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江青一夥的政治地位繼續上升。中共十大（1973年8月24日到28日召開）以後，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內結成了一個小集團——“四人幫”。他們利用毛澤東的錯誤判斷，興風作浪，製造新的動亂。1974年年初，他們搞起了一個“批林批孔”運動。他們聲稱“批林批孔”運動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製造“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輿論，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以及鄧小平、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於是，動亂再起。在“四人幫”的煽動和指揮下，1974年春夏之交，到處批“複辟派”、揪老幹部，政治空氣十分緊張；在“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等口號下，不少工礦企業停工停產；社會上又出現聯絡站、上訪團、彙報團以及民兵指揮部一類組織，派性重新膨脹，山頭重新樹立，有些地方又出現了嚴重武鬥事件。總之，“批林批孔”運動再度引起動亂，使得剛剛趨向安定的政治局勢、社會生活和有所發展的國民經濟重新遭到嚴重破壞。
這時，曆經波折、年老體衰的毛澤東已經不想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樣放手發動群眾搞政治運動了。他對江青一夥的做法不滿，多次給予嚴肅批評。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等人想方設法對“批林批孔”運動的規模、範圍、力度有所約束，有所限製，即便如此，也終難遏製“批林批孔”運動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巨大破壞。
1974年前5個月，山東、湖南、貴州、內蒙古、江西、浙江、安徽、山西、湖北、新疆、四川等11個省區的工業產值比1973年同期下降，全國工業生產出現萎縮甚至倒退的嚴重局麵。雖然中共中央於7月1日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混亂局麵有所控製，但終難改變許多企業的半癱瘓狀況。“批林批孔”運動造成的經濟損失十分巨大。1974年，全國沒有完成工業生產計劃，主要工農業產品，除原油、糧食增長外，其他全都減產：鋼產量比1973年下降410萬噸，原煤產量下降400萬噸，鐵路貨運量下降5.3％，比1973年少運4321萬噸。外貿逆差13.4億美元。全年財政赤字7.7億元人民幣。
麵對社會動亂不止和國民經濟下降的局麵，毛澤東決心結束“文化大革命”。他先後作出了“要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與此同時，對四屆全國人大的人事安排，他也及時作出了決策。他看透了江青的野心，不許她插手“組閣”，並指出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依靠周恩來主持人事安排，要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黨政軍重要職務。讓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執掌黨、國家、軍隊的最高權力。
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以後，鄧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來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他不負黨和人民的重托，立即在實現“兩步設想”、建設四個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目標指引下，以“三項指示為綱”，大刀闊斧地領導了1975年的整頓。
四屆全國人大一開過，鄧小平立即對軍隊整頓作了部署，同時開始重點抓鐵路整頓，很快就取得突破性進展。隨即，他在工交戰線各行各業推廣鐵路整頓的經驗，並乘勝轉入鋼鐵工業和國防科技的重點整頓。短短三四個月，鐵路運輸麵貌改觀，煤炭工業恢複發展，鋼鐵扭轉欠產局麵，整頓收到了令人驚歎的實效。整個工交戰線出現安定團結和把生產搞上去的好勢頭。
在此期間，圍繞“四人幫”提出的“反經驗主義”，展開了一場嚴重的鬥爭。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了“四人幫”，有力地支持了鄧小平。江青被迫寫了檢查，王洪文被派往外地。從1975年7月2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工作由鄧小平主持。
這時，毛澤東主動提出要調整黨的文藝政策，逐步活躍文藝。他接連對周揚一案和電影《創業》作出批示。鄧小平抓住有利時機，及時地把整頓向麵上鋪開並引向深入。毛澤東和黨中央批準了鄧小平的提議，國務院設立了政治研究室，成為協助鄧小平領導整頓的參謀班子和寫作班子。7月起，軍隊的整頓、文藝的調整、科技的整頓、地方的整頓，先後展開。鄧小平決心乘勝前進。他賦予整頓雙重任務：首先是撥亂反正，進而要改革發展。在他看來，“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不僅要恢複生產秩序，完成1975年的年度計劃和“四五”計劃，而且要設計出實現“兩步設想”、建設“四個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的藍圖。鄧小平認為，當時在發展國民經濟方麵有兩項工作最為急迫：一是對發展國民經濟從指導思想到具體要求要確定共同遵循的“章程”，二是要對實現“兩步設想”具有關鍵作用的今後10年作出長遠規劃。為此，鄧小平著重抓了3件事：計劃工作務虛會和《工業二十條》，關於科學工作的《彙報提綱》，10年長遠規劃。
鄧小平提出整頓的核心是“黨的整頓”，部署在1975年冬至1976年春進一步開展“全麵整頓”。全麵整頓包括軍隊整頓、地方整頓、工業整頓、農業整頓、商業整頓、文化教育整頓、科技整頓、文藝整頓和黨的整頓等9個方麵。為“全麵整頓”作準備，鄧小平指導起草了工業和科技方麵的兩個條例，以“三項指示為綱”指導“全麵整頓”的《人民日報》社論也已由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起草。就在“全麵整頓”準備進行而尚未展開之際，“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始，“全麵整頓”夭折。
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頓，反映了在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已經失敗的形勢下當代中國曆史發展的必然要求；整頓在短期內取得的巨大成功，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量與核心作用，反映了中國人民建設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的強烈願望；而整頓的中途夭折，說明這個曆史的必然要求在當時各種政治力量交互作用的“合力”下事實上之不可能實現。
但是，這不過是曆史的極其短暫的曲折。正是1975年整頓取得的成功及其遭受的挫折，進一步喚起了人民的覺醒，鼓舞了人民的鬥誌，增強了人民的信心，迎來了以懷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為主題的四五運動，迎來了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的“10月的勝利”。
1975年整頓，演出了許多驚心動魄、生動感人的活劇，給人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深遠的影響。
在“文化大革命”10年內亂中，1975年整頓有其獨具的、特殊的輝煌。作為從大亂走向大治的努力，作為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嚐試，作為曆史轉折的前奏，作為鄧小平理論的孕育，1975年整頓的曆史，值得深入研究、認真總結，值得濃墨重彩地大書特書，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史冊。
二、兩種中國之命運的決戰：從四五運動到粉碎“四人幫”
在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前夜，毛澤東在1945年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詞中指出：“在中國人民麵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曆史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30年後的1976年，中國又一次走到了兩種中國之命運決戰的關頭。
中共十大以後，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內，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結成“四人幫”反黨集團，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他們利用年邁重病中的毛澤東的錯誤判斷，掀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在1976年初周恩來總理逝世後，又從壓製群眾的悼念活動進而詆毀、反對周總理。批鄧、反周，激起全國人民的義憤。丙辰清明節前後爆發了懷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群眾抗議運動。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四五運動，是人民群眾與“四人幫”的一次搏鬥，也是光明與黑暗的一次激戰。它表達了中國人民要求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民主的強烈願望，顯示了中國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在中國共產黨長期教育下，為真理而鬥爭的偉大力量和同“四人幫”誓不兩立的堅強意誌。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數同誌，從中看到了中國的希望，堅定了解決“四人幫”的決心和信心。在“天安門事件”被鎮壓以後，“四人幫”變本加厲，加劇對人民群眾的法西斯統治，加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力度。在毛澤東逝世以後，“四人幫”又加緊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步伐。兩種中國之命運和前途到了進行決戰的關鍵時刻。在此危急關頭，華國鋒、葉劍英和李先念、汪東興等得到中央政治局多數的支持，代表黨和人民的意誌願望，果斷采取特殊手段，對“四人幫”進行隔離審查，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反黨集團，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兩種中國之命運的決戰，以黨和人民的勝利與“四人幫”的覆滅而告終。1976年10月的勝利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翻開了曆史的新篇章，開辟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光輝燦爛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