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28日，胡喬木作了題為《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長篇發言。國務院即印發各部、委、辦學習。鄧小平、李先念指示以胡喬木署名在《人民日報》發表。10月6日，《人民日報》從第1版轉2、3版全文登載了這篇長文。
胡喬木從曆史唯物主義的高度，科學地總結“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特別是“唯意誌論”盛行所造成的慘痛損失，針對當時重又冒出來的高指標、大口號等現象，強調經濟工作必須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
胡喬木著重指出，社會主義製度不能自動地保證國民經濟有計劃和高速度地發展，“隻有把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結合起來，把外國經驗中一切有用的東西和我們自己的具體情況、成功經驗結合起來，我們才能夠迅速提高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的能力，才能夠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步伐。”
對怎樣按照經濟規律辦事，胡喬木提出了一係列新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和改革措施。很多是長期視為禁區，人們噤若寒蟬的。胡喬木強調按經濟規律辦事就是要按價值規律、按供求規律辦事。他提出不但要重視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而且要重視資產階級學者所寫的經濟學，還要學習計量經濟學，要將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結合起來，研究經濟活動。胡喬木十分重視企業和個人的作用，提出要發揮中央、地方、企業和個人四個積極性。他指出，要把國家、集體、個人的利益直接地結合起來，使企業中的每個人都能從物質利益上關心國家計劃的完成，關心企業經營的成果；要堅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處理好有關個人物質利益的問題。他指出，要利用資本主義國家中早已存在並且取得經濟實效的公司組織形式，逐步建立起一套適應現代化需要的科學的管理製度和管理方法，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反對官僚主義的目的。在經濟體製的改革方麵，胡喬木建議：實行合同製，發展專業公司（托拉斯），加強銀行的作用。他還提出要加強經濟立法和經濟司法工作。這些建議為改革開放製造了輿論，設計了路徑，很快在經濟工作中得到貫徹實施。
胡喬木此文還提出許多新觀點、新主張，促使人們的思想從長期的禁錮中解放出來。胡喬木指出：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將繼續長期存在，在我國還需要大大發展；要嚴格進行經濟核算，努力降低單位產品的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金利潤率；要運用價值規律來製定價格政策；要合理地安排好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要縮小工農業產品交換的剪刀差，承認生產隊的自主權；要改革不完善、不合理的工資製度，恢複按技術高低、貢獻大小定工資級別的製度，以及技術考核、定級升級的製度；要努力學習現代化的管理方法，極大地提高經濟管理水平，不能用管理小生產的方法來管理社會主義大生產，也不能照搬管理政治、軍事、文化的方法來管理經濟。胡喬木的這些主張在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中都逐步得到實現，發揮了積極作用。
胡喬木這篇重要發言在《人民日報》發表後，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人民日報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先後出版單行本。“按經濟規律辦事”這個口號在中國國內廣泛傳開，深入人心。從10月9日至2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收到150多封來信，一致認為：這是一篇酣暢淋漓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好文章。它既清算了林彪、“四人幫”十多年對經濟工作的破壞，從理論上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同時又找出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指明了加速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途徑。此文也引起國際矚目，美國、日本等國的著名經濟學家認為，胡喬木此文在經濟理論方麵為中國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
9月9日，李先念作會議總結報告。李先念著重論述了經濟體製改革問題。他指出：要實現現代化，必須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和不適應經濟基礎要求的上層建築，放手發揮經濟手段和經濟組織的作用。在經濟領導工作中，要堅決地擺脫墨守行政層次、行政區劃、行政權利、行政方式而不講經濟核算、經濟效果、經濟效率、經濟責任的老框框，掌握領導和管理現代化工農業大生產的本領。報告強調實事求是和遵循客觀規律對發展經濟的重要性。指出：“要高速度地協調地發展國民經濟，就一定要遵循客觀經濟規律，首先是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搞好綜合平衡。”還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凡是經過長期社會實踐證明是符合客觀規律、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事，就堅決地辦，堅持到底，不允許任何人輕易改變和取消。”
國務院務虛會在總結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和討論了經濟管理體製改革的問題，強調發揮經濟手段和經濟組織的作用，堅決實行專業化，發展合同製，貫徹按勞分配的原則，擴大企業的自主權。會議還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思想，強調放手利用我國資源，要利用外國資金，要從外國大量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會議要求有關部門盡快提出貫徹上述原則的具體措施。應該指出，會議雖然強調按照經濟規律辦事，但在會後實際工作中組織“新躍進”卻違背了經濟規律，致使過後不得不進行較長時間的調整。
總的說來，經濟領域的思想解放，推動了撥亂反正，推動了改革和開放的嚐試，不僅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工作重心轉移作了準備，也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大規模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啟示。
三、考察、借鑒西方經濟，邁開對外開放步伐
（一）對外開放成為共識
經濟領域思想解放、撥亂反正的積極成效之一是必須使加快對外開放成為全國上下、黨內黨外的共識。中國人民深感各種政治運動和思想禁錮的危害，認識到“文化大革命”拉大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差距，迫切希望突破禁錮，放下包袱，向一切先進的國家包括政治製度不同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先進的東西學習，從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而要實現民富國強，就必須發展生產力；要發展生產力就必須要對外實行開放、對內進行改革。而對外開放的主要內容，就是要學習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引進國外的先進設備、技術和資金。在中央決策層，當時在對外開放問題上的決心已經下定，他們思索和考慮的不是“要不要開放”，而是“怎麼搞對外開放”。
在1977年三月工作會議上，李先念指出，為了加快社會主義建設，必須破除“四人幫”對所謂“洋奴哲學”的批判，大膽引進一些新技術和新設備，進口一些我們短缺的原材料。這次會議通過的國家計委《關於197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幾個問題的彙報提綱》指出：國外的先進技術，要把它拿來。引進一些為發展我國基礎工業、國防工業、輕工業和農業機械化以及科學事業所迫切需要的成套設備和新技術，是為了增強我國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拒絕學習外國的好東西，什麼都要從頭摸索，就會放慢我們一些工業技術的發展，那才是真正的爬行主義。全國上下都要抓緊時間，把我們急需的國外新技術學到手，把學習和獨創很好結合起來。7月17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提交了《關於引進新技術和進口成套設備規劃的請示報告》（簡稱“八年引進計劃”）。
（二）鄧小平倡導對外開放
1977年7月鄧小平複出後，大力倡導對外開放。對引進外資、利用外資、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等問題，作過多次論述。
7月26日，鄧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和討論國家計委“八年引進計劃”。這個計劃提出，在“五五”計劃後三年和“六五”計劃期間，除抓緊把“四三方案”在建項目盡快建成投產外，擬圍繞長遠規劃的目標、任務再進口一批成套設備、單機和技術專利。華國鋒、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聽取彙報後都同意計委的報告。鄧小平說，國民經濟搞好了，多出點油、煤，輕工業搞好，包裝搞得好，多換一些外彙，引進還可以加一點，譬如搞100億美元也可以。
9月29日，鄧小平在會見英籍作家韓素音時說：“四人幫”的幹擾，耽誤了我們好多時間。中國人是聰明的，再加上不搞關門主義，不搞閉關自守，把世界上最先進的科研成果作為我們的起點，洋為中用，吸收外國好的東西，先學會它們，再在這個基礎上創新，那末，我們就是有希望的。
1978年2月9日，在中央討論《政府工作報告（草案）》的會議上，鄧小平指出：引進先進技術，我們要注意提高，這是一項大的建設。關鍵是鋼鐵，鋼鐵上不去，要搞大工業是不行的。引進技術的談判，要搶時間，要加快速度。對西歐共同市場，也要迅速派人去進行技術考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三大支柱產業，即鋼、建築材料和汽車。我們汽車工業還不行。建築業的發展越往後要求越高。對於共同市場，對於日本、美國，要專門成立一個班子，不幹別的事，集中力量專門研究。要注意國際動態，現在是對我們最有利的時機。總之，要抓緊時間，多爭取一年時間都合算。
2月16日上午，鄧小平會見美國參議員亨利·傑克遜。在談話中指出：我們願意引進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和經驗。我們不隻派人去美國考察，也派人到其他發達國家考察。這方麵，願意同我們合作的國家不少。
3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討論《關於1978年引進新技術和進口成套設備計劃的報告》。鄧小平發言同意成立進口新技術的班子，並指出：引進這件事肯定要做，重要的是爭取時間，要縮短從談判到進口的時間。如果一個項目能縮短半年，就能得到很大的利益。有幾年可能借點錢，出點利息，這不要緊，早投產一年半載，就把錢賺回來了。談判時，價錢略為貴一點不要緊，但質量一定要選好的，技術水平一定要先進的。這一點很重要。
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講話，著重強調：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學技術是人類共同創造的財富。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的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3月23日上午，鄧小平會見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客人時說，在工農業方麵，我們不僅技術水平低，而且管理水平低，也得學習。又指出：德國在技術方麵處於世界的前列。我們需要從你們那裏引進的東西是多方麵的。在工業設備方麵，你們有許多技術值得我們學習，而且從技術水平和競爭價格來說，你們也是比較有利的。
3月25日上午，鄧小平在會見挪威外交大臣克努特·弗呂登倫時指出：戰略上，我們的觀點明確得很。我們對自己有清醒的估計，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對付超級大國，我們更需要合作。
（三）派遣高級代表團向發達國家和地區“取經尋寶”
為了借鑒學習外國經濟建設和經濟管理的先進經驗，從1977年冬開始，中央就陸續派出代表團到發達國家和地區考察、訪問，“取經尋寶”。
1977年12月底，由國家經委主任袁寶華、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率領的代表團，赴英、法兩國考察。李先念給代表團下達的任務是：出去看看人家是怎麼幹的。代表團主要了解國外企業管理情況，回國後向中央報告，結論之一是當時歐洲的企業管理是與現代化的生產技術緊密結合的。
1978年3月31日至4月10日，黨中央派中聯部副部長李一氓率中國共產黨黨的工作者訪問團訪問了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回國後遞交了《關於南斯拉夫計劃工作的考察報告》。報告指出，因實行市場經濟而被認為是修正主義的南斯拉夫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仍然是社會主義政黨。後來，又從南斯拉夫引進了農工商聯合企業等形式。所有這些，對以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形成有啟發作用。
1978年3月至5月，中央又派出3個高級別的代表團，對日本、港澳和西歐五國經濟進行考察。這3個代表團的出訪，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對外開放、對內改革的總方針，產生了重大影響。
林乎加率團訪問日本1978年3月28日至4月22日，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林乎加率領的中國經濟代表團對日本進行了曆時24天的考察、訪問。
日本外務大臣園田直、經濟企劃廳長官宮澤喜一和通商產業大臣河本敏夫，於3月29日和3月30日在東京分別會見了中國經濟代表團團長林乎加、顧問段雲以及代表團副團長、秘書長等人。日本經濟界對中國經濟代表團表示了濃厚的興趣，東京、關西地區等經濟團體先後舉行了有數百人參加的盛大的歡迎酒會，歡迎中國代表團的到來。日本經濟團體負責人表示：在兩國邦交正常化的基礎上，長期穩定地發展兩國經濟貿易交流，是日中兩國人民長期以來的願望。日中長期貿易協議，為實現這一目的奠定了初步的基石。相信日中兩國的經濟貿易交流有著廣闊的前途。林乎加表示：中日經濟交流，是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的。我們深信，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經濟貿易關係的發展前途是十分廣闊的。
中國經濟代表團於6月1日向政治局彙報，總結日本戰後經濟快速發展的3條主要經驗：一是大膽地引進新技術，二是充分利用國外資金，三是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和科學研究。林乎加等建議：利用國外資金建設1億噸年生產能力的煤炭礦井，1000萬噸年生產能力的冀東鋼鐵廠，多搞幾個有色金屬礦，並保證1985年化纖和塑料產量各達到200萬噸。聽了彙報後，鄧小平說：下個大決心，不要怕欠賬，隻要有產品就沒有危險。華國鋒鼓勵說：凡是中央原則定了的，你們就放開幹，化纖搞200萬噸，由計委、經委、建委落實。
段雲率團考察港澳經濟1978年4月10日至5月6日，由國家計委副主任段雲率領的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在香港、澳門進行了實地調查研究，目的是了解兩地經濟飛速發展的原因。當時，香港一年進出口總額達到196億美元，而中國內地1977年隻有148億美元。考察組返回途經廣州，向廣東省黨政領導介紹情況，建議寶安、珠海兩縣改為兩個省轄市，改革農業，發展加工業和旅遊業。考察組回京後，向中央提交了考察報告，第一次提出應把靠近港澳的廣東寶安、珠海劃成出口基地、加工基地，爭取3至5年內在內地建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對外生產基地、加工基地和旅遊區。6月3日，黨中央、國務院主要領導人聽取了彙報，原則同意他們的建議，要求“說幹就幹，把它辦起來”。由此起步，兩地後來發展成為深圳、珠海特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