樣的，不同的是第三世界開不成會，不結盟國家有一個會。表示我們一直支持不結盟運動。
11月12日上午，與緬甸總統吳奈溫會談，又一次表示支持東南亞中立化，支持擴大東南亞國家聯盟。鄧小平說：我們支持東南亞國家要求結束美國基地的立場，支持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提出的把東南亞變成和平、中立、自由的地區的立場。他們要擴大東南亞聯盟，要把印度支那三國包括進去，我們也支持。我們真心希望東南亞各國在和平、中立、自由、不結盟的基礎上聯合起來。
在鄧小平的一生中，直接主管外事就是1975年這一年。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以後，鄧小平在1976年1月20日政治局會議上作了檢討。會後，他寫信給毛澤東，再次請求解除他擔任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職務。這時，毛澤東還要他“專管外事”。說明毛澤東對鄧小平主持外事是滿意的、信任的。粉碎“四人幫”後，在1977年5月準備恢複工作的時候，華國鋒曾請他繼續管外事，他沒有應承。鄧小平對人說：要我繼續管外事，不那麼想幹，太累，當然重要的外事活動還可以參加，不想大部分時間卷進去。我現在考慮管科學、教育。這是我自己的願望，最後還是要由黨來決定。事實上，鄧小平第三次複出以後，沒有再管外事。所以，研究1975年鄧小平主管外事的經曆，對認識和總結鄧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實踐顯得特別重要。本文隻是扼要地敘述了主要史實，深入係統的研究寄望於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