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草《曆史決議》問題的提出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黨中央就在考慮對“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和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曆史問題進行總結。鄧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都說明了在適當的時候對曆史問題作出總結“是必要的”，但是“不必匆忙去做”。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和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等會議上，以及在實際工作中，人們常常把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新的路線、方針、政策，同以往的路線、方針、政策相比較，因而總是要直接間接地涉及“文化大革命”和建國後的曆史這兩個問題。在批評和遏製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出現的以“西單牆”為代表的懷疑、否定和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右的錯誤傾向以後，為了解決當時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障礙即“左”的思想僵化的問題，以利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決貫徹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開放的新方針，中央決定在全國開展真理標準大討論的補課，繼續突破“左”的禁區，實事求是地開展工作，落實黨的各項政策。在這個進程中，解決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又在黨內黨外迫切地提了出來；國際上也在觀察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態度。
1979年6月，中央決定，通過慶祝新中國成立30周年，由葉劍英代表黨和國家發表一個重要講話。鄧小平提出這個講話要有新的內容，要能講出新的水平。大家也認為這不是一般的慶祝性的講話，而是要對過去30年作一個總結，對30年中的問題，特別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作出一定的說明。當然還不是全麵的總結，因為它畢竟是一個慶祝講話。
這篇講話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常委會和鄧小平直接領導下進行的。由胡喬木具體主持，組織了一個起草小組，從1979年6月底開始，講話稿的起草前後經過3個月時間，改了十八九遍。在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會和中央委員中進行了多次討論，並在各民主黨派中征求了意見。先後參加討論的有三四千人。應該說，這篇講話是一個集體創作，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鄧小平多次對講話稿提出意見。他曾經指出，最重要的是毛主席的提法問題，現在的稿子，對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貢獻講得太弱了。他對講話稿中關於毛主席在建國後20多年各個階段的作用怎麼提法，講了原則性的意見。他說：要使人看了以後得出一個總的印象，我們的黨和人民現在是在真正搞毛澤東思想，完整準確地學習、運用毛澤東思想，是真正將毛主席製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付之實現；無論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後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否定了毛主席。鄧小平還說，現在要注意，有從“左”的方麵來攻擊黨的人，也打著維護毛主席的旗號。這是一個新動向。稿子要批判來自“左”的以及右的錯誤思想的幹擾。要強調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這篇講話稿分“光榮偉大的三十年”、“決定國家命運的大決戰”、“向著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3部分。1979年9月下旬召開的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對講話稿進行了最後的討論和修改，並一致通過了這篇講話稿。
葉劍英的國慶講話得到黨內外、國內外的好評。許多人說，有了這篇講話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30年的曆史，以及30年來的中共黨史，很多問題都容易說明了。同時，當時黨內很多同誌都迫切要求，在開黨的十二大的時候，應該對建國以來30年的曆史，對“文化大革命”，作出總結。就是說，黨內已形成了這樣一種普遍的呼聲：希望在“國慶講話”的基礎上進一步作出一個曆史問題決議；大家認為葉帥的國慶講話很好，但同給30年的曆史問題作全麵的具體的總結這個要求來比，還有距離。
鄧小平聽取黨內強烈的呼聲，審時度勢，把起草建國以來黨的曆史問題決議，提上了黨的重要工作日程。
1979年10月，鄧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鄧力群談話，提出可以著手起草《曆史決議》了。在談到準備為明年十一屆五中全會、六中全會和後年十二大做點準備工作時，鄧小平說：起草建國以來黨的曆史問題決議，現在著手，明年底十一屆六中全會討論通過。他還說，有了葉劍英同誌的國慶講話，曆史決議就好寫了。以講話為綱要，考慮具體化，深化。在10月30日起草小組會上，傳達了鄧小平的談話。具體負責起草工作的胡喬木作了部署：現在就著手，以起草國慶30周年講話的班子為基礎，再從人民日報社、新華社、解放軍報社和中央檔案館調人，今天開始就“脫產”進行工作。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曆史發展的4個階段分工做準備，包括分段看材料、檔，借閱檔案，找人訪問、談話。
這次會後，《曆史決議》起草小組就集中到北京複興門外萬壽路的新六所開始工作了。
二、關於起草《決議》的指導思想
《曆史決議》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會領導下進行，鄧小平主持，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組織實施。起草的文字工作由胡喬木負責，起草過程中的有關組織、聯係工作由鄧力群負責。
起草小組於1980年2月20日搞出了一份“僅供領導參閱”的《〈決議〉提綱》。這份提綱對決議“總的結構”是這樣設想的：“全文擬先寫個簡要前言，下麵再寫五個部分：一、從建國到八大；二、八大以後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三、‘文化大革命’；四、對毛澤東同誌的功過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五、主要經驗教訓的總結。”
鄧小平看了這份提綱以後，於3月19日找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3人談話，提出了起草《曆史決議》的“三條要求”。
鄧小平說：“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
“第一，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第二，對建國30年來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誌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
“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還是過去的話，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後，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曆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
“總的要求，或者說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就是這麼三條。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
4月1日，鄧小平又找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重點講了對建國以後毛澤東的評價問題。鄧小平說：“總起來說，1957年以前，毛澤東同誌的領導是正確的，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
他簡要評述了此後10年間的大事，指出：“建國後十七年這一段，有曲折，有錯誤，基本方麵還是對的。社會主義革命搞得好，轉入社會主義建設以後，毛澤東同誌也有好文章、好思想。”
鄧小平提出一個重要的原則：“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負責同誌都有錯誤。”“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
對決議的總體結構，鄧小平也談了他的設計：“整個設計，可不可以考慮，先有個前言，回顧一下建國以前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段，話不要太多。然後，建國以來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澤東思想一段，最後有個結語。結語講我們黨還是偉大的，勇於麵對自己的錯誤，勇於糾正自己的錯誤。決議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黨內黨外、國內國外都需要我們對這一問題加以論證，加以闡述，加以概括。”
三、《決議》的最初草稿被推倒重來
起草小組於1980年5月23日拿出了一個《〈決議〉提綱草稿》。隨後，寫出了《決議》的最初草稿。
鄧小平於6月27日同胡耀邦、趙紫陽、胡喬木、姚依林、鄧力群談看過《〈決議〉草稿》後的意見。鄧小平說：“決議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來。我們一開始就說，要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現在這個稿子沒有很好體現原先的設想。1957年以前的幾部分，事實差不多，敘述的方法、次序，特別是語調，要重新斟酌、修改。要說清楚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同誌有哪些貢獻。他的思想還在發展中。我們要恢複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以至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些方麵，他都提供了一個基礎。要把這些思想充分地表達出來。這段時間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等，都要寫到。這都是我們今天要繼續堅持和發展的。要給人一個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毛澤東思想，指的是些什麼內容。”
“整個檔寫得太沉悶，不像一個決議。看來要進行修改，工程比較大。重點放在毛澤東思想是什麼、毛澤東同誌正確的東西是什麼這方麵。錯誤的東西要批評，但是要很恰當。”“主要的內容，還是集中講正確的東西。因為這符合曆史。是不是結語寫一段我們還要繼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中間還要批評‘兩個凡是’的觀點。”
在7月3日上午的書記處會議上，胡喬木談了如何落實鄧小平提出的對起草《曆史決議》的意見。他說：“在起草文件的過程中，小平同誌找我們談過幾次，中心任務是要把毛澤東思想旗幟高高地樹起來，給它一個比較完整準確的解釋，用它來統一黨的思想。這個決議是說服對於這個方麵有懷疑的同誌的武器。”胡喬木提出一個解決難題的辦法：“我們現在要把毛主席晚年在思想上、行動上的錯誤，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加以對照。對毛澤東思想加以肯定，對毛主席晚年的錯誤的理論和實踐加以批判。”這個辦法，為解決鄧小平提出的決議的中心任務找到了一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