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的講話發表以後，黨內外、國內外反映都很好。認為有了這篇講話，中華人民共和國這30年的曆史，中國共產黨在解放以後的黨史，很多問題都容易說明了。但是，不少同誌反映，這個講話同給建國以來的曆史、給“文化大革命”作全麵、具體的總結這個要求來講還有距離，還不能令人滿足。黨內很多同誌都希望，在開“十二大”的時候，總應該對30年的曆史，對“文化大革命”這一段，作出總結。
1979年10月下旬，中央常委根據形勢的需要與可能，正式作出決定：起草建國以來黨的曆史問題決議，現在著手，明年底六中全會討論通過。鄧小平說，有了國慶講話，曆史決議就好寫了。以講話為綱要，考慮具體化，深化。至此，正式確定用最為莊重的黨的關於曆史問題決議的方式，來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確立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指導思想的地位。
曆史決議的起草工作在鄧小平主持下進行。胡喬木具體負責。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在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中，提出了起草曆史決議的三條基本要求，成為起草曆史決議的總的要求、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其中第一條，就是“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鄧小平說：“這是最核心的一條。”“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不僅是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4月1日又對他們3人說：“決議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黨內黨外、國內國外都需要我們對這一問題加以論證，加以闡述，加以概括。”同時他又提出了決議處理曆史問題的基本方法：“宜粗不宜細”。此後直到曆史決議正式通過的整個起草和討論過程中，鄧小平談話、講話有十多次，都針對稿子起草的存在問題和黨內外、國內外的思想動態，對三條基本要求，特別是最核心的確立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一條要求，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闡述、發揮，對各種模糊認識和反對意見，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嚴肅而又耐心的說服教育，自始至終都堅定不移，毫不動搖。
鄧小平主持起草曆史決議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廣泛聽取各方麵的意見。
曆史決議從起草到通過，黨內高層進行的不同規模的討論有：1980年9月各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的討論，1980年10月中旬至11月下旬高級幹部四千人的討論，1981年4月政治局、書記處和老幹部40多人的討論，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70多人8天的討論，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360多人8天的討論。
四千人討論規模空前，大家暢所欲言，對建國以來的曆史進行了深入具體的研究和討論。討論期間共發快報88期，簡報938期。關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是討論的熱點，爭論的焦點。在這個問題上有許多好的意見，但也有不少比較片麵的以至極端的貶低或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言論，有的老幹部還寫信提出“不提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堅定地表示：“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他指出：“關於毛澤東同誌功過的評價和毛澤東思想，寫不寫、怎麼寫，的確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又斬釘截鐵地說：“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隻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
對於幾次討論中的一些不妥當的以至錯誤的意見，鄧小平也沒有采納，並要求起草組頂住。他說：有些同誌的意見不能接受。比如說，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是非法的。如果否定十二中全會、九大的合法性，那我們說“文化大革命”中黨存在、實際上還維護了黨和政府的領導，就站不住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盡管國內動亂，但是中國作為大國的地位，是受到國際上的承認的。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提高。有的同誌不高興，說四千人討論提了那麼多意見，為什麼不采納？想不通。象這樣一些意見，我們就是要硬著頭皮頂住，不能接受。整個地說，就是要同這些意見唱反調。要堅定不移地按原來的設想改好決議，不受這些意見的影響。在1981年5月19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說明，當然，也有些意見沒有接受。他列舉了10條。如，認為毛澤東同誌從建國以來就離開了馬列主義；1957年以來就存在著一條貫徹始終的“左”傾路線；“文化大革命”前10年成績不是主要的，錯誤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同意是內亂的提法；認為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九大是非法的；等等，明確表示這些提法或論點沒有接受，有的指出，這個說法不好。
鄧小平又是善於聽取意見和建議的。胡耀邦主張決議稿要多聽聽老幹部、政治家的意見，鄧小平很讚成，於1981年3月24日親自去看望了陳雲。陳雲建議，決議開頭專門加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曆史，寫黨的60年。60年一寫，毛澤東同誌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麵，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麵的根據。鄧小平立即將這個意見告訴起草小組。陳雲的談話使這個問題迎刃而解。按照陳雲的意見，決議稿加上了一個部分——“前言”，回顧了建國以前28年黨和人民為新民主主義而進行的革命鬥爭，完滿地達到了鄧小平對決議提出最關鍵的一條要求。有一位老同誌提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不要提了，但不要否定繼續革命；“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不要提了，但不要否定階級鬥爭。這個意見也被采納。類似例子舉不勝舉。
在起草曆史決議、討論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過程中，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平反，決定傳達下去以後，一部分人中間思想相當混亂。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平反，認為這樣做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為，既然給劉少奇平反，就說明毛澤東思想錯了。後來又有華國鋒職務變動、公審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主犯這些大事，不僅黨內外，而且國際上也很注意我們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有種種議論。鄧小平為了澄清混亂思想，回答各種誤解和猜測，在黨的會議上，在和一些負責同誌的談話中，反複闡述、論證；同時還向來訪的一些外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進行解釋，聽取他們的意見。這些外國領導人（按時間順序）有：讚比亞總統卡翁達（1980年4月12日），幾內亞總統塞古·杜爾（1980年5月5日），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卡裏略（1980年11月24日），澳大利亞外長斯特裏特（1981年1月26日），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1981年3月24日），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家主席金日成（1981年4月18日）。
鄧小平分別不同對象就中國共產黨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作了介紹、說明和解釋。
鄧小平對澳大利亞外長說：世界上有人議論，說我們搞“非毛化”。我們沒有搞“非毛化”。我們堅持毛澤東思想，但毛主席在晚年確實有很大的錯誤，也要講清楚。講清楚的好處是可以教育我們的人民和後代，也教育我們自己。但毛主席的曆史功績不能抹煞。既然我們堅持毛澤東思想，怎麼能說是“非毛化”？
鄧小平向金日成介紹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上存在的問題及解決的辦法：在黨內、在人民中間，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意見很多。很多人不知道我們黨的曆史，他們隻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幫”，因此對毛主席持否定態度。經過多次反複，評價毛主席，現在講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普遍地能接受。至於毛澤東思想，是另一個概念。它是在建黨以後，尤其在遵義會議以後逐漸形成的。我們黨的七大肯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毛澤東思想引導我們取得了勝利，建國後，毛澤東思想還有發展。我提出完整地準確地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全黨接受了。我們堅持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不是堅持片言隻語。
鄧小平向幾位非洲國家的領導人說明我們怎樣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他說：在搞社會主義方麵，毛澤東主席的最大功勞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我們最成功的是社會主義改造。我們的現行政策基本上還是遵循毛主席製定的政策，是恢複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麵目。在對外政策方麵，我們還是堅持毛主席製定的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當然在處理複雜的國際問題時，每個時期有時期的具體問題。改善同美國的關係、改善同歐洲的關係、同日本的關係，就是根據這個思想。“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在農村政策這個問題上有很好的思想。他提出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要相結合。但沒有很好地貫徹這個思想，采取了一些超越我們發展階段的政策，因此不能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
同時，鄧小平也很重視外國領導人的意見。他在1981年5月70多人討論決議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非洲幾個國家最關心毛澤東思想，反映非常強烈。尼雷爾提這個問題，津巴布韋穆加貝也是這樣。尼雷爾說，毛澤東思想無論如何不能丟，毛主席不但是中國革命的領袖，也是世界革命的領袖。外麵宣傳我們搞“非毛化”，我給他解釋，我們沒有搞“非毛化”，我們準備寫一個決議，決議主要的調門怎麼樣，他理解，他說這樣好。鄧小平向到會的同誌說：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麵，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鄧小平還通過接見外國記者，回答他們的提問，係統地闡述在這些問題上的觀點和做法，影響國際輿論。其中最為著名的是1980年8月21日、23日同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兩次長談，對毛澤東的功過作了全麵係統的、曆史具體的評價。
鄧小平也非常重視廣大群眾和幹部的意見。他找警衛局同誌談話後，說了一段情深意摯的話：“我找警衛局的同誌談了一下，他們說，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談話向戰士們宣讀了，還組織了討論，幹部、戰士都覺得這樣講好，能接受。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誌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係的一大批幹部通不過。”有力地說明了確立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是黨心所向，民心所向。
從1979年11月至1981年6月，圍繞以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曆史決議的起草和討論，經過了20個月時間，又經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討論、修改，比較完滿地達到了預期的要求。決議共8個部分，專設“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一個部分。以相當大的篇幅，從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關於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關於政策和策略、關於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關於黨的建設等6個方麵論述毛澤東思想的內容，從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3個根本思想原則論述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闡述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說明了“它以獨創性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曆史的回顧”、“建國三十二年曆史的基本估計”、“基本完成社會主義發行的七年”、“開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中，也充分寫出了毛澤東的曆史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過程，同時指出存在的不足和錯誤。“‘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占了六分之一的篇幅，對“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作了概括，並用15年的實踐檢驗，指出在“文化大革命”的對象、綱領、依靠力量、性質這些革命的根本問題上完全錯了。對“文化大革命”的經過，其間的重大曆史事件，毛澤東的嚴重錯誤和主要責任，毛澤東與林彪、江青的本質不同，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功勞，分段作了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分析。對“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發生和持續10年之久的原因以及毛澤東之所以犯嚴重錯誤的原因，作了相當深刻的分析。
鄧小平在1981年6月22日中央常委召開的預備會各組召集人碰頭會上，滿意地說：“總的說來，這個決議是個好決議，這個稿子是個好稿子。我們原來設想，這個決議要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誌的功過是非，使這個決議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曆史決議所起的作用，就是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我想，現在這個稿子能夠實現這樣的要求。”6月27日，《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在六中全會上一致通過。這是鄧小平在曆史轉折過程中堅持毛澤東思想、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結晶。全會公報說，這個決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對建國三十二年來黨的重大曆史事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確的總結，科學地分析了這些事件中黨的指導思想的正確和錯誤，分析了產生錯誤的主觀因素和社會原因，實事求是地評價了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同誌在中國革命中的曆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
用曆史決議的方式來確立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經過曆史檢驗，最為顯著的是：第一，起到了繼往開來的作用。對過去的事情做了基本總結，認識基本一致，團結一致向前看，完成曆史轉折，打開了一條一心一意搞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新路。鄧小平要求“十二大就講新話，講向前看的話”。這個要求達到了。第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保持了中國革命和建設曆史的連續性，掌握了反對“左”的和右的錯誤思潮的武器，在此後發生的國際國內的政治風浪中經受了考驗。由於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是經過充分發揚民主、廣泛討論後作出的，是深深地植根於長期的鬥爭曆史和人民群眾之中的，因此它不僅有著組織上的約束力，而且有著深廣的群眾基礎和思想理論基礎，因此是不可動搖的。
鄧小平堅持毛澤東思想、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理論與實踐，永遠是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對於我們深入學習鄧小平理論，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既有長遠的曆史意義，又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1998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