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60年的曆史進程中，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曆史的偉大轉折，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文化大革命”後期鄧小平領導的1975年整頓，是這次偉大曆史轉折的前奏。“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迫使整頓中斷，引發了1976年兩種中國之命運的決戰。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懷念周總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丙辰清明群眾抗議運動，為粉碎“四人幫”奠定了基礎。10月的勝利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終結，為偉大曆史轉折的實現，為改革開放曆史新時期的到來，創造了前提。曆史曲折前行，經過兩年醞釀和準備，1978年冬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終於實現了曆史的偉大轉折。從三中全會到十二大，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進一步解放思想，撥亂反正，開拓創新，開辟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
鄧小平說得好：“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製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係列政策。”①本文擬對“文化大革命”終結與曆史轉折實現和中國道路開辟的過程，作一簡明扼要的評述。
一、曆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領導1975年整頓
1975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是極不尋常的一年，是閃耀著特殊光輝的一年。
這一年，鄧小平，這位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即以“黨內第二號走資派”被打倒、1973年又重新出山的偉大人物，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下，大刀闊斧地在全國各方麵進行整頓，同占據要津的“四人幫”展開了特殊的鬥爭，力圖撥亂反正，使曆經8年“文化大革命”動亂的中國，恢複正常的生產秩序和社會秩序，實現安定團結的局麵。同時，他又推行改革開放，力圖盡快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後來，鄧小平曾幾次回顧1975年整頓這一段難忘的曆史。他說：“其實，撥亂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開始了。那時我主持中央黨政工作，提出了一係列整頓措施，每整頓一項就立即見效，非常見效。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觸怒了‘四人幫’。他們又一次把我轟下台。”鄧小平又說：“說到改革，其實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複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人民懷念周總理，支持我的也不少。這證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願望。”
曲折前行的曆史有其自身發展的邏輯。曆史事件的發生和發展，都不是任何個人主觀意誌的產物，而是各種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恩格斯說過，到目前為止的曆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於同一運動規律的。曆史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誌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曆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願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後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各個人的意誌都達不到自己的願望，但每個意誌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裏麵的。1975年的整頓，是“文化大革命”發展到那一特定曆史時期的產物，也是各種政治力量相互對立、鬥爭，融合為一個合力的結果。
隻要我們具體地審視曆史，哪怕隻是不長的一個段落，就會發現，曆史發展的進程，同處於主導地位的個人的主觀意誌，同預先設定的目標，不相一致，甚至完全背離，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列寧說過：“據說，曆史喜歡作弄人，喜歡同人們開玩笑。本來要走進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毛澤東，這位領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取得勝利，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奠定了社會主義基業的偉大領袖，他所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就處於這樣的事與願違的悲劇境地。
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後，曾經不無喜悅地對外國朋友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現在終於找到了這種辦法，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認為用“文化大革命”的辦法，可以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揭發我們的黑暗麵，“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實現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可是，毛澤東的良好願望脫離了客觀實際。他對形勢的判斷，他確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對象、依靠的力量、進行的方法，都出了嚴重的差錯。事情的發展同毛澤東的預想背離。他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變成了一場給中國人民帶來極大災難的內亂。當時全國上下，“打倒一切”、“全麵內戰”。毛澤東這樣英明、偉大，也難於控製和改變這種“天下大亂”的局麵。
麵對全國綿延不息的動亂，1967年1月，毛澤東決定解放軍介入“文化大革命”，實行“三支兩軍”，以控製和穩定局勢；1967年夏，巡視大江南北，號召停止派性武鬥，實行“大聯合”、“三結合”；1968年8月，又派由工人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清華大學製止武鬥。經過艱苦努力，甚至流血犧牲，總算在1968年9月，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即除台灣省外，當時全國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宣布“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範圍進入“鬥、批、改”階段。繼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後，1969年4月，召開了被稱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原以為中共九大以後，經過“鬥、批、改”，就可以實現“天下大治”的預期目標。不想在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又發生了一場激烈的鬥爭。陳伯達配合林彪集團，發動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會後，毛澤東發動了“批陳整風”。1971年夏，他又“周遊曆國”，同各地黨政軍負責人談話。目的之一，是敲山震虎，教育、挽救林彪。林彪不僅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策劃謀害毛澤東。掛上炸彈的飛機，企圖在毛澤東的專列行經蘇州至無錫之間的碩放車站第127號鐵路橋時下手。林彪的陰謀被毛澤東識破和粉碎，最終以“九一三”叛國外逃、座機“三叉戟”在蒙古溫都爾汗爆炸而告終。
否極泰來。曆史在震驚世界的突發事件中出現了轉機。
林彪事件給毛澤東的震撼難以估量。它促使毛澤東猛醒，正視並開始糾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錯誤，特別是糾正“文化大革命”前期造成的一批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解放老幹部。
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在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人員時，當著葉劍英的麵，肯定“二月逆流”，說所謂“二月逆流”是老帥和副總理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
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未及更衣，在睡袍外罩上一件大衣，就匆匆趕赴八寶山革命公墓參加陳毅的追悼會，連說“陳毅同誌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好同誌”。
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在鄧小平揭批林彪的來信上作出批示，肯定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他沒曆史問題”，“協助劉伯承同誌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個批示使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就作為第二號“走資派”而被錯誤打倒的鄧小平，於1973年3月重新回到了中央領導崗位。
陳雲、王稼祥、譚震林、羅瑞卿、譚政、楊成武、李一氓、蘇振華、林楓、葉飛、吳冷西、舒同、郭化若、何長工、賀誠、陳丕顯、劉景範等一大批老同誌，都由毛澤東親自批示，或被“解放”出來，或安排工作。
林彪事件後，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來主持。周恩來領導進行了1972年的整頓。他組織批判極左思潮，力圖恢複正常秩序，致力解決國民經濟的“三個突破”，動亂局麵逐步得到控製，經濟和社會生活出現了轉機。
可是，好景不長。在“批林”是“批極左”還是“批極右”這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上，周恩來同江青、張春橋等人發生了尖銳的對立。毛澤東不讚成批極左，他在1972年12月說：“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林彪）是極左？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