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史決議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又不止一次地講這個問題。他說：“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沒有中國共產黨，不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不建立社會主義製度，今天我們的國家還會是舊中國的樣子。我們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毛澤東同誌的領導分不開的。”“對毛澤東同誌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誌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曆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
（二）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路線、方針和實際工作，同毛澤東思想的曆史聯係、繼承關係來認識堅持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意義
鄧小平十分強調曆史的繼承性，他分析從“文化大革命”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曆史進程，說明鬥爭的勝利、曆史的前進都有著對毛澤東思想的恢複、繼承和發展的關係。鄧小平在論述同林彪、“四人幫”的鬥爭時說：“我們同林彪、‘四人幫’鬥爭的中心內容之一，就是反對他們偽造、篡改、割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粉碎了‘四人幫’，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重新恢複了它的科學麵目，成為我們行動的指南。這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一個偉大勝利。”在論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所做的工作時，鄧小平說：“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就是恢複毛澤東同誌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是準確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麵來說，現在我這是把毛澤東同誌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在講到當前的撥亂反正時，鄧小平又明確指出：“我們現在講撥亂反正，就是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誌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根據這樣曆史具體的分析，鄧小平強調：“不管怎麼寫，還是要把毛澤東同誌的功過，把毛澤東思想的內容，把毛澤東思想對我們當前及今後工作的指導作用寫清楚。”“總之，不把毛澤東思想，即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應該作為我們今後工作指南的東西，寫到決議裏去，我們過去和今後進行革命、建設的分量，它的曆史意義，都要削弱。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曆史性的大錯誤。”
實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正確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正確認識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過程、曆史作用和指導意義，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前提。對此，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基本原則：實事求是，恰如其分，並進行了精辟的論述，提出了具體的要求。
首先，進一步明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目的和重點，分清功過是非的主次。
鄧小平在1980年6月對曆史決議提出修改意見時說：“重點放在毛澤東思想是什麼、毛澤東同誌正確的東西是什麼這方麵。錯誤的東西要批評，但是要很恰當。”“毛澤東同誌晚年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要講，但是要概括一點，要恰當。主要的，還是集中講正確的東西。因為這符合曆史。”1980年10月25日，針對黨內高級幹部四千人討論曆史決議稿中提出的問題，存在的思想混亂，鄧小平表示：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同誌的功過，肯定並且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在這個問題上不能讓步。在1981年5月19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介紹了決議起草、討論情況後說：“總之，中心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毛澤東同誌的功績是第一位，還是錯誤是第一位？第二，我們三十二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團，還是光明是主要的？”
第二，要把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特別是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有指導作用的內容寫清楚。
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和它的主要內容構成毛澤東思想的體係。鄧小平在起草曆史決議的過程中反複提出：“要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就要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後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內容，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不管怎麼寫，還是要把毛澤東同誌的功過，把毛澤東思想的內容，把毛澤東思想對我們當前及今後工作的指導作用寫清楚。”“要給人一個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毛澤東思想，指的是些什麼內容。”
鄧小平對怎樣達到這個要求，作出了不少重要的指示：
1．“要寫毛澤東思想的曆史，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過程。”
2．要寫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運用和發展。鄧小平說：“應該承認，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我們黨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過程中，的確有很多發展。這是客觀的存在，曆史的事實。”
3．要寫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鄧小平說：“七大規定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我們黨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們贏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一個大錯誤。但是我們黨還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發展到今天。這些事情，還不是毛澤東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幹的？”
4．特別要寫清楚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貢獻。鄧小平說：“要說清楚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同誌有哪些貢獻。他的思想還在發展中。我們要恢複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以至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些方麵，他都提供了一個基礎。要把這些思想充分地表達出來。這段時間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等，都要寫到，這都是我們今天要繼續堅持和發展的。”
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當然也包含著講功績不誇大，不溢美。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曆史地位，不再采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間從世界性的新的曆史階段的高度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鄧小平說：“不說毛澤東思想全麵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說它是馬克思主義的新階段，這些都對。但是應該承認，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關於對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鄧小平一方麵指出“要寫得更豐富，更充實”，另一方麵也讚成不能任意提高。因為毛澤東在《實踐論》、《矛盾論》中的多數論點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或20世紀30年代蘇聯哲學界已經提出過的，不能說是他的創見。但毛澤東在哲學上確有重要的獨創之處。所以，對毛澤東哲學上的貢獻用“從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深刻地論述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來作總的評價。
第三，要毫不含糊而又實事求是、恰如其分地批評毛澤東的錯誤。
鄧小平指出：“毛澤東同誌晚年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要講，但是要概括一點，要恰當。”“對於錯誤，包括毛澤東同誌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情況”。“毛澤東同誌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誌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誌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曆史事實的。”既不含糊，也不過頭，體現了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要求。
對怎樣實事求是、恰如其分地批評毛澤東的錯誤，總結經驗教訓，鄧小平結合曆史作了具體分析，並提出了若幹重要的原則。
毛澤東有哪些主要錯誤？鄧小平按建國以來不同的發展階段作了簡要的分析。
對建國後頭7年的毛澤東，鄧小平評論說：“總起來說，1957年以前，毛澤東同誌的領導是正確的”，“建國頭七年的成績是大家一致公認的。我們的社會主義發行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同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當然缺點也有。從工作來看，有時候在有的問題上是急了一點。”
對“文化大革命”前10年的毛澤東，鄧小平說：“應當肯定，總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同時指出：“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其間的主要錯誤，包括：大躍進，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處理，1962年七、八月重提階級鬥爭，1963-1964年的兩個文藝批示，1964-1965年間在“四清”中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等等。鄧小平指出：“總之，建國後十七年這一段，有曲折，有錯誤，基本方麵還是對的。社會主義革命搞得好，轉入社會主義建設以後，毛澤東同誌也有好文章、好思想。”
對“文化大革命”10年的毛澤東，鄧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一個大錯誤。”“‘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錯誤相比，是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首先是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這樣打擊了原來在革命中有建樹的、有實際經驗的各級領導幹部，其中包括劉少奇同誌在內。毛主席在去世前一兩年講過，文化大革命有兩個錯誤，一個是‘打倒一切’，一個是‘全麵內戰’。隻就這兩點講，就已經不能說‘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錯誤，這個錯誤不算少。”“一大批幹部被打倒，不能不說是毛澤東同誌晚年的一個最大的悲劇。”“毛澤東同誌到了晚年，確實是思想不那麼一貫了，有些話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評價‘文化大革命’，說三分錯誤、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就是打倒一切、全麵內戰。這八個字和七分成績怎麼能聯係起來呢？”
怎樣看待和批評毛澤東的錯誤？這是能否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關鍵問題，鄧小平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進行科學的分析，妥善地、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1．從不同角度作科學的區分，把毛澤東的錯誤放在恰當的位置上。
主要從三個方麵區分：一是把功績和錯誤的主次加以區分，肯定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二是把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和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加以區分，明確毛澤東思想不包括毛澤東的錯誤，並指出“毛澤東同誌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講毛主席後期的錯誤。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三是把偉大革命家毛澤東所犯的錯誤同陰謀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幫”所犯的罪行加以區分，指明“毛主席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問題的性質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澤東同誌犯了錯誤，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錯誤被林彪、‘四人幫’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了。他們的目的就是陰謀奪權。所以要區別毛主席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的罪行。”
2．要著重分析錯誤的曆史背景，不能把錯誤的原因歸結到個人品質上。
鄧小平指出，講錯誤“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他說：“現在有些同誌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同誌的個人品質。實際上，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的。即使是品質很好的人，在有些情況下，也不能避免錯誤。”他舉紅軍時期打團的錯誤到延安整風中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正確政策為例，說明產生錯誤的原因“從客觀上說，環境的確緊張。從主觀上說，當然也有個沒有經驗的問題。”鄧小平分析“文化大革命”前10年發生過的問題和錯誤後說：“總的說來，我們還是經驗不夠，自然也有勝利之後不謹慎。當然，毛澤東同誌要負主要責任。”鄧小平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中整老幹部嚴重錯誤後說：“後來愈整愈厲害，不能說他沒有責任，不過也不能由他一個人負責。有些是林彪、‘四人幫’已經造成既成事實，有些是背著他幹的。不管怎樣，一大批幹部被打倒，不能不說是毛澤東同誌晚年的一個最大悲劇。”
鄧小平還指出，要同製度聯係起來分析和認識毛澤東的錯誤。他說：“單單講毛澤東同誌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製度問題。毛澤東同誌說了許多好話，但因為過去一些製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麵。”他指出：毛澤東“在生前沒有把過去良好的作風，比如說民主集中製、群眾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製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製度”，這樣，“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長製或家長作風發展起來了，頌揚個人的東西多了，整個政治生活不那麼健康，以至導致了‘文化大革命’。”
3．不能把錯誤的責任放在毛澤東一個人身上。
鄧小平在指出有些錯誤毛澤東應負主要責任的同時，又指出：“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負責同誌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他認為：“這些錯誤是毛澤東同誌一個人的，還是別人也有點份？”要加以分析。
在為劉少奇平反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鄧小平結合自我批評，對這個問題作了深刻的闡述：“為少奇同誌平反的決議講，‘文化大革命’前，黨犯過一些錯誤，少奇同誌和其他同誌一樣，也犯過一些錯誤。我看這樣講好，符合實際。不要造成一個印象，好像別人都完全正確，唯獨一個人不正確。這個話我有資格講，因為我就犯過錯誤。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我們頭腦也熱，在座的老同誌恐怕頭腦熱的也不少。這些問題不是一個人的問題。”
4．講毛澤東所犯錯誤的內容和性質，不提毛澤東的錯誤是“路線錯誤”。
鄧小平說：“我們不提路線錯誤，是考慮到路線鬥爭、路線錯誤這個提法過去我們用得並不準確，用得很多很亂。……過去評價曆史上的路線鬥爭並不準確，這是我們不主張提路線鬥爭的一個理由。還有一個理由，過去黨內長期是這樣，一說到不同意見，就提到路線高度，批判路線錯誤。所以，我們要很鄭重地來對待這個問題，這是改變我們的黨風問題。”“黨內鬥爭是什麼性質就說是什麼性質，犯了什麼錯誤就說是什麼錯誤，講它的內容，原則上不再用路線鬥爭的提法。”
5．對毛澤東的錯誤的批評要聯係現實中的問題。
鄧小平指出：“這中間還要批評‘兩個凡是’的觀點。毛澤東同誌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兩個凡是’的觀點就是想原封不動地把毛澤東同誌晚年的錯誤思想堅持下去。所謂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澤東同誌晚年的錯誤方針辦。”
作出曆史問題決議，確立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複雜性，主要因為它是同對“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的總結聯係在一起的。在什麼時候、以怎樣的方式來進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認識在實踐中也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
在鄧小平所作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中，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作了總的評價，但同時都說明對曆史問題，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在適當的時候作出總結“是必要的，但是不應匆忙地進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緊接著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圍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談到了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評價等重要曆史問題的看法，會上也有理論工作者提出對建國以來的曆史問題要像1945年那樣作一個決議，但當時黨中央和鄧小平還沒有下這個決心。
1979年6月，黨中央正式決定，建國30周年國慶由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發表重要講話，這個講話不是一般的慶祝性鼓動性的講話，而是要對過去30年作一個總結，對30年中的問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作出一定的說明，但又不是全麵的總結，因為這畢竟是一個慶祝講話。鄧小平要求這個講話要有一些新的內容，要能講出新的水平。在看了起草的講話稿後，鄧小平於1979年9月4日提出修改意見：最重要的是毛主席的提法問題，現在的稿子，對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貢獻講的太弱了。還是要講在30年的曆史上毛主席是有偉大功績的，我們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澤東思想照耀下取得的。我們的黨、軍隊和人民是受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在毛主席領導下建立功勳的。要使人看了這個講話以後得出一個總的印象，我們的黨和人民現在是真正堅持毛澤東思想，完整準確地學習、運用毛澤東思想，是真正將毛主席製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付之實現，不是搞片言隻語。葉劍英國慶30周年講話從當時的實際出發較好地實現了鄧小平的要求。關於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充分寫出毛澤東理論和實踐上的功績、貢獻，對他的失誤、缺點，一方麵沒有提出直接的批評，另一方麵又暗含著一種批評。在“文化大革命”這一段，把毛澤東同林彪、“四人幫”嚴格地分開。對毛澤東的錯誤，通過對“文化大革命”一些重要問題的判斷來暗示。關於毛澤東思想，充分肯定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指導思想，恢複七大的提法：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並提出：“毛澤東思想不止是毛澤東同誌一個人智慧的產物，也是他的戰友們、黨和革命人民智慧的產物”。在社會主義時期，肯定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和八大的主要文獻“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針，它們的基本內容至今還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至於它對世界的影響，主要從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方麵來講，強調一個國家要獨立自主地創造適合本國特點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