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十二大提出來，所有的幹部要輪訓。誰來進行教育？誰來擔任這個輪訓的教師？我們不敢說我們現在的社會科學隊伍就能夠擔負起這個任務。但是我們應該說，我們有義務努力地擔負起這個責任來。在擔負這個責任的過程中，我們自己要學習。因為我們進行的教育要適合受訓幹部的實際需要，也就是所謂產銷對路。它既是有係統的，同時又是完全切合實際的。這種工作也是會使得各個部門、各個地方感覺到社會科學給它們的直接的幫助。
在法學這一方麵，在過去幾年中間已經作了大量的工作。今後我們還可以作更多的工作。有的工作可能不是直接研究的工作，而是普及工作，向人民普及法製知識。我們訓練一批人，來作這方麵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比方說，中國現在的律師很少，法官也很少，檢察官或其他的專業人員都缺少，我們應該擔當起這樣的責任，為培訓更多的法官、檢察官、律師等等，充分盡我們的力量。人民缺少法律的知識，怎麼樣去普及？僅僅在學校裏傳授是不夠的，在學校以外進行一些講演也是不夠的。我們就需要創造這種條件，使得有這種可能。我們在很多的地方可以成立比方說法律的詢問處或者法律事務的代辦處或者是律師的服務處、谘詢處，對於社會上出現的許多違法的事件的受害者，我們就給以援助，給以指導。這樣，我們的工作就會得到社會各方麵的感謝。他們就會懂得社會科學確實是他們每天生活離不開的。當然這個工作要做起來是要克服許多困難的，但是我們應該做。盡管這種工作超出了科學研究的範圍，但是它對科學研究也可以提供許多原料，也可以擴大科學研究的視野。
關於社會學、民族學、曆史學，這些方麵都有類似的工作可以做、需要做。至於國際問題的研究、文學藝術的研究、考古的研究、語言學的研究，這些方麵都可找到直接應用的範圍。雖然直接應用的範圍在每個部門來說都不能代表這個科學的全體，不可能把某一門科學的研究力量，全部都投入到應用方麵去。如果那樣的話，我們社會科學機關、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就變成了生產的工人了。社會科學研究本身就會要受損失了。那是不利的。但是它的確必須應用，而且的確可能應用。各個部門的情況不一樣，但都可以抽出一定的力量來進行這種直接應用的工作。我們要把這種直接應用的工作，當作社會科學一種光榮的義務。就如同自然科學或者數學家到哪一個煤礦、哪一個工廠或者到哪一個省去合作，幫助他們解決了許多問題，得到他們廣泛的歡迎一樣。社會科學工作者也應做出這樣的工作。希望在我們的規劃當中，把這部分活動也能夠列為一個重要部分。
除了上麵所說的以外，我們還希望，在群眾裏進行普及工作。剛才說的，也可以說是一種普及工作。那是直接應用的普及工作。還有一種普及工作，就是關於社會科學知識、社會科學思想的一種通俗的宣傳。這也是我們的責任。這雖然不是研究工作全部的、甚至不是主要的責任，但是它畢竟是重要的一部分。並且在我們社會科學隊伍中間，我們也應該承認有一部分人，有一部分同誌，他現在的能力正好可以做普及工作。如果他決心把普及工作擔當起來，這是他的光榮，也是整個社會科學界的光榮。這就是人盡其才。可惜我們現在的工作沒有完全做得這樣合理，以至於有一些普及工作，或者沒有人去做，或者做得質量不夠理想。
普及工作並不是個很容易做的事情。就如同剛才說的許多直接應用的工作都不是很容易做的事情一樣。科學的範圍很廣。有的時候，科學就一直延伸到一些工藝方麵。我們可以把科學分成哪些是純粹的科學，哪些是工藝學。可是這絲毫不意味著，工藝學就是輕而易舉的，它就不是一門科學，它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它就是一個普通的技工的工作。不是這樣。它還是一門科學。因此同樣的，社會科學要把社會科學知識普及化，這裏麵也有許多工藝的問題，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為著要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為著要全麵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我們國家非常需要有這樣一支隊伍，它精通關於普及社會科學知識的工藝，有專門的技巧，能夠掌握聽眾。培養出這樣的隊伍，是我們對國家應盡的義務，而且是我們很大的榮譽。我們剛才說，全國的幹部需要輪訓，那麼在這個方麵，社會科學工作者就要擔負很重要的責任。現在話說回來，社會科學本身、社會科學隊伍本身，也有一個輪訓的問題。我們也需要不斷地更新我們的知識，不斷地學習我們所不知道的知識。否則我們就談不到填補空白，談不到產生有價值的著作，談不到趕上或者接近世界上社會科學的發展水平。
剛才所說的幾方麵工作的性質是很不一樣的。我跟其他許多同誌的想法一樣，就是我們社會科學工作建國以來沒有進行過評獎。這是我們一個很大的遺憾的事情，很大的負債。我在幾年以前也曾經提過，希望能夠舉行這樣的評獎。剛才我說的幾方麵的工作，都可以成為評獎的對象。不僅是社會科學的專門的研究成果，而且翻譯的著作，通過調查提出的使工作得到改進的方案，普及工作，這些都應成為評獎的項目。
在所有這些工作中都有一個問題，有同誌特別希望我來說一說。這就是“雙百”方針的問題。憲法裏麵沒有用“雙百”方針這樣的話，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是一種法律的語言，沒有一種法律的意義，是比喻，是藝術性的語言。所以在憲法裏麵不予采用。請各位同誌向你們接觸的參加科學和文化工作的同誌說明，黨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的變化。我曾經講過幾次話，說明黨的領導和“雙百”方針是不相矛盾的。這就如同說，憲法是由黨起草的，根據全國人民的各種修改意見修改，然後通過的。通過以後，黨又隻能在憲法的範圍裏活動。黨領導科學和藝術，也隻能在科學和藝術所允許的範圍裏發揮它的作用。如果超出科學、藝術本身所允許的範圍去活動，那麼這種活動就會造成錯誤，就會造成損失。就如同一個工廠的黨委書記要去幹預一個工程師的工作是一樣的。做黨的工作的同誌如果粗暴地任意地主觀地去幹預他所不應該幹預的學術和文化活動，那麼就不是一個好的領導，這樣做黨的工作的同誌應當受到批評。但是同樣的，如果說因為實行“雙百”方針就放棄黨的領導，放棄了共產主義思想的領導，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同樣是錯誤的。他要去領導，可是隻能按科學、藝術的規律去領導。隻能在掌握了科學和藝術的知識的條件下，按照自己的能力去進行領導。而不應該依靠一種權力去進行一種任意的粗暴的幹涉。科學和文化就好像是一所花園，不能允許任何人摘，也不允許任何人去踐踏，無論他穿什麼樣的鞋。他要負責把花養好，要負責灌溉、育種、除蟲，等等。所有這些工作，他都需要做。如果他不去做這些工作，而是去踐踏這所花園，這樣的人就要受到警察的幹涉。所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沒有改變，沒有動搖。黨中央從來沒有這樣的想法。大家知道十二大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的政策的繼續、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實行的政策會發展的，但不會走回頭路的。在這個問題上也是一樣。
我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的討論，也沒有能夠去看各個組討論的詳細的記錄，也沒有可能詳細研究各門學科發展的規劃，應該包括哪些內容，或者能夠包括哪些內容，我們現在的隊伍是多少，應該怎麼樣地去發展，這些問題我都沒有研究。因此，我今天的講話不可能涉及這些方麵。我就講這些，供大家在做規劃工作時參考。
關於召開各學科知名人士批判“兩個估計”座談會的指示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四日）
胡喬木
（當我們向喬木同誌彙報說，《人民日報》有的同誌希望我院座談會的發言能夠避免一般化，要思想解放。喬木同誌作了下麵的指示。）
這個意見提得很及時。《人民文學》雜誌社的座談會，思想放開了。雖然有的同誌的發言，我覺得把話說過了些，但是放開了。我們這裏確實有放不開的危險。社會科學院的同誌本來應該講得深些，可是前個時期我們聽取意見的時候，缺少大膽講話的人。大膽講的話，往往是對自己的同誌提意見，甚至是互相攻擊，而真正要求揭批“四人幫”的時候，卻不肯多下功夫。揭批“四人幫”，是要下大功夫的。
可以把準備發言的同誌，先開一次會，請他們先談談。不然這次座談會可能開得沒有意思。
《解放軍報》，讀後使人感到辣椒味重，放得開，又很巧妙。《人民日報》也比較勇敢。文藝界、教育界的座談會都開過了。前些時候科學界的座談會上，有幾位同誌的講話就很大膽。比如有的同誌講了招生製度問題，原先決定的是明年改變，這些同誌的發言把鄧副主席說動了，下決心在今年就改變，於是局麵變化了。因此，我們這次的座談會，除了必須揭發批判“四人幫”對社會科學研究工作、對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迫害，對社會科學院的破壞，還得要提出一些建議，屬於要害方麵的建議。要避免空話，如果是一大篇平平淡淡的發言，那就得不償失了。如果在報紙上發表出來就太落後了。確實有個思想不解放的問題。
要準備幾個問題，對幾個問題預先作出安排，最好先想好了。比如，關於揭批方麵的；關於對現狀的評論；關於今後的要求，等等。對於外國的研究，馮至同誌就敢講話，膽子比較大。現在有些人生怕講了話以後被別人算賬。我們要說明，我們作為社會科學院的負責人，決不會來算賬，說句把錯話沒有關係，無非是不發表這些話，不會作為辮子來抓。
關於我國自然科學比外國落後，很多人講過了。實際上，自然科學界的同誌對國外的情況還了解些，我們社會科學界對國外的情況就很不了解，距離很遠，遠到不懂的程度，至多隻能說些皮毛的話。這也是由於很多人不承認西方有社會科學。其實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就是西方的著作，而且現在他們對古代社會的研究早就超過了這本書。可是，我們早就沒有人介紹這方麵的書了，沒有人再來翻譯一本關於人類學、古代社會方麵的新的研究著作了。
關於對社會進行調查，雖然宣傳了許多年，認真的調查是很少的。特別是資料沒有使用，完全變成了形式。比如關於少數民族的許多調查資料，就擱在那裏。這話要講。許多圖書資料擺在箱子裏不能打開，爛掉了，這也要講。報紙上目前講的已遠遠超過這些。當然我們不必過於強調這些。
共產黨就是講社會科學的。從某種意義上講，黨就是社會科學的產物。在“四人幫”控製下，要完全毀滅社會科學，他們公然下命令停止社會科學研究的業務工作。這點一定要講。我們的自然科學受到很嚴重的破壞，但是還沒有達到這樣的程度，對待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是一股腦兒地根本取消，十多年停止了研究業務。有一批人認為社會科學是可有可無的，這個問題現在不能說完全解決了，仍然有人認為搞自然科學是要生產，社會科學則可有可無。其實，經濟工作離不開經濟學的研究。我們還要有政治學、社會學，我們還有社會問題需要進行研究和調查。
能不能用個別的情況反映來代替係統的研究工作？甚至有些政策性問題，也還是要研究的。學部多年來有一件事很少提，就是孫冶方同誌領導的小組在昌黎縣調查研究食堂問題，證明食堂製度在當時條件下利少弊多。因此董謙同誌被當做右傾機會主義受了處分。1961年我在廣東參加搞人民公社六十條的時候向毛主席提到經濟所的調查，主席當時早已察覺了這個問題，說看來他們的意見是對的。我說他們受了處分，主席說趕快撤銷。張勁夫同誌就在科學院開會宣布撤銷。可見，政策問題可以研究，應當研究，對黨有好處，哪怕個人暫時受些委屈也值得。現在我們要造成研究的條件，否則社會科學很難發展。現在聯係實際有很多困難，許多材料不能看，經濟學、法學、社會問題都很難進行研究。所以，要整個社會改變認識，要給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接觸資料、提出建議和討論問題的條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不僅僅是寫文章的問題。
這些方麵，我一下子說不了很多。總之，要啟發大家在座談會上一方麵要控訴“四人幫”，一方麵要提出好多當前迫切要解決的建議，來研究現實，研究外國，研究曆史。比如，中國過去的曆史書盡管有許多缺點，但是還是寫了許多的人和事。後來編的曆史書，具體的人和事都沒有了，郭老、範老的書都沒有這麼寫，秦始皇、漢高祖是什麼樣的人，都不寫，要了解就得去看《史記》。曆史本來就是人創造的。馬克思寫《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以及其他曆史論著，包括最近發表的《歐洲外交內幕》第五、六章，對人和事都做了詳細的敘述、描摹，同時進行分析。
總之，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一是不重視；一是許多東西被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一是研究工作缺乏條件。還有一個屬於研究方法方麵的問題，這就是說，究竟是從事實的分析出發，還是從引證出發。“四人幫”搞篡改偽造，對他們揭發批判是必要的，但並不是要滿足於“正確的引證”和由引證進行演繹。否則還是沒有肅清“四人幫”的流毒。這不但是哲學問題，而且是整個社會科學的問題。當然，引證還是需要的，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傳統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方麵，是有意義的，但是如果把引證當做討論問題的唯一論據，就完全違反了馬克思主義，要把這種作風改變。
要搞好研究工作，就要創造研究的條件，有物質方麵的，有政治方麵的，這樣社會科學才能繁榮起來。我們的理論研究工作，同資本主義國家有可比、不可比這樣兩個方麵。在我們的理論、目標、方法等方麵，他們是無法與我們比的，是不可比的。但是我們和他們的工作量、工作成果方麵，是可比的，否則就無所謂落後。在這方麵，我們是落後得太遠了。
這些話，在座談會上要講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意義
（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
胡喬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在這以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在黨的曆史上意義非常重大。這兩個會議的文件，按照中央的規定，將陸續傳達、布置學習。今天，我要講的，是就這兩個會議的文件的主要精神，按照我的體會提出幾個最重要的問題，給大家在學習時參考。
許多同誌都說，很多年沒有召開這樣的會議了。這兩次會議恢複了我黨曆史上的優良傳統，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大家解放思想，暢所欲言，展開了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兩次會議反映了我們黨在政治上的一個偉大進步，說明我們黨經過林彪、“四人幫”十多年的打擊破壞以後，恢複了自己的光榮傳統，重新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所規定的工作方法，黨內的民主製度，來進行工作。這種工作精神和工作方法，三中全會要求把它擴大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間去，永遠堅持下去。而且，這兩次會議還解決了黨的曆史上、黨的生活裏、國家的生活裏很多年來沒有解決的問題。所以，這兩次會議確實是非常重要的，開得非常好，受到全黨的熱烈擁護，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
現在我想從三個方麵講這兩次會議的意義。一、這兩次會議，決定了黨的工作中心的轉變；二、這兩次會議回顧、總結了我們黨在三十年中間領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基本經驗；三、會議回顧、總結了黨在建國以來，特別是20年來，主要是1966年以來的許多根本的問題，重大的曆史問題，總結了黨的生活的曆史經驗，這兩次會議既然在這三個方麵進行了這樣深入的得到重要結果的討論，在黨的曆史上就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工作著重點的轉移。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都著重地首先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全黨從1979年開始，要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就是說，1977年、1978年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的揭批林彪、“四人幫”這樣一個政治大革命已經基本上勝利完成了它的任務。盡管有一些地區、部門在這個方麵遺留的問題還不少，還需要有一段時間繼續解決沒有解決的問題，但是就全國範圍說來，這個任務在絕大部分地區、部門已經基本上勝利完成了。因此，黨就能夠把工作中心轉移到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樣一個主要任務方麵來。
我們黨提出在1979年實現工作中心的轉變，這並不是說在曆史上我們沒有提出過這個轉變，沒有開始這個轉變。在曆史上已經提出過，而且已經開始。我們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從來認為，我們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一直到將來條件成熟時，轉入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我們黨的根本綱領、根本任務。在幾十年中間，我們奮鬥犧牲、前赴後繼，根本目的就是這個。我們不是為革命而革命，不是為階級鬥爭而階級鬥爭。革命、革命戰爭，這不是我們的目的，這是我們為了達到目的所必須采取的方法。我們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也不是我們的根本目的，它也是一個方法，一個手段，目的還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來提高全體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最後達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個理想。還在革命戰爭期間，在有了根據地以後，我們就開始經濟建設。那個時候的經濟建設，一方麵是為了戰爭的需要，是為了革命的需要，一方麵又是要解決人民生活裏的迫切問題。可是，在革命戰爭中進行建設，要受到許多限製，當時我們同敵人進行著生死鬥爭，不可能把經濟建設作為我們全部工作的中心。當我們奪取了全國政權以後，這個任務馬上就提到我們麵前。毛主席在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裏就已經規定，占領了城市就馬上要把生產建設作為一切工作的中心，黨的其他工作都要圍繞這個中心，而不要亂碰亂撞，妨礙、貽誤這個中心。以後，在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首先是要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同時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已經包括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個內容，而這個內容是放在三大改造的前麵。正因為是這樣，毛主席才能夠在1956年對我們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做出總結，提出《論十大關係》的報告。在作《論十大關係》報告的時候，三大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已經基本完成。1957年夏天，發生了右派進攻和我們對右派的反擊，毛主席後來把它表述成為思想戰線、政治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到1958年，毛主席提出把技術革命作為黨的中心任務，並且在同年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所有這一切都是說，黨中央早已把著重點的轉移、工作中心的轉變提到議事日程上，並且做出了規定，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公報裏麵說，在毛主席、周總理的領導下，為建設社會主義經濟進行了大量的工作，正是這些工作，奠定了我們現在在新的條件下實行工作著重點的轉移的物質基礎，同時也給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1958年到1966年期間，黨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發生了一些曲折。這是大家所知道的。這些曲折並沒有使得我們離開這一工作中心，隻是我們在工作方法上有一些失誤，有一些差錯。從那以後，黨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我們整個國民經濟很快得到了恢複，到1966年已經超過了曆史上已經達到的水平。
1966年以後，發生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主席提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可是一開始就受到林彪、“四人幫”的瘋狂破壞。雖然周恩來同誌、陶鑄同誌及其他許多同誌跟林彪、“四人幫”做了堅決的鬥爭，但是這個方針終究沒有能夠得到認真的執行，因為林彪、“四人幫”的破壞太厲害了。在1970年到1973年這段時間，國民經濟在黨中央、各級黨委、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共同努力下，有過一段上升。可是到了1974年，“四人幫”在批林批孔的口號下又進行了新的破壞，國民經濟受到了很大損失。1975年，毛主席提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方針，鄧小平同誌和黨中央的多數同誌堅決執行，使得國民經濟重新上升。到了1976年又受到“四人幫”在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名義下進行的一次更加瘋狂的破壞。這次破壞越過了曆史上曆次的破壞，使國民經濟達到了崩潰的邊緣。
1976年十月，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造成了我們恢複國民經濟的根本條件。1977年和1978年兩年中，進行了全國規模的對林彪、“四人幫”揭、批、查的政治革命。這個政治革命是非常必要的，沒有這場革命鬥爭，要在1979年實行全黨工作中心的轉移是不可能的。同時，這兩年也為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做了很多工作。我們現在需要實行工作著重點的轉移，而且已經有了這個條件。基本的條件是因為我們對林彪、“四人幫”揭、批、查的鬥爭已取得全國範圍的基本勝利。這表現在六個方麵：查清了同“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粉碎了“四人幫”的幫派體係；聯係實際，批判了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及其反動思想體係，從根本上分清了路線是非；整頓了各級領導班子。清除了那些參與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骨幹分子；對林彪、“四人幫”迫害所造成的大批冤案、錯案的平反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恢複和發揚了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實現了安定團結，加強了組織性和紀律性。因為有了揭批林彪、“四人幫”鬥爭的根本勝利，在1979年實現這個轉變是完全可能的，同時也是完全必要的。
我們現在把工作中心轉到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實現四個現代化方麵來，同以前時期比較起來，我們現在的物質基礎更加強大，國內、國際的條件更加有利，但更重要的是全黨和全國人民對要實現這個轉變的思想認識更加統一，更加明確，更加清醒。大家都承認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是革命鬥爭的根本目的、根本任務。如果不把工作中心轉移到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方麵來，我們就不可能完成革命的根本任務，不可能達到革命的根本目的和根本要求。那麼，我們就對不起為革命犧牲的無數先烈，對不起全國人民，也對不起子孫後代。
革命就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要靠經濟建設才能實現的，離開了經濟建設就談不到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林彪、“四人幫”一夥人曾經在很長時間裏散布了大量的反馬克思主義謬論，冒充馬克思主義，批判什麼所謂“唯生產力論”。這種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就是企圖篡改革命的任務，企圖使我們中國革命半途而廢，是他們在假革命的口號下使國民經濟陷於癱瘓、失敗的罪惡陰謀。曆史的發展根本上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人們在生產中間結成了相互關係，形成了一定的生產關係，這種生產關係同生產力的關係經曆了不同的發展階段，開始是相適應的，然後逐漸發生各種各樣的不相適應的狀況。人類社會分裂成為階級，階級和階級之間發生鬥爭，這是生產力的發展的特定階段上的現象。隻要有人類的曆史，就有生產發展的曆史。生產的規律，決定人類曆史發展的根本規律。不能認為階級鬥爭比之於生產、生產力的發展是更為根本的東西。生產力的發展和階級鬥爭的發展，哪一個是根本的東西？馬克思主義者的回答是，生產力的發展才是更為根本的東西。所以馬克思說，發現階級鬥爭並不是他的功勞，資產階級的學者早已講了這個問題，他的貢獻首先就是說明階級鬥爭是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係的。階級鬥爭隻是人類生產發展、生產力發展、生產關係發展中間的一個特定階段的現象。問題非常清楚，決不能把階級鬥爭看做是比生產力的發展更為根本的動力。如果是這樣，在階級出現以前以及階級消滅以後人類社會又是怎樣發展呢？那個時候人類社會的發展不是沒有動力了嗎？當然不能這樣講。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產生階級，在階級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到一定階段發展成為衝突，形成革命，產生新的生產關係，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麵生產力又得到新的更高的發展。這就是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根據這種觀點，社會主義要取代資本主義，當然是為著要比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得更快、更好、更合理。毛主席曾把它概括為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怎麼能把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誣蔑為“唯生產力論”而進行批判呢？如果一定要說這是“唯生產力論”，那麼，這種“唯生產力論”就是正確的。那些批判“唯生產力論”的人，根本不曾也不能解釋曆史唯物主義是怎樣說明生產力的發展，怎樣形成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在怎樣的條件下才會形成革命。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殘留，由於社會主義發展的初期各種製度的不嚴密、不成熟，還是有階級、階級鬥爭，這是資本主義曆史時期在社會主義曆史時期的一種遺留。毛主席說，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階級鬥爭。但是林彪、“四人幫”一夥，在這個地方進行了極大的偽造，在“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前麵加上了“始終”兩個字。這樣，就把原來的在一定曆史時期的一個正確的命題篡改成為一個錯誤的命題，篡改成為荒謬的、自相矛盾的命題。大家都知道，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可是又說社會主義始終存在階級，把這兩個命題合在一起，它的結論就是說社會主義始終不是社會主義。如果說社會主義始終都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那麼它又怎樣向共產主義過渡？林彪、“四人幫”及其合作者、同謀者在思想理論方麵造成的極大混亂，是他們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而製造的所謂理論根據。當然，還不止這些，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反革命謬論。
通過對林彪、“四人幫”的政治上以及思想、理論上的罪惡的揭發、批判，我們黨現在終於認識清楚了，革命是手段，社會主義建設是我們的目的。更進一步來說，根本的目的是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的提高，從這個根本目的來說，建設也是手段。革命鬥爭是手段，各種各樣形式的階級鬥爭，對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都是手段，目的是建設和實現社會主義一直到過渡到共產主義。我們通過對於林彪、“四人幫”一夥所散布的反革命謬論的批判，我們全黨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意義以及它同整個革命鬥爭的關係的認識就更加清楚，全黨的思想更加統一了。我們講三大革命一起抓，在這次會議公報上加上了一句話，以生產鬥爭為中心。
階級鬥爭在一定曆史條件下還是存在的。否認、忽略這一點是錯誤的。我們和林彪、“四人幫”就是一場階級鬥爭。在粉碎了林彪、“四人幫”以後，像過去十來年給我們黨造成這麼大損失，發生這麼大規模的反革命事件是否還會出現呢？是不會了。因為林彪、“四人幫”作為一種階級鬥爭的現象，發展成這樣的規模，這是一種在特殊曆史條件下出現的特殊現象，產生這種特殊現象的條件已經一去不返，因此像林彪、“四人幫”這種大規模的反革命事件不會再重新產生。但是，公報中說，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反革命分子還是有，還要跟他們進行階級鬥爭，要對他們實行專政。這就是說階級鬥爭是存在的，但是不允許任意擴大階級鬥爭的範圍。
現在，我們社會上除了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以外，還有一些什麼專政對象？我們過去常常講地、富、反、壞、右。右派分子是一個曆史現象。這個現象已過去了，中央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三中全會上基本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中說，地主、富農絕大部分經過多年的勞動改造，已經改造成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因此對於這些人要一律摘掉他們的帽子；他們今後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員，享有中國公民的全部政治權利。至於地富子女，他們有些從來沒做過地、富，有些即使做過也是很短一段時間，這些人當然就是社員，一般地說，他們本來不發生勞動改造的問題，對他們更加不允許有任何的政治歧視。至於地、富的孫子一輩，他們生下來就是農民，就是社員，但由於過去曆史習慣的影響，我們讓他們還拖著尾巴，說他們的家庭出身是地、富，這是錯誤的，他們的家庭出身也是社員。當然，個別沒有改造好的地、富也還是有，但是作為一個階級來說已經不存在了。對階級鬥爭，今後我們還是要密切注意，新的反革命分子、敵視和破壞社會主義的分子、新生資產階級分子還會出現，我們一定要保持警惕，一定要和他們做鬥爭。在黨內也還會有這樣那樣的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對這種影響我們也還要按事件本來麵目進行批評、鬥爭，不誇大，也不縮小。人民內部矛盾，應當堅決按照處理內部矛盾的方法去處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毛主席所作的講演，經過曆史考驗，證明它是客觀真理。在這一偉大著作發表以後的二十多年中間，可惜我們黨內常常沒有按照毛主席提出的這一原理來做，以後要堅決按照這一原理來處理人民內部的各種問題。這次會上決定關於“雙打”（即打擊“四人幫”殘餘勢力，打擊反革命分子）問題，由各地按實際情況進行，不進行全國性的運動。整黨整風也要按照各地具體的情況和風細雨地進行，也不進行全國的運動。過去的經驗證明，這種全國性的政治運動經常成為妨礙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既然要以生產鬥爭為中心，那麼階級鬥爭也要以生產鬥爭為中心。階級鬥爭是為著生產鬥爭利益的需要而進行的，不是為階級鬥爭本身來進行的，因為階級鬥爭本身不能成為目的。共產主義者從來不以階級鬥爭本身作為他們的目的。既然全國人民當前的中心任務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那麼，除非發生外部敵人大規模侵犯我們國家的事實，我們就一直要把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展下去，把四個現代化的建設發展下去。我們說要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那麼到21世紀我們的四個現代化建設就完成了、就終結了嗎？沒有這樣的事。這是一個長期的任務。我們提出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也清醒地知道，這還不是很高水平的現代化。要按人口平均計算，按勞動生產率計算，到20世紀末我們還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國家。這不是20年、30年所能解決的問題，還需要繼續進行長期的鬥爭。這個鬥爭要繼續到什麼時候？隻要不發生戰爭，那麼我們就一直要進行到實現共產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是暫時的任務，是共產主義者也是全國人民根本的長遠的任務。實現這個工作著重點的轉移，這在我們中國的曆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折。盡管我們說在建國一開始。黨曾多次提出並實行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方針，但是在過去20年中，這個轉移沒有完成，中間受到各種各樣的挫折、幹擾、破壞。現在我要下定決心。貫徹始終，來進行這個轉變。這個轉變，不是普通性質的轉變，而是曆史性的轉變。
二、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總結了我們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曆史經驗。在這兩個會議上，大家一致認為：社會主義經濟要持久地、高速度地、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必須有這樣兩個必不可少的條件：（一）必要的社會政治安定；（二）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
所謂必要的社會政治安定，並不是說，是一潭死水，沒有任何矛盾、任何變化、任何鬥爭。如果那樣設想，那是幻想、虛構，因為這不合乎客觀規律，不是客觀物質世界的反映。社會要發展，要進步，一定會有各種各樣的矛盾、鬥爭。但無論這樣那樣的矛盾、鬥爭，都不應該妨礙必要的社會政治安定。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不是的。我們的曆史證明這是不矛盾的。如建國初期到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大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也就是1949年到1956年，中間進行了很多的鬥爭和政治運動。那時，開展全國性的政治運動是完全必要的，並沒有妨礙社會政治安定，生產不但沒有下降，而且發展很快。我們進行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進行了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還進行了作為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前奏的三反、五反運動。這些是完全適合曆史需要的，生產力並沒有受到破壞，而且保持了基本的社會政治安定。這同1966年到1976年中間的情況完全不同。林彪、“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進行的各種各樣的反革命的倒行逆施，從這一點也可以證明是違反曆史發展方向的。過去進行那麼大的階級鬥爭，真正打倒了一個又一個階級，社會是基本安定的，生產是前進的。林彪、“四人幫”及其一夥所實行的那種所謂反對“唯生產力論”、反對“基礎論”等等假馬克思主義的反革命謬論指導下進行的所謂革命，完全是反革命。它破壞了生產，破壞了整個社會政治安定。毛主席為什麼幾次講“還是安定團結為好”？可見毛主席已看到不安定團結就不好，再不能那樣繼續下去了。沒有安定團結，經濟搞不上去，我們國家就要一天天陷於危險狀態。所以，這兩次會議認為：工業也好，農業也好，要發展，一定要有必要的社會政治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