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幕。會議目的，第一，總結理論宣傳戰線的基本經驗教訓。把建國30年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都總結起來，把思想理論上的重大原則問題討論清楚，統一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來。第二，研究全黨工作重心轉移之後理論宣傳戰線的根本任務。這兩個目的是互相聯係的。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也是為了向前看，把今後的工作做得更好，使理論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會議分5個小組進行討論，著重對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錯誤的人進行批評，進一步分清了思想路線的是非，認清圍繞“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的爭論是一個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與會者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重大理論問題和若幹經濟理論與實際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討。與會者還提出了許多需要繼續打破禁區、深入進行研究的重大問題。鄧小平對這次會議評價說：“在三中全會以後召開的這次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大家敞開思想，各抒己見，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問題，總的說來開得是有成績的。”
在理論工作務虛會召開的時候，全國上下正在解決曆史遺留問題，大批知識青年、下放人員回城。在此過程中，有些地方出現少數人鬧事，嚴重影響生產秩序、工作秩序和社會秩序。還有少數反社會主義的分子掀起懷疑以至否定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製度、無產階級專政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潮。北京、上海、天津、貴州等地出現自發組織80多個。在北京，本來在思想解放運動中形成的“西單民主牆”，變為他們宣傳和活動的陣地。他們編印、張貼油印刊物，明目張膽地誹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汙蔑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製度，並鼓動和組織鬧事。國外敵對勢力企圖使事態演變為與1968年春的布拉格事件類似的“北京之春”。
現實政治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引起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誌的極大關注。黨和政府一方麵采取切實措施繼續解決知青回城、平反冤假錯案等問題，另一方麵運用法製手段打擊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違法活動。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進一步加強全國安定團結的通知》。2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實行《逮捕拘留條例》。上海、北京等一些省、市、自治區發布相應的《通告》，規定集會遊行不準攔截火車，不準衝擊機關，不準煽動鬧事，除指定地點外不得在公共場所、建築物張貼標語、海報、大字報，不得印刷反動書刊、畫冊等，以維護社會安定團結的局麵。
與此同時，理論工作務虛會在休會一個多月後於3月28日複會，會議改由中共中央召開，名稱為全國理論務虛會。3月30日，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發表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講話。
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我們當前以及今後相當一個曆史時期的主要任務是什麼？一句話，就是搞現代化建設。能否實現現代化，決定著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又說，“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隨後他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明確指出：“中央認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基本原則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指出：“這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一貫堅持的。”今天之所以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因為黨內和社會上存在著兩種錯誤思潮，妨礙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前進。“因此，我們必須一方麵繼續堅定地肅清‘四人幫’的流毒，幫助一部分還在中毒的同誌覺悟過來，並且對極少數人所散布的誹謗黨中央的反動言論給予痛擊；另一方麵用巨大的努力同懷疑上麵所說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作堅決的鬥爭。”“某些人（哪怕隻是極少數）企圖動搖這些基本原則。這是決不許可的。”“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
鑒於對從“左”麵來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過去已經進行了大量的批判，鄧小平在指出對“左”的思潮今後還需要繼續批判不能放鬆後說明，這一篇講話，“我想著重對從右麵來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進行一些批判。”鄧小平的講話運用邏輯與曆史結合的方法，分別論述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極端重要性，著重對從右麵來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進行了旗幟鮮明的、充分說理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