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述“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項原則時，鄧小平用五四運動以來60年曆史說明，“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是中國人民從切身體驗中得出的結論；通過曆史具體的分析指出，中國現在在經濟、技術、文化等方麵不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解放以前的曆史造成的，而新中國成立以來30年間所取得的勝過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的進步，正說明了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鄧小平強調，我們當前和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曆史時期的中心任務是搞好四個現代化建設，解決“生產力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需要”這個主要矛盾。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這一段論述，是一篇言簡意賅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比較論。鄧小平在這裏作出了一個全新的論證，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口號，極具說服力和感召力。
在論述“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條時，鄧小平著重說明“無產階級專政對於人民來說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是曆史上最廣泛的民主”。他深刻地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在階級鬥爭存在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國家的專政職能的消亡，不可能設想常備軍、公安機關、法庭、監獄等等的消亡。它們的存在同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化並不矛盾，它們的正確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礙而是保證社會主義的民主化。”同時，針對少數人打著所謂民主的幌子來混淆視聽，鄧小平特別強調，“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著重講清楚民主問題”。他指出：四項基本原則“都同民主問題有關”，“中國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隻能是社會主義民主或稱人民民主，而不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民主。”“我們過去對民主宣傳得不夠，實行得不夠，製度上有許多不完善，因此，繼續努力發揚民主，是我們全黨今後一個長時期的堅定不移的目標。”
在論述“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這一條時，鄧小平通過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到1976年的四五運動的具體分析，運用粉碎“四人幫”前後的事實進行對比，說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社會主義新中國”。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確實犯過錯誤，“但是這決不能成為要求削弱和取消黨的領導的理由。我們黨經曆過多次錯誤，但是每一次都是依靠黨而不是離開黨糾正了自己的錯誤。”他說：“事實上，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誰來主持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誰來主持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在論述“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條時，鄧小平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經驗的結晶。”“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後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
鄧小平在講話第三部分“思想理論工作的任務”中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工作是不能離開現實政治的。”“解放思想，就是要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鄧小平指出，當前思想理論工作的主要任務是：“深入研究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所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並且作出有重大指導意義的答案，這將是我們思想理論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貢獻，對毛澤東思想的真正高舉。”鄧小平充分肯定黨的思想理論隊伍在粉碎“四人幫”以後作出了巨大成績，在三中全會後也作出了重要成績。他要求思想理論工作者對四項基本原則在目前新形勢下新的意義，根據新的豐富的事實，作出新的有說服力的論證。希望思想理論戰線為堅定不移地貫徹三中全會的方針，為實現黨的工作著重點的轉移貢獻力量。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不僅為理論工作務虛會作了總結，為思想理論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為遏製從右的和“左”的方麵來懷疑和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的泛濫提供了銳利的武器。在實踐中成為日後形成的黨的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之一，為安定團結，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證。
在全國理論務虛會後，理論界有人繼續在公開場合甚至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攻擊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上一些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也集中攻擊社會主義製度和共產黨的領導。針對這一情況，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將懷疑和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稱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潮”。1980年12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講話中又把這股思潮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指出：“現在有些地方已經發現，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亂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辦法進行煽動和鬧事”，“最近一些與非法組織有關的人物特別活躍，他們假借種種名義放肆地發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這種危險的信號，應該引起全黨、全國人民和全國青年的足夠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