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的批判“兩個估計”座談會於2月20日至23日舉行。與會的有文、史、哲、經、法等各學科專家、學者，老、中、青科研人員80餘人。座談會由鄧力群主持。郭沫若給座談會寫了信，顧頡剛、侯外廬、邢方群送來了書麵發言。周揚、於光遠、許滌新、馮至、黎澍、夏鼐、孫冶方、陳翰笙、呂叔湘、尹達、翁獨健、吳世昌、羅大綱、劉大年、任繼愈、傅懋勣、韓幽桐、陳元暉、蘇秉琦、黃紹湘、陳山、蔡美彪、王易今、仇啟華、丁偉誌、邢賁思、裘輝、李澤厚等發了言。座談會深入批判了“四人幫”揮舞“兩個估計”的大棒，全盤否定17年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打擊、迫害、摧殘哲學社會科學者，妄圖搞垮科研專業隊伍、取消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罪行。座談會上大家滿懷信心，對肅清“四人幫”的流毒，解放思想，解決目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緊迫的問題，如：進一步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改善知識分子的政治待遇；劃清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限；打破種種人為設置的“禁區”；搞好科研隊伍建設，培養良好的學風、文風，開展創造性的科學研究；加強學術交流，加強圖書、資料、情報工作等等，提出了很多積極的建設性的意見。與會者暢談了迅速把社會科學研究搞上去的決心，一些老專家、老幹部回顧了受“四人幫”一夥迫害、與“四人幫”一夥鬥爭的曆程，表示在有生之年，要按照有多少熱發多少光的精神，奮發圖強，勇於攀登，不斷以新的研究成果，為社會主義理論多添幾塊磚、多加幾塊瓦。
新華社發了長篇電訊稿對這次座談會進行詳細報道。《人民日報》以兩個整版發表了座談會發言摘要。
4.社科院1978年科研計劃的製訂1978年1月25日至2月1日，“北京地區經濟科學規劃座談會”首先召開，胡喬木到會作重要發言。此後，院內院外，全國的和各地區的，全麵的和分學科的，各種內容和形式的社會科學規劃會議陸續召開。還通過調查訪問，聽取全國各地學者對一些學科規劃的意見。經過反複討論，1978年4月5日，胡喬木領導製定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九七八年科研計劃重點項目（草案）》由院科研局印發征求意見。
這個計劃強調研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頭等重要的任務”，提出“要大力駕馭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從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以及曆史學、法學、文藝理論等方麵深入批判‘四人幫’的反革命思想體係，完整地準確地闡述和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體係，做好正本清源工作”。計劃強調把“總結和研究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問題”擺在整個研究工作的“首要地位”，深入調查研究，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回答新時期提出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計劃還提出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國和外國的曆史遺產，批判地繼承一切對我們有用的東西”。計劃要求加強各門學科的基本建設，提出“把有限的力量很好地組織起來，用在黨和國家最需要的地方，要把個人鑽研和集體智慧結合起來”，“首先保證完成列入計劃的重大研究項目”。在計劃安排上，“既有雄心壯誌，又切實可行，既全麵部署，又重點突出”。1978年的科研計劃確定全院各所科研項目為481項，其中專著165項，論文91項，調查報告36項。確定列為院重點的項目56項，其中屬於胡喬木提出的一百例範圍的為23項。
這時，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剛剛開過。中國社會科學院有十名代表出席。4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全院大會，傳達全國科學大會精神。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講話中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學的力量、技術的力量”。並指出：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廣大科研人員受到很大的鼓舞。正在這時，組織全院科研人員一起來討論1978年的科研計劃，大家非常高興。一時間全院上下談課題、議項目，獻計獻策。從已經80高齡的著名學者陳翰笙老先生當時為之操心的情況可見一斑。
4月30日，陳翰老即到世界曆史研究所談製訂研究工作規劃的意義和內容。5月28日，分管國際問題研究的副院長宦鄉登門拜訪，與陳翰老就國際政治研究所的規劃問題長談了兩個鍾頭。第二天，陳翰老又給胡喬木寫信。一是為世界史所的現狀焦慮，一是對世界經濟研究所的規劃提意見。信中反映：“世界史所，我於4月30日曾去談過製訂研究工作規劃的意義和內容。但迄今似無人抓緊搞世界史所研究工作的規劃。該所既無所長，也無副所長。亂哄哄的混亂狀態仍無法消除。”對世經所發出的“規劃的設想和建議”，陳翰老感到“既不全麵，又嫌雜亂。我無法進言，故將鄙見寫出呈上，請你撥冗參閱。”信中附上28日寫就的《關於世界經濟研究所製訂研究工作規劃幾點意見》。這份意見書指出了過去工作中的問題，認為“現在急需製訂規劃，改變過去的情況，爭取在短期內趕上客觀形勢對我們的要求。”他建議，“為了解決有關我國外貿、外經以及外交上一些經濟問題，世界經濟研究所可設四個研究室繼續工作。”其任務是：一室，研究美蘇兩國的經濟。當前美蘇間的關係是世界經濟的關鍵。研究美蘇兩國經濟的人員在一個研究室工作，便於磋商和討論問題。二室，研究第二世界各國的經濟問題。三室，研究亞非發展中國家和東歐各國的經濟問題。四室研究拉美各國的經濟問題。對每個研究室，陳翰老都提出了需盡先研究解答的課題，總共36個。此外，他還對研究幹部的遴選、聘任與培養，圖書室、編譯室的設置及其任務提出了具體意見。
二、領導製訂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計劃和中、長期規劃和全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是在胡喬木領導下同步進行的，在此過程中，胡喬木對我國社會科學發展規劃的目標、任務進行了精辟的論述，對若幹學科建設提出了重要意見，親自主持了規劃的製訂和全國規劃會議的召開。
1.提出社會科學發展規劃的十項要求
1978年9月11日至2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教育部聯合召開了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預備會。胡喬木於9月13日到會講話。胡喬木結合新時期的形勢和任務論述了社會科學的重要作用，指明了中國社會科學規劃的目標、任務，並就當時社會科學工作者中存在的“心有餘悸”的問題作了深入細致的分析。
關於社會科學發展規劃的目標、任務，胡喬木提出十項要求。首先，列入規劃的課題，它的研究成果，應該對最重要的社會科學的理論問題、現實問題，包括哲學、政治、經濟、法學、曆史、世界的曆史和現狀、文學、語言、教育學、民族問題、宗教問題等等，作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答複。第二，列入規劃的課題應該要求對世界學術作出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特有的貢獻。對隻有中國人才能做得好的課題，特別要進行更多的認真研究，拿出研究成果來。第三，規劃應該包括編寫出一套社會科學的基本教材。第四，規劃應該包括編寫出社會科學各種基本的工具書。第五，規劃應該把社會科學研究的空白在最近期間填補起來。第六，規劃應該提出最近幾年內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國內情況的基本調查。第七，規劃應該包括社會科學隊伍和領導的整頓問題。第八，規劃應該包括社會科學隊伍的培養問題。第九，要做好社會科學的普及工作。第十，要做好社會科學的國內國外的資料工作、情報工作、翻譯工作（包括外文譯漢文、漢文譯外文），適應學術交流的迫切需要。同時還要加強全國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技術裝備，盡可能用新的技術把我們的工作裝備起來。
胡喬木指出，製訂規劃要實事求是，適當安排，列入的項目應該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做到的。首先要考慮一些最重要的力求完成的題目。最重要的是對於我們的研究力量要有深刻的了解，了解哪個門類力量較強，誰有什麼研究專長。胡喬木強調，“在學術工作中一定要提倡和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他還很有針對性地指出，“這裏要注意一個問題，就是要盡量地減少重複勞動。重複勞動並不是百花齊放。”“科學研究的主要任務，應該是我們直接去研究，直接深入到研究的對象，做一種創造性的工作，這樣才能夠有所前進，有所創新。”
胡喬木還談了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組織和領導問題，傳達了不久前鄧小平同誌對自然科學研究機關工作的指示，認為這些指示對社會科學研究機關也是值得注意的。
2.對學科建設提出意見
從1979年2月起，全國性的分學科規劃會議先後召開。胡喬木先後出席了文學、社會學、新聞學、史學、法學等學科的規劃會議或學會會議。副院長於光遠、鄧力群也按分工出席了各有關學科的規劃會議。
胡喬木在指導各學科製訂年度計劃和長期規劃的過程中，作出批示或發表講話、談話，就法學、經濟學、文學、史學、新聞學和方誌學等學科，闡述了他的學術見解，充分展示了胡喬木作為百科全書式的大學問家的特點，對這些學科的建設具有指導作用和深遠影響。
關於法學1977年12月23日，胡喬木審閱法學研究所擬訂的1978年科研項目計劃。對當時法學研究的課題，提出了八條建議，請法學研究所同誌考慮：“1.對國內處理一些重要和疑難犯罪行為的判例，邀請公安部和最高法院座談一次或幾次，請他們考慮可否分類收集編選審定並加說明。這對統一全國量刑標準、提高用法水平有很大作用。2.針對主要犯罪行為和犯罪者的思想寫出同犯罪行為作鬥爭的強有力的宣傳小冊子。可以分成著重正麵的和著重反麵的。3.對犯罪行為和司法結果作分類專題研究，並提出改進立法和防止犯罪的建議。內部材料。4.青少年犯罪問題與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的關係，作大量科學研究。暫作內部材料。5.對刑法、民法條例研究向中央提出審議的報告。並可考慮在人大、政協會上提出適當提案。6.對中央已有法令因時間已久提出總結經驗作適當修改補充的研究和建議。7.關於維護交通安全和其他有關公眾生命財產安全的法令，建議電影、電視、廣播機關作出宣傳，並編入教科書。建議對環境保護提出法律草案。8.有關國際法項目可向外交部詢問有無更多的要求協同解決的問題。”胡喬木最後說：“這是一些例子。總之要更多地為實際服務。”胡喬木提出了總的原則，同時又提出了具體建議。這八條建議，隨著時間的流逝，更顯出它的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和長遠的預見性。
關於經濟學在“北京地區經濟科學規劃座談會”（1978年1月25日至2月1日）上，胡喬木作了《關於經濟科學研究的幾點意見》的發言，談了五個問題。
第一，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研究。經濟研究所準備在1980年寫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初稿，但研究這門科學，不是寫出某一本書就完成了任務。這是一個長期的科學的探討，需要訂出長期的規劃。胡喬木提出兩個方麵的問題，一、要研究解決在實踐過程中遇到的許多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及許多獻身於社會主義事業的戰士原來沒有設想到的問題。例如，一個重大的理論的也是實踐的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仍然有資本主義的活動，有新資產階級分子產生，這個問題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需要作周密的調查研究。為了研究這個問題，我們要準備像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那樣付出畢生的精力。不能依靠引證，不能依靠演繹的推理，更不能依靠武斷。二、要研究社會主義經濟活動方麵存在許多嚴重的、迫切的問題的原因，資本主義國家很多企業比我們搞得好的原因，需要認真地、嚴肅地、切實地答複這個問題，找出使社會主義經濟工作克服自己的缺點，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途徑。胡喬木強調：“這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任務，需要大量地收集和掌握材料，進行科學的比較。”“對中國經濟的研究，不能離開對世界經濟的比較、研究……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時候，就沒有放鬆對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經濟的研究。這才是曆史的、發展的觀點。而且，科學是沒有國界的。如果沒有比較的研究，那麼，我們要做出一種全麵的科學的結論是不可能的。”
第二，關於當前具體經濟問題的研究。胡喬木指出，經濟學曆來被認為是最實用的一門科學。馬克思說：“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個名言對於經濟學家是更加適用的。經濟學家需要實際參加企業的經濟工作，從經濟學的角度去通盤地研究、處理一個企業的經濟活動。他認為，如果我們的企業僅僅用先進的技術裝備起來，而在整個生產的運轉方麵，資金的使用和運轉方麵，人力的使用和組織方麵，職工積極性的發揮方麵，存在著不能容忍的不合理現象，我們的經濟發展速度是不可能趕到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前麵去的。“所以我們不僅要有先進的技術裝備，而且一定要有完全先進的、合理的、科學的管理製度。”
第三，關於世界經濟的研究。胡喬木強調研究經濟發展情況和跟外國經濟作比較研究的重要。他說：“我們寫出的教材，不能以過去多少年前著作中的材料和論點為限。如果是那樣，我們就不能滿足實際生活對這門科學的要求。而且，我們在研究的根本方法上就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既然是一門科學，它就要不斷地向前發展。”他提出：“我們必須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做出獨立的、科學的、認真的研究。要對他們去世以後世界經濟領域所發生的一些基本的現象作出解釋。”
第四，關於外國經濟學的研究。胡喬木舉例說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沒有任意地把他們的前人和同時代人說成一錢不值。我們對外國的經濟學要批判、要分析，有用的我們就要用，錯誤的我們就要反駁。要把對外國經濟學的研究當作一個重要任務列入規劃。他還指出，數理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門分支也應列入規劃。
第五，關於編寫經營管理方麵的專題通俗讀物。胡喬木提出，從實際出發，總結中國已有的經驗並參考外國的有用經驗，編好諸如怎樣管理一個工廠、一個礦山，怎樣做好一個車間主任、一個商店或公司經理、怎樣管好一條鐵路、一個農場等專題讀物，這是經濟戰線上廣大工作人員迫切需要的。希望規劃裏列入這個方麵。
關於文藝理論和文學史胡喬木提出了合乎藝術規律的原則和方法。
胡喬木指出：文藝理論研究的對象應該是文學的直接現實，而不隻是文藝批評和理論著作。要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研究文學本身，建立真正有係統的理論。要以馬列毛之矢，射文藝學之的，而不能停止於以矢為的。他還指出：“似乎不同於刊物上、會議上或批判中形成的潮流。”文學史研究的對象是文學創作的有重要意義的成果。要緊緊圍繞主要的作品，它的出現、它和過去文學的區別和繼承關係，做很多的研究。文學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必須與他的文學著作成果（包括質與量）成正比。中國文學史“要研究中國文學的特殊麵貌，它的特殊的發展規律”。胡喬木尖銳地指出，文學史中談到政治對文學的影響，首先要有科學的了解和判斷。當代中國文學史，是政治幹涉文學相當多的時期，然而粗暴的幹涉“沒有造成任何一部值得寫入文學史的作品”。他不讚成以事件來劃分文學史的階段，認為那樣做就“過於著重或誇大政治編年史的影響了”。對那種充滿各種政治事件、口號，充滿政治分析和作家作品政治鑒定的文學史，他表示了強烈的不滿。
關於史學胡喬木在1980年4月8日中國史學會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式上講話，對曆史學的作用、目前史學工作遇到的困難和應采取的措施、有關曆史研究工作的幾個思想方麵的問題等作了深入分析。
胡喬木指出，曆史科學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曆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生平兩個偉大發現之一。要全麵地、係統地、正確地解決問題，就必須從曆史上來觀察和分析問題，而不能離開那個問題的曆史。胡喬木精辟地指出：曆史問題本身就經常作為各種各樣的現實問題，出現在我們麵前，需要我們解答。要找到一個正確的、大家都能夠接受的答案，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有許多現實問題的曆史方麵沒有弄得很清楚，需要我們解答，我們不能回避。胡喬木提出若幹重要的課題加以說明。他說，我們現在還缺乏一部把中國各民族的關係完整地、係統地描述出來的曆史。我們非常需要這樣一部曆史，哪怕是畫出一個簡單的輪廓也好。中國領土的曆史，中國對外關係的曆史，都迫切需要研究。還有許多如曆史發展的規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等比較抽象的問題，我們也不能回避。胡喬木還談到中國曆史學本身的繼承問題，特別指出：對清朝的曆史要進行斷代的研究；地方誌的編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要用新的觀點、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繼續編寫地方誌；許多古籍和古代文獻需要整理。胡喬木甚至還注意到，我們要發展旅遊業，就要對我國的名勝古跡作出適當的、合乎科學要求的說明和介紹，這也要許多曆史學家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