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五運動到粉碎“四人幫”，是關係到人民共和國前途命運、生死存亡的重要篇章。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兩種政治勢力的代表人物進行了你死我活的角逐，演出了令人歎為觀止的活劇。這段曆史，波瀾壯闊，尖銳激烈，曲折複雜，精彩紛呈，值得大書特書。其中蘊含著寶貴的經驗，深刻的教訓，應該認真總結、探討。
三、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到十二大
1976年金秋10月，當人們扭著秧歌，敲著鑼鼓，慶祝粉碎“四人幫”偉大勝利的時刻，一個關乎中國前途命運的問題，十分嚴峻地提到了中國領導人的麵前：中國向何處去？腳下的路怎樣繼續走？
華國鋒用毛澤東寫給他的6個字，回答這個重大問題：照過去方針辦。
華國鋒起初抓住揭批“四人幫”來“解決問題，穩定局勢”，得到了全國上下的擁護。然而，他沒有滿足曆史的一個必然要求：既然打倒了“四人幫”，那末，被“四人幫”打倒的鄧小平就應該複出，被“四人幫”鎮壓的“天安門事件”就應該平反。華國鋒注重高舉毛澤東的旗幟，但對盡快解決這兩個問題心存疑慮。於是，導致“兩個凡是”與實事求是的對立。《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起的軒然大波，激起了全國規模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政治方向的分歧，通過哲學層麵上的論爭表現出來，譜寫出獨具特色的當代中國史上蔚為壯觀的一頁，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實現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曆史的偉大轉折，奠定了思想基礎。
當然，曆史的轉折，並不取決於任何個人的意誌，它是客觀情勢發展的需要，是各種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毫無疑問，它首先是對“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反撥。正如鄧小平所說：“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製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係列政策。”
事實上，隨著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在全國展開，以教育戰線推倒“兩個估計”為突破口，各個領域、各條戰線，都衝破“兩個凡是”的束縛，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鄧小平於1977年7月複出以後，自願當科學與教育的“後勤部長”。在他的指揮下，立即恢複了高校招生製度，推倒了教育戰線上的“兩個估計”，推倒了文藝戰線上的“文藝黑線專政論”，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迎來了科學的春天。
胡耀邦擔任組織部長以後，與“兩個凡是”針鋒相對，提出兩個“不管”，大刀闊斧地開始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曆史遺留問題。
經濟領域的思想解放走在前麵，在批判“四人幫”鼓吹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否定發展生產力的謬論的同時，胡喬木等連續撰文，論述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原則，宣傳必須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強調按經濟規律辦事和發揚經濟民主；在陳雲、李先念領導下，加快工業發展和加快農業發展的計劃正在製定，國民經濟比例關係的調整正在醞釀，引進外資和學習外國先進經營管理經驗的工作已經展開。
1977年到1978年，整個中國雖然在前進，但是受到“兩個凡是”的阻撓、幹擾，還有許多需要解決的複雜紛紜的矛盾。中國這條東方巨龍必須掙脫曆史的羈絆，才能更加舒展地朝著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騰飛。
就在這時，作為世紀偉人的鄧小平進一步展現了他的遠見卓識和雄才大略。
1978年9月，正當處於揭批“四人幫”第三戰役高潮的時候，鄧小平高瞻遠矚，指示方向：應該及時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
當實行重點轉移的戰略決策已經成為黨內共識的時候，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由於陳雲發言的巨大影響而在批評“兩個凡是”肯定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分清重大曆史是非三大問題上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時候，鄧小平又以他特有的洞察力，抓住機遇，及時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線，促成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曆史的偉大轉折，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
在這裏，我們看到了領袖在曆史轉折關頭代表人民群眾的要求和願望而又領導人民群眾創造曆史的偉大作用。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拋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老路，引導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上前進。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導下，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神州大地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生機勃勃、百廢俱興的景象：
——尊重群眾首創精神的結果，首先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誕生和確立，帶來了農村改革的突破；緊接著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不僅給中國農民帶來了富裕，而且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的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工業化的道路。
——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幫後富，達到共同富裕。在這個大政策之下，人們的創造精神激活起來了，生產的潛力釋放出來了，物質財富前所未有地豐富起來，人民生活也前所未有地得到改善。
——進行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和改革。提高農副產品價格等政策調整了工農關係；糾正國民經濟重大比例的嚴重失調，使物資、財政、信貸逐步趨於平衡，把經濟建設實事求是地放在適合國情、符合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的基礎之上；發揚經濟民主，加強崗位責任製，工人、企業、地方、中央四個積極性都調動了起來。
——敞開國門，加快對外開放的步伐，不僅引進外資，發展對外貿易，而且在廣東和福建創建了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4個經濟特區。
——加強民主與法製建設。開始修訂憲法和製定刑事、民事、訴訟等基本法律；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十名主犯進行了公開審理和宣判。
——繼續平反大量冤假錯案。共和國曆史上最大的冤案——國家主席劉少奇得到平反昭雪。
——妥善解決曆史遺留下來的黨內和人民內部的矛盾，改正了50多萬錯劃的右派分子，宣布原工商業者已改造為勞動者，把原為勞動者的小商小販、手工業者從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為已改造成為勞動者的地主、富農分子改訂了成份。
——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健全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實行黨政分開……政治體製的改革啟動了。
鄧小平還領導黨和人民，圍繞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總結“文化大革命”經驗教訓，對建國以來的曆史進行了科學的總結。在此過程中，針對從右麵來的錯誤思潮，鄧小平重申了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從而逐步形成“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的基本路線。他主持起草了經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既嚴肅地批評了毛澤東晚年所犯的嚴重錯誤，主要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長時間的錯誤，又確立了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從而完成了黨的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這一曆史任務。在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鄧小平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科學命題，指引全國各族人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新路開拓前進。
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開這6年的曆史，是實現偉大轉折的曆史，是摒棄老路、堵住邪路、打開新路的輝煌的曆史。應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大書特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