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粉碎“四人幫”以後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這兩年的曆史，鄧小平作過這樣的評價：“粉碎‘四人幫’以後三年的前兩年，做了很多工作，沒有那兩年的準備，三中全會明確地確立我們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是不可能的。所以，前兩年是為三中全會做了準備。”①在這兩年曆史進程中，處於基礎地位的經濟領域，解放思想，撥亂反正，邁開改革開放的步子，是為三中全會做準備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領域。其主要特點是：走在思想解放運動的前列；思想理論上的正本清源與實際工作中的撥亂反正緊密結合、結伴同行；思想解放與國民經濟的恢複、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實行，相輔相成，相互推動、相互促進；中央高層領導的決策同理論界、學術界相互呼應，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擁護。
一、黨中央、國務院致力恢複、發展國民經濟
在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進程中，黨中央、國務院致力於恢複生產，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從1976年底、1977年初起，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采取種種措施改善人民生活。在城市，調整部分職工工資、支付加班工資、實行計件工資和獎勵製度（發獎金）；提高教師首先是中小學教師的工資待遇。在農村，實行減輕或免征農業稅、降低農用物資價格，提高農產品價格、發展社隊企業等措施，活躍農村經濟，提高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活。同時，先後召開計劃、鐵路、工業、財貿、煤電、運輸、糧食等全國性的生產建設會議，開展學大慶、學大寨的群眾性運動，工業交通各部門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恢複正常，國民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
從1974年到1976年，由於“四人幫”的幹擾破壞，全國大約損失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入400億元。國民經濟陷入嚴重困難。粉碎“四人幫”後，經過努力，到1977年底，工農業總產值達到5067億元，超過計劃4.4％，比上年增長10.7％。其中，工業生產總值3728億元，超過計劃3.6％，比上年增長14.3％；農業由於受自然災害的影響，沒有完成原定計劃，糧食產量5655億斤，比上年減產71億斤，但農業總產值仍比上年增長1.7％，達到1339億元。基本建設投資總額382.37億元，比上年增長1.6％。進出口貿易總額272.5億元，比上年增長3.2％。全年財政收入874.5億元，超過年初預算指標6％，超過了曆史上最高的年收入水平。當年財政收支相抵，結餘31億元，扭轉了連續3年收不抵支的狀況。社會商品零售總額1432.8億元，比上年增長7.1％，庫存總額增長12％，市場供應情況開始好轉。
粉碎“四人幫”以後，恢複、發展國民經濟迅速，取得了顯著成效。華國鋒在1978年2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結說：“我國國民經濟扭轉了‘四人幫’破壞造成的停滯不前、甚至下降倒退的局麵，走上了穩步上升、健康發展的軌道。”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形勢，甚至作出了過於樂觀的估計，認為“一個新的躍進的形勢已經來到了”。在7月7日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上，華國鋒又說：“粉碎‘四人幫’以來的一年多中間，我們挽救了瀕於崩潰邊緣的國民經濟，使它開始轉上持續增長、健康發展的軌道。國民經濟的這種恢複和發展，不是表現在一個或幾個部門和地區，而是表現在所有的部門和地區。”
二、經濟領域的思想解放走在前麵
經濟領域的思想解放，首先集中在對被“四人幫”搞亂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若幹基本理論問題的正本清源、撥亂反正上。主要是這樣4個問題：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按勞分配，發展生產力，按經濟規律辦事。
（一）關於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篡改馬克思主義商品貨幣理論，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貨幣關係，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在思想理論上造成極大的混亂。1978年5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國務院財貿小組理論組撰寫的文章《駁斥“四人幫”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反動謬論》。文章從思想理論上掃除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障礙，分析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同小商品生產、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本質的不同，有力地論證了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不會產生資產階級。文章聯係實際，分析了必須大大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客觀依據，並從宏觀上提出當時商品生產的發展戰略。文章指出：“我們一定要理直氣壯地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為建設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鬥。”
在當時，思想理論上的正本清源與實際工作中的撥亂反正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國務院財貿小組理論組在寫作此文的同時，正為全國財貿戰線“雙學”（即學大慶、學大寨）會議積極做準備。他們先後起草了《關於召開全國城鄉商業學大慶學大寨會議的通知》（後來擴大了範圍，正式開會時名為“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和中央領導人在會上的講話。
《通知》明確提出：“我們要理直氣壯地促進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發展社會主義商品流通。”講話由時任黨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在1978年7月7日在“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上發表。講話引用毛澤東1959年對李先念一篇報告所作的批示，強調了商業工作的重要性。講話指出，生產總過程中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個環節缺一不可。生產是生產總過程中的決定因素，但是交換、分配、消費也對生產起著重大作用。
商業的發展固然是工農業生產發展的結果，同時又是工農業生產強有力的促進者。財貿工作是聯結生產和消費、聯結各個生產部門的紐帶。商業和服務業是同工農業並駕齊驅的重要社會行業。社會經濟的這種發展趨勢，必將愈來愈明顯。講話要求通過學習和實踐，提高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認識，提高運用客觀經濟規律的自覺性，提高經濟工作的管理水平，提高現代科學技術水平。
對這篇講話，外電評論說：這是華國鋒當了主席後第一篇務實的講話。
（二）關於按勞分配原則
在“文化大革命”中，按勞分配原則橫遭批判。粉碎“四人幫”後，在按勞分配原則上的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
華國鋒在1977年8月23日十一大報告中旗幟鮮明地指出：“對於廣大人民群眾，在思想教育上大力提倡共產主義勞動態度，在經濟政策上則要堅持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並且逐步擴大集體福利。”在1978年2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專設第6部分《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逐步改善人民生活》進行論述。
鄧小平複出後，在同方毅、劉西堯的談話（1977年8月1日）、在科教工作座談會結束時的談話（1977年8月8日）、在接見美聯社董事會代表團時的談話（1977年9月6日）、在聽取空軍、裝甲兵彙報工作時的談話（1977年10月31日）、在會見美籍華裔教授王浩時的談話（1977年11月3日），都講到必須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強調這是“整個國家的重大政策問題”。
在思想理論界，對按勞分配問題的討論也非常活躍。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胡喬木支持於光遠主持召開了從北京地區到全國範圍的關於按勞分配問題的幾次研討會。在此基礎上，從1977年12月起，胡喬木和於光遠、鄧力群一起著手起草關於按勞分配的論文。對這篇文章，鄧小平看了兩遍，具體指導了文章的起草和定稿。
1978年3月28日，鄧小平在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說：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這篇文章我看了，寫得好，說明了按勞分配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不是資本主義的。
我們一定要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勞分配就是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根據這個原則，評定職工工資級別時，主要是看他的勞動好壞、技術高低、貢獻大小。……處理分配問題如果主要不是看勞動，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勞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總之，隻能是按勞，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資格。
鄧小平指示：有些地方還要改一下，同當前按勞分配中存在的問題聯係起來，切實解決一些實際問題。還說，還有腦力勞動的問題，文章中講得不夠。腦力勞動者也是勞動者，要把這一點強調一下。
過了一個月，4月30日，鄧小平又找胡喬木、鄧力群，再談文章的修改問題。指出，講到工資改革的有些話要說得活一點。工資級別一定要有，而且定級別一定要以技術為主。工人的工資不一定就是八級，改成十級，十二級都可以嘛！總之，八級工資製需要作些改革。還有行政人員的工資級別，也有一個改革問題。
鄧小平認為這篇文章可以了，稍微改一改，就送《人民日報》，可以用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即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了《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光明日報》上公開發表還早6天。
文章針對“四人幫”把按勞分配說成是“資本主義因素”、是“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和條件”、是“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等錯誤觀點，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有力地論證了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原則。實行按勞分配原則不但不會產生資本主義，而且是最終消滅一切形式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重要條件；按勞分配是促進社會主義階段生產發展的重要力量，而根本不是什麼“生產發展的障礙”；按勞分配原則是通過一定的勞動報酬形式實現的，在工資製度中，必須實行以計時工資為主、計件工資為輔、工資加獎勵的方針，一方麵反對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另一方麵反對分配上的過分懸殊。
文章發表後引起很大震動。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反對它，主張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人支持它。1978年5月17日，汪東興在一個小會上點名批評，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這兩篇文章，“我們都沒有看過。黨內外議論紛紛，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主席思想。我們的黨報不能這樣幹。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還說“要查一查，接受教訓，統一認識，下不為例。”並要中宣部“把好關”。但是，更多的人支持和響應這篇文章。7月22日，李先念在全國農田基本建設會議上說：“真正貫徹執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保證多勞多得，反對平均主義”是“現在最關緊要的兩條”之一。胡喬木也未予理睬，仍然到全國勞動局長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按勞分配的講話。
（三）關於大力發展生產力
“四人幫”在生產力方麵的錯誤論調主要是批判所謂“唯生產力論”。在粉碎“四人幫”後，理論界重申了生產力標準，要求改變生產力的落後狀況，通過改革、引進來大力發展生產力，加快經濟建設的步伐。這種思想在全國上下是一致的，大家的心情是急迫的。
1976年12月，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就著重強調了發展生產的重要意義。1977年8月23日，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中，再次論述了發展生產力的重大意義。他說：“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下迅速發展生產力，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物質基礎，戰勝資本主義勢力的需要，是加強國防力量，準備對付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侵略的需要，是逐步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從長遠來說，也是逐步縮小三大差別，為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準備物質條件的需要。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1978年7月7日，華國鋒在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中又說：“在今天，發展經濟就是要大力發展現代化的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發展和它們相適應的內外貿易、金融事業和各項服務事業，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增加財政收入。保障供給就是要保障供給現代化生產和擴大再生產所需要的物資和資金，保障滿足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逐步提高和國家必要的軍政開支的需要。”
1978年9月16日，鄧小平在聽取吉林省委常委彙報時說：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按照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對於如何發展生產力，當時已經認識到並提出對外實行開放，對內進行改革。
鄧小平在1978年9月18日聽取鞍山市委負責人彙報時的講話、10月10日會見聯邦德國新聞代表團的談話，都強調：“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於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
10月11日，鄧小平在工會九大的致詞中，鄭重提出：我國工人階級也要虛心學習各國工人階級的鬥爭經驗，學習他們的先進科學技術，來加快實現我國的四個現代化。
各個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製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進行這些改革，是全國人民長遠利益所在。
（四）關於按經濟規律辦事，加快經濟發展
關於按經濟規律辦事，提高經濟管理水平等涉及經濟體製方麵的問題，實質上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是改革的嚐試。
1978年6月20日，李先念在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中說：“我們的這次會議，要把提高經濟管理水平作為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進行討論。”他還說：“提高管理水平的問題，並不是隻存在於財貿戰線，同樣存在於農業、工業、基本建設、交通運輸業和其他戰線。這是目前整個經濟工作和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必須著重解決的迫切問題，必須引起全黨的充分注意。”
7月7日，華國鋒在這個會議上的講話中，也提出：“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正確利用價值規律，”“一定要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指出：“我們必須在全黨，在全體經濟工作人員中，在財貿工作人員中，大張旗鼓地進行加強經濟核算、講求經濟效果、增加企業利潤、厲行財政監督的教育，這樣就能大大促進生產，並且為社會主義建設積累更多的資金。”
為研究加快發展我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速度，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召開了國務院務虛會。會議提出要組織國民經濟“新躍進”，用比原來設想更快的速度實現四個現代化。會議的整個調子是要以更大的規模、更高的速度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華國鋒的提法是“四個一點”：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對各項經濟指標，這次務虛會又在已經過高的《十年規劃綱要（草案）》的基礎上加碼。會議反映了加快發展的要求，同時又出現了求成過急、急躁冒進的問題。即使如此，按照經濟規律辦事仍然是這次會議的主調。會上的兩個重要文件：胡喬木的長篇發言和李先念的總結講話，是這一主調的集中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