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為可貴的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毛澤東“從改造中國中去認識中國，又從認識中國中去改造中國”的實踐活動和理論創造，從來沒有停步。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就明確指出：現在中國處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要求“進行第二次結合”，“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60年代初期，又強調“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要有一個過程”。“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60年代中期談哲學問題時，又指出：“自由是必然的理解，隻講了一半。單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找到了規律要合用，要開天辟地，破破土，起房子，開礦山，搞工業。”毛澤東運用和發展“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的思想，通過實踐、探索，從7個方麵為這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基礎。
第一，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在中國的建立，就是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創舉。毛澤東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為和平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人類曆史上的新經驗。在毛澤東領導下，中國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國，完全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實現了社會主義運動中先進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以“贖買”方法解決資產階級問題的偉大設想。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是我國曆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以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中國80年代的改革開放事業，是50年代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真正的續篇。
第二，毛澤東在實行“第二次結合”、艱辛探索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進行理論創造。他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論十大關係》等著作，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毛澤東晚年對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戰略性思考，具有警戒的意義。他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則進一步簡明扼要地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指導全黨和全國人民端正思想，搞好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三項實踐，為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努力奮鬥。
第三，毛澤東領導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主持製定的《共同綱領》（1949）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不是蘇聯那樣的兩院製和美國那樣的議會製）、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製度（不是蘇聯那樣的一黨製和美國那樣的兩黨製）、民族區域自治製度（不是蘇聯那樣的聯邦製），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製度，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本保證。
第四，毛澤東主持製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又總結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糾正“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和貫徹執行總路線中出現的偏差和錯誤，製定了一套具體路線和具體政策。60年代前期製定的8個條例：《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工業七十條》），《商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商業四十條》），《教育工作條例草案》（共3個，分別簡稱《高校六十條》、《中學五十條》、《小學四十條》），《科學工作條例草案》（簡稱《科研十四條》），《文藝工作條例草案》（簡稱《文藝八條》），使得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各個領域，都有了比較符合中國實際的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章程”。這些“章程”，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一直具有指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