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持必要的社會政治安定，就要防止把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以免造成階級鬥爭本身的混亂，造成階級和階級關係的混亂，階級內部的混亂。不能隨心所欲地，不是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而進行這樣那樣的政治運動、階級鬥爭。這並不是說，階級鬥爭本身有什麼好或不好，這是客觀曆史現象。有各種各樣的階級鬥爭：有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有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本身無所謂好，無所謂不好。要看是什麼階級，按什麼目的發動的，目標對著誰的，這個鬥爭的基礎是什麼，經濟基礎是什麼，曆史基礎是什麼？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不是為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不是為了排除生產力發展的障礙而進行的階級鬥爭，必然適得其反，因為這違反了曆史的需要。這樣的階級鬥爭當然要造成社會政治的極大的不安定。這十多年的曆史，同1956年前七年的曆史比較，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什麼樣的階級鬥爭是正確的，是推動曆史前進的，是曆史發展的動力，是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什麼樣的階級鬥爭或所謂的階級鬥爭是違反曆史前進方向的，是違反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的，不是排除生產力發展的障礙，而是製造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這本身就是障礙。這樣的階級鬥爭必然要造成社會政治的不安定。這同1949年到1956年進行的各次政治運動的曆史效果、社會政治的效果完全相反。這個曆史對比非常明顯。這裏容不得任何的詭辯，也不需要長篇大論的說明，就可以看出事實的真相。大家認為，為了要發展社會主義建設，要實現工作中心的轉移，使社會生產力有個大的發展，實現四個現代化，就一定要有必要的社會政治安定。這是我們黨花了很大代價所得來的經驗教訓。
正確處理黨內是非關係，也非常重要。不能把黨內是非鬥爭輕易提成路線鬥爭。在一定時期，我們用了“路線鬥爭”這個概念，正確表達了那個事物的實質。可是當這個名詞被濫用的時候，這個名詞的含義就變得不清楚了。不做分析，不加區別，對什麼問題一律搞所謂路線鬥爭，就使黨內生活長期處於不穩定、不正常狀態。我們說要實行“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最大的辮子、棍子，不就是林彪、“四人幫”所謂的“路線鬥爭”嗎？按照他們的旨意去進行“路線鬥爭”，是非界限混淆了，以至於是變成非，非變成是了。按照他們的說法：錯誤路線，一切都錯，反過來說，正確路線，一切都對。這種說法和做法，這種用語造成的習慣，使黨內各方麵、同誌之間的相互關係，不但造成很大的不安定、不團結，而且造成很大的緊張和不正常。
我們不是要混淆是非界限，是非界限不應該混淆。但當我們要分清是非界限的時候，被他們的“路線鬥爭”一幹擾，就常常不是有助於弄清是非問題，而是造成一種氣氛，不是實事求是地討論是非問題，以致把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界限也混淆了，搞不清楚了。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為彭德懷同誌恢複了名譽。他是在林彪、“四人幫”迫害下逝世的。他逝世時，情況很悲慘。為什麼會造成這種現象？是由於林彪、“四人幫”的罪行，同時，不也是同濫用路線鬥爭概念相關的嗎？這還不足以說明，任意用路線鬥爭概念，對黨內生活沒有什麼好處，反而有很大的壞處嗎？今後，黨內還會有思想鬥爭，但是不能把任何思想鬥爭都說成是路線鬥爭。正如剛才說的，不要把階級鬥爭濫用、擴大一樣，黨內路線鬥爭也不要任意濫用、擴大。否則，黨內就會不安定、不團結。黨內不能安定、不能團結，社會也就不能安定、不能團結。所以，當我們說哪個單位的“路線鬥爭蓋子未揭開”的時候，最好事先多想想用語是否準確，是否合乎實際，如果不準確，就不要用危言聳聽的語言。這極不利於黨內黨外的安定團結，也不利於把是非弄清楚。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分寸，超過一定的分寸，同其他事物之間的界限就模糊了。不正確的用語使有關事物得不到正確的認識。我們無論對現狀，或是對曆史，最好通過學習三中全會文件，由此得到幫助，養成在政治生活中嚴格使用概念、術語，使之能夠如實反映事物本來麵貌的習慣。
其次，就是要遵守客觀的經濟規律。既然叫做經濟規律，就是客觀的，本來沒有什麼主觀的規律，主觀的東西不能成為規律。我們曾經有過相當高速度的、穩定持久的、有計劃的發展，也曾經有過一些失誤。我們在全國範圍內建設社會主義，確實沒有經驗。1956年前有了一些經驗，為什麼後來反而沒有經驗了？這要作曆史的分析。1956年前，在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同時，還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還不是占絕對優勢，農業還主要是小農經濟，工商業中資本主義工商業還占相當大的比重。因此，要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去搞改造。另一方麵，還沒有學會領導全國範圍內的經濟建設。黨中央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領導全國範圍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確實還缺少經驗。所以，在工作中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同誌們應看到這是可以理解、可以諒解的。問題是在工作中已發現了錯誤，進行了糾正，但是未能把所得的結論作為以後指導工作的基礎。所以，公報說，工作指導上有錯誤。領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確實是很複雜的事。1956年前，發展較快，當時規模較小。現在條件好了，可是麵臨的困難並不比當時少。除了林彪、“四人幫”長期破壞遺留的後果這個因素以外，還有另一方麵，究竟如何有效地領導全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仍然包含很多複雜的需要探討的問題。公報講：毛主席在1956年所作的《論十大關係》的報告，到現在還保持著它的重要的指導作用。這是因為，《論十大關係》中提出來的絕大部分問題現在還是存在的，還需要按當時提出的基本方針，在新的條件下加以解決。這裏麵，最根本的還是兩方麵，就是要保持必要的社會政治安定，要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像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是非關係，黨與非黨關係，以至於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中國和外國的關係，正確地處理這些關係，就能有必要的社會政治安定。在這個報告中提出的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係，沿海和內地的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國家、企業和個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仍然是我們現在所必須正確處理的重要關係。這些關係是否處理好，就決定於我們是否掌握了客觀經濟規律。
三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就經濟體製、管理經濟的方法、農業政策等方麵作了詳細的討論，現在因為限於時間，不能多談了。會議著重討論了農業政策，一些長時間爭論不清的問題，在會上得到了解決。我們曾有一個口號叫“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這兩句話是很好的話，內容很好，語言也很好，是“格言詩”。但有了這兩句很好的話，不等於把實際問題講清楚了。就像“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名詞也可以很好，但如使用時沒弄清它的界限，就不能成為有助於我們前進的武器。這兩句話也有這個問題。什麼叫堵住資本主義的路？什麼叫資本主義？應該把它弄清楚。社會主義改造以後，農村有沒有自發資本主義勢力？當然有，決不能說沒有。但是，從1956年到現在，二十多年的曆史，經過各種各樣長期、艱苦、曲折、複雜的鬥爭，也可以看出絕大多數農民擁護社會主義，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是極少數。絕大部分原來的地主富農經過勞動改造已經走了社會主義道路，並不像電影裏表現的那樣，都在搞資本主義。什麼叫搞資本主義？把副業，甚至是正業，除了種糧食以外，搞了其他經濟作物，沒有按當地的規定去種植，都叫做“資本主義”。行嗎？有這樣的資本主義嗎？副業經營是社會主義本身的組成部分，還不是補充部分。小量自留地、家庭副業，是國家憲法上規定的，黨的正式文件所肯定的，也叫資本主義？所以，農業中的資本主義傾向是有的，但不能描寫成為到處都是，以至為了堵所謂資本主義的路，把所有的門路都堵起來，隻留一個門。像我們這個會場，有幾千人在開會，能隻留一個門嗎？一旦發生意外出得去嗎？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首先要分清。社會主義經濟的分配原則，也曾被許多地方在很長時間內認為是資本主義原則。如不把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界限分清楚，那麼，農業經濟就很難發展。
當前問題很多。要高速地發展工業經濟、農業經濟，會受到許多限製。中央已經進行了很大努力，采取許多重大的步驟，可以保證我們的經濟以過去沒有的規模和速度向前發展。但在前進道路上有很多困難。由於林彪、“四人幫”長期破壞造成的後果，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嚴重，不是短時間所能解決的。這兩次會議考慮到多年存在的工業品價格過高、農產品價格過低，解放以來雖有過多次調整，但幅度都還不大，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受到挫傷，所以作了決定，堅決調整農產品和農用工業品價格。公報已經說清楚了。但是工農業產品比價問題還不可能在很短時間內完全解決。工業部門也存在許多不平衡的現象。應當承認，近幾年內，在前進的道路上，還存在著許多困難和問題，不是全黨工作的重點一轉移就都能馬上解決。我們要大力發展進出口貿易，可以利用外國貸款，采取其他一些國際流行的方式。要發展進出口貿易就需要把港口大大擴大，但不是很短時間能夠實現的。交通運輸有很多薄弱的地方。電力還有很大缺口。這些都造成一係列矛盾。多年積累下來的人民生活問題，是大家所關心的。農業方麵提高糧價的問題，限製征購數量的問題，落後地區援助的問題，廣大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安置的問題，城市裏待業人口安排就業的問題，都需要一個個解決。基本建設中隻有“骨頭”沒有“肉”的問題，就是辦了工廠沒有一些必要的配套設施——生活設施、交通設施、商業設施。城市居民住房嚴重困難。我們社會科學院除極少數同誌外，都有住房困難的問題。城市很大一部分低工資的職工，工資需要調整。其他如環境汙染、衛生、教育、科學，問題非常多，無論小學教育、中學教育、高等教育都存在著大量亟待解決的困難。所有這些問題都要解決，都很迫切，有些問題簡直一天都不能等待。為著解決這些問題，國家不得不對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的相互關係問題作適當安排。這就是說：我們決不能不管人民生活問題，而專門去搞經濟建設。如果不管這些問題，經濟建設就發展不起來。但能否短期都解決？同誌們知道，這確是很困難的。中央下決心一定要把這些問題都解決，一步一步地解決。不是用“逐步解決”的空話來搪塞，而是切實動手一個一個地解決。我們應當對國家的形勢有全麵了解。人民和政府之間需要互相諒解，才能使國家一步步前進，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都會比較快的。總之，解決了兩個根本前提：一定要有必要的社會政治安定（長期的安定），一定要真正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也是長期的，無論何時，隻要存在經濟活動，就要按經濟規律辦事）。這些政策都是長期的，隻要這樣，經濟建設一定會順利發展的。
生產關係、上層建築需要圍繞生產力的發展進行適當改革。會議討論了這方麵的問題，決定了三條：
（一）對物質利益，大家認定：生產關係就是物質利益的關係，不能離開物質利益談生產關係，分配上，物質鼓勵應當與精神鼓勵相結合，不允許強調一方麵、忽視另一方麵。過去不承認物質利益，取消物質鼓勵，這樣，精神鼓勵也必然落空了。林彪、“四人幫”搞的那一套，有什麼精神鼓勵呢？有的隻是精神打擊，不該鼓勵的受到鼓勵，應該鼓勵的反而受到打擊。現在承認物質利益是經濟關係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有精神鼓勵。大家積極性上來了，就有創造性了。發明創造，各種優秀的勞動成果，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成果，既得到物質鼓勵又會得到精神鼓勵。
（二）強調民主和法製的作用。報紙刊物上講了很多，這裏不多說了。
（三）會上還強調了分工負責的重要性。在公報裏，鄧小平同誌的講話，還有其他同誌的講話，都講到權力過於集中對我們不利。權力過於集中，不但會產生各種官僚主義現象，而且使工作效率降低，甚至不可能有什麼效率。權力過於集中，人們無權解決問題，就不會產生專家，產生熟練勞動者。而且，缺少分工負責，勞動秩序也不會好。分工的發展是多方麵的現象，工業中要發展專業公司，勞動組織中要求建立各種製度，國家機關也要求建立各種製度。要分級、分權、分工、分人負責，這樣才能克服權力過於集中的現象。權力過於集中，也就是剛才講的比喻，隻有一個門，假如發生緊急狀態，就沒法排隊出去，就會造成悲慘的後果。要實行個人負責製，如果什麼事都要請示、蓋章，勞動生產率、工作效率就不能提高，四個現代化就不能實現。當然，如果權力過於分散，同樣也不利。
三、這兩次會議，對黨內生活進行了討論，解決了一大批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總結了曆史經驗。對彭德懷同誌、黃克誠同誌、陶鑄同誌、薄一波同誌、楊尚昆同誌，還有其他許多同誌的冤案實行了平反。薄一波同誌是61人案件的一個代表。這些問題早就應該解決，在這次會上得到了徹底解決。會上宣布1975年底到1976年進行的所謂反右傾翻案風是完全錯誤的，把有關的從1975年冬到1976年一係列文件一概宣布撤銷、無效、作廢。宣布天安門事件是革命事件，是革命行動。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有重要影響的所謂“二月逆流”、所謂“一月風暴”、武漢“七二〇”事件、四川產業軍，還有許多地方的類似事件，全部平反或恢複它的原來麵目。所謂的“一月風暴”，既有對被打倒同誌平反的一麵，也有對它本身否定的一麵，取消這個提法。解決了這些問題，使整個黨恢複了正常的生活，使整個黨得到了長期安定團結的基礎。對於在林彪、“四人幫”時期特別是在粉碎林彪、“四人幫”後的一段時間還犯了這樣那樣錯誤的同誌進行了批評，這些同誌也進行了自我批評。如果這些自我批評不那麼使人滿意，還要在不同範圍內，由各有關部門、有關地區對有關同誌繼續進行批評幫助。
在思想路線方麵，會議用了很多時間來討論，充分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的重大意義。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同誌在會上被認定是正確的，反對這一觀點的同誌被認定是錯誤的。問題還不在於認定哪些同誌正確，哪些同誌錯誤，問題在於認定這是一個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根本原則。如果不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黨就不能前進，就要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黨就要失掉生機，我們就要亡黨亡國。前一時期，在這個問題上為什麼會有反對意見？會議對這個問題作了分析，指出：一部分同誌（並不是說一定不是好同誌，他們可以是好同誌，或仍然可以變成好同誌）的思想受了一些因素的影響，發生了僵化、半僵化的現象。這是在一定曆史條件下形成的。這個曆史條件，首先是林彪、“四人幫”設置了許多禁區、禁令，不許人有不同的說法，不許人按事實本來麵目去說話。其次是權力過於集中的官僚主義，也就是通常說的專製主義。所有問題都由一兩個人說了算（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一兩個人），使得其他人不動腦筋，動腦筋也沒有用。黨內是非功過不清，黑白賞罰不明，造成很多人不願用思想，不願動腦筋，動腦筋反而會受打擊。在這種情況下，造成很多人認為不動腦筋最保險。小生產習慣勢力，安於現狀，不願改變，也是不願動腦筋的一個原因。這些情況如何改變？胡耀邦同誌提出：林彪、“四人幫”設的禁區、禁令還有哪些未破除的，要求社會科學院和其他單位提出清單，統統要打破。權力過於集中的現象要改變，要反對擁護權力高度集中、特別集中、異常集中的現象。是非不明、功過不明、賞罰不明的現象要改變。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功就是功，過就是過；該賞就賞，該罰就罰。隻有這樣，每個人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作為積極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一個公民，每一個共產黨員，他的生活、勞動才有意義。安於現狀不求上進是不行的。四個現代化是跟小生產不相容的。要改變小生產習慣勢力，衝破舊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現代化的大生產要日新月異，每天都要前進，每天都要發展，每個人都積極參加創造性的勞動，創造性的生活。不允許過一天算一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這樣的人在過去時代曾經“有福”，現在不行了，他們要“得禍”。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現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繁榮滋長，因為那樣，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能繁榮滋長。每個人都要積極努力，在自己的崗位上奮發圖強，進行創造性的勞動。如果你有一些客觀原因不能前進，那麼你至少也不能妨礙別人前進。鄧小平同誌在會上號召大家要解放思想，開動腦筋，人人都要解放思想，開動腦筋。這樣，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才有希望。
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還討論了黨的集體領導，提出少宣傳個人的問題。這是我們黨內生活中一個非常重大的原則性問題，關係到我黨今後能不能健康地發展下去。這個決定是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決定。不適當地、過多地宣傳個人，結果就把大多數人看成被動的力量，看成在曆史上不能起積極作用的力量。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唯物主義的反映論，認為群眾的社會實踐才是人類認識最重要的來源。當然這不是說個人沒有作用，但任何個人作用的發揮，都是在前人、同時代人進行大量工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任何個人都不是孤立地出現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都不是孤立於社會之外的。任何個人都是他的時代的產物，是他的社會條件的產物。這樣，才能正確解釋曆史，否則，曆史就成了少數人的一種魔術了，就可以任意地編造了，這樣就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會議對黨的生活、黨的曆史上許多消極現象作了糾正、批評。同時，也討論了毛澤東同誌作為我黨創造者之一，作為我黨長時期的領袖，作為全黨思想上的導師的作用的估計。在這方麵，三中全會公報、華國鋒同誌的講話、鄧小平同誌的講話，都詳細地說明了。毛澤東同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造者，功績是非常偉大的，是絕對不允許抹殺的，也不能夠抹殺的。如果那樣，就不忠實於曆史了。特別是在1927年中國革命失敗後，毛澤東同誌用他百折不撓的頑強的努力，用他的遠見，領導了紅軍，領導了土地革命，創造了革命根據地。以後，在紅軍長征中挽救了紅軍，因而也挽救了黨。在這以後，一直使中國革命由非常困難的情況一步一步走到最後勝利。從遵義會議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三大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毛澤東同誌的偉大功勳是永垂不朽的，世世代代的中國人民要永遠感謝他的努力。當然，他的努力是在黨和人民共同努力的條件下進行的。毛澤東同誌的大量光輝著作，解釋了中國革命的一些根本問題，也解釋了在中國革命中如何運用、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毛澤東同誌在建國以後寫的《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及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這些同以前很多光輝著作一樣，永遠是我黨前進的指路明燈。正如公報所說，任何革命領袖都會有缺點、錯誤，要求一個人沒有一點缺點、錯誤是不可能的。這也是毛澤東同誌曆來對自己的態度。毛澤東同誌在60年代、70年代有許多重大決策，到現在還使我們受益。如根據當時國際形勢的變化作出的外交工作的新決策，打開了國際鬥爭的新天地，現在可以看到它的根本方向是完全正確的。如果不是毛澤東同誌勇敢地作出決定，打開同美國和日本的關係的僵局，我國就不會同它們實現關係正常化，就不會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毛澤東同誌在其他方麵還有很多偉大貢獻。正如鄧小平同誌講的，在提到毛澤東同誌還有一些缺點、錯誤時，應該看到他的功績要偉大得多。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社會科學院的全體同誌特別應該有明確的、全麵的、完整的認識，因為我們要按這種正確的觀點進行理論工作。
三中全會強調安定團結的方針，不是臨時性的措施。這個方針，具有戰略意義。我們國家的基本經驗之一，就是要保持長期的、持久的安定團結。如果我們黨不能保持應有的安定團結，我們就不能保持社會上的安定團結。全世界都在注意中國能否保持安定團結，做各種各樣的猜測。隻要我們能保持安定團結，全世界都會相信中國一定能發展起來。否則，會發生很大困難，一些願意跟我們建立友好關係以及願意和我們進行經濟合作的國家就會動搖。安定團結對國內外都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鄧小平同誌說，在解決一些犯錯誤的同誌的問題時，要從大處著眼，可以粗一點，因為這樣，才能向前看，才不至於不必要地糾纏在過去曆史遺留的問題上。這些問題要解決，但是要顧全大局，有的不可能也不應該要求解決得那麼十分“徹底”，基本上把問題弄清楚就好。這也是我們今天黨的建設、黨的生活中一個重要問題。中央同時指出：對過去的事情可以寬些，今後應該比較嚴；對普通黨員要求可以寬些，對高級幹部應該比較嚴。
加強四項基本原則的宣傳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委常委擴大會上的講話）
胡喬木
今天談的是學習中央第一、二號文件，我開個頭。學習還在開始，整個計劃要兩個月。我隻看了兩期簡報，情況了解還很不夠。按照中央文件的要求應該衡量一下社會科學院的工作情況以及政治的情況。我想，首先還是要肯定社會科學院成立以來成就是主要的，大家也都同意這一點。這個成就說明我們的多數的研究人員是努力的。當然，他們的工作的成就也有幫助他們創造條件的同誌的一份功勞。在政治上，我想也應該這樣說，社會科學院至少是絕大多數的所，不能說個別的人，在政治上是能夠跟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上跟中央保持一致，和我們獨立地進行科學研究，這兩個要求之間並不矛盾，這個問題過去已經說過好幾次了，我不去多說了。
現在就是有這麼個問題擺在我們麵前，就是在這兩年中間，社會上存在著一種自由化的思潮，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對於這個問題，社會科學院恐怕要從兩方麵來考慮：一個是有沒有跟這種傾向作鬥爭？因為社會科學院是黨和國務院領導的一個社會科學機關，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一個科學研究機關，理所當然的、毫無疑義的，要同這種自由化的思潮作鬥爭。如果是作了鬥爭，那麼鬥爭的實績在什麼地方？就是說我們寫了些什麼文章，什麼著作？這是說科學的著作，單篇也是科學著作。我作為社會科學院的主要負責人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不免感到內疚。也可以說是有負於黨和政府的重托。跟這種自由化的思潮作鬥爭的有影響的文章我看是很少的。這就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這就說明我們過去的黨組，現在的黨委的領導軟弱無力，沒有紀律性，領導不具體。這是不能否認的。無論找什麼理由都不能否認的，這是一個事實，而且也不是短時間的事了。所以我覺得對這個問題，有些同誌把它小看了，或者認為不存在這樣的問題，我不能同意這樣的意見。
那麼把這個問題換個形式提出來，譬如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是說去批判自由化的思潮，那麼說我們在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四項原則上怎樣呢？這個問題在社會科學院是有很大阻力的，一提出這個問題就遇到阻力，有相當一些負有名望的同誌就反對這種提法。這就是說，我們確實是：第一是有成績，這個我們決不能夠否定，我決沒有這樣的意思；第二就是對於這種自由化的思潮，沒有進行切實認真的鬥爭，而且有少數的同誌還參加了一份。我們黨組、黨委的領導對於這種現象鬥爭不力，很多有名的話出自社會科學院，一個是四項原則就是四條棍子，一個是誰要首先寫宣傳四項原則的文章，誰就要先在社會科學院臭。倒不是說說這些話的同誌不是好同誌，但是好同誌、積極，也可以有缺點，也可以犯錯誤。
所謂四項原則就是說要堅持社會主義。我不認為在社會科學院黨員裏比較負責的人中，有什麼人反對社會主義，我想沒有這樣的事情。
然後就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了。無產階級專政怎麼樣解釋，這可以研究。它的實質無非是要用政權力量保障社會主義，保證社會主義一直發展下去。因為不可能說一開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那些反對社會主義的力量、思想影響就統統消滅掉，不存在了，這是不可能的。因此，為了保障社會主義，就要跟那些反對社會主義、破壞社會主義以至於要顛覆社會主義的人作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還有其他方麵的意義，這個問題不在這裏說了，大家都是了解的。
另外的是堅持黨的領導。假如是一個非黨員，對這個問題提出一種疑問，這個不奇怪。一個黨員，一個有很長黨齡的幹部，對於要堅持黨的領導發生懷疑，這就成為嚴重的問題了。當然有的人他不是這樣說，他用別的說法，你一說黨的領導，他就說是什麼樣的黨的領導，黨究竟要怎麼樣領導？這些問題的確要研究，但是不能因為這些問題要研究，就根本不承認黨的領導。首先要承認黨的領導，然後再談黨應該怎麼樣的領導。因為，如果根本不承認黨的領導，那麼去討論黨要怎麼樣去領導，這是毫無意義的。正像你說一個“零”，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零”？是一個大的“〇”，還是一個小的“〇”？這是毫無意義的。現在確實有一些可以說是明目張膽的反黨分子，他也在講，我們擁護共產黨，擁護共產黨的“改革派”、“民主派”等等。我們的黨員幹部不能允許同那樣的人走到一起去。他們不過是打著這樣的幌子。
對於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這個問題有意見的在社會科學院可能就更多一些。黨的領導這個問題也很多。今天我們不能詳細討論這些問題。對於這些問題裏麵涉及的一些具體問題，或者細節，在黨內提出意見，提出建議性意見，在黨內一定範圍內進行討論，是完全許可的。但是如果超出這個範圍，在黨外對於四項原則抱著懷疑、抵製或者沉默的態度，可以說這是非常不正常的，我們共產黨員不應該是這樣的。
在過去這兩年發生的這樣一種現象，這總歸是一種社會曆史現象，有它的原因。可是我們不能夠自己站在原因的一個方麵。我們不是隨波逐流的人，共產黨員有他自己堅定的世界觀和政治立場。尤其是像在社會科學院這樣的範圍裏麵，高級知識分子，對於一些問題沒有一種自覺的態度，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懷疑以至反對四項原則潮流的時候，共產黨員的天職就是挺身而出，同這種思潮、同這種傾向作鬥爭。否則我們為什麼要做共產黨員？有一些事情是跟社會科學院有點關係，除了剛才說的那些，還有一些別的問題。關於中國現在是不是社會主義的討論，在全國範圍裏麵進行的時間，沒有一年，至少有大半年。發表的文章一直達到這種程度：中國現在不應該實現社會主義（實際說這個話的人，他跟外國人講，他根本就反對社會主義，可是他在中國人麵前就不這樣說，說現在不應該實現社會主義，實現太早了）。這種問題能說它是學術問題嗎？決不是學術問題，這完全是一種煽動，這無非就是要退回到資本主義。像這樣的問題，我們能夠沉默、旁觀嗎？當然有許多同誌的文章不是這樣說的，我這是說其中極端的。但是這確實是在這個討論裏麵。參加這個討論的文章一共有三十幾篇，發表了各種各樣的看法，這是大概說來，我後來沒有統計。這是動搖全國人心，動搖整個中國政治的局麵，政治的大局，動搖整個黨的大局。這種思想可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現。雖然這個事情已經過去了，不應該過分地對於這樣的問題進行責難，可是我們要永遠記著這個教訓。我們可以想像，假如這種討論讓它在全國長期的泛濫，一直泛濫到現在，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那些非法刊物、非法組織不是會更加振振有詞了嗎？說連社會科學院的理論工作者都是這樣講的，為什麼我們不能這樣講？！剛才說的這幾件事情，確實是很值得我們警惕的。社會科學院工作人員裏麵，是有實實在在反對社會主義的，真心誠意地反對社會主義，而且希望能夠跑到外國去，跑到沒有社會主義的國家去。這種事情別的單位也有，我們現在可以不去討論別的單位。社會科學院對別的單位也負有責任的，因為我們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心機關，對於各種錯誤的社會思潮負有批判的責任。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在社會科學院大家都是擁護社會主義的。
有一個可以說是資產階級學者跟馬克思主義學者不斷在爭論的問題，就是有沒有絕對的言論自由，或者抽象的言論自由？這個問題也在社會科學院出現。這個主張大概不是社會科學院的同誌首先提出的，但是當有人提出說反革命的言論可以自由發表，隻要他沒有行動，就不必去管。那麼這種觀點在社會科學院是有相當一些人欣賞的。北京大學的競選運動中當選的一個胡平，是當選的區人民代表，他就是宣傳言論要絕對的自由。可以說如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明確態度，那就不必講什麼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必講什麼馬克思主義，因為資產階級早就講過了。北京大學有兩個學生發起，然後又加上20個人，共計22個人簽名寫了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發行法草案”，在這個“出版發行法草案”裏麵，他的中心觀點就是，任何的黨派、團體、企業、機關、個人，都可以辦報紙、辦刊物、辦出版社、辦書店、辦廣播電台、辦電視台，國家對於這些有不同背景的言論機關要一視同仁，給以同樣的支持，同樣的法律對待。所以，是不是讓反革命言論享有自由，反革命言論應該不應該享有自由，成了我們現在同相當一股反革命勢力、反黨反社會主義勢力鬥爭的一個中心的問題。這個很自然的，這些小組織他們要擴張他們的影響，靠什麼呢？他們當然就要依靠掌握一部分輿論工具。就是說現在報紙、刊物以至於電台都掌握在國家手裏，或者是共產黨的手裏，他們堅持反對。我們現在要不要依靠這些工具來宣傳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來反對那些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力量呢？如果我們不要，那麼我們革命幹什麼呢？不革命不也是一樣嗎？不也都可以大家自己辦刊物、自己辦雜誌嗎？！我們能夠把國家團結起來，還是依靠我們的言論機關（當然還有其他方麵的工作），我們的言論機關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先發表這種主張的是原來北京大學的一個教員。以後我就跟法學所的同誌講，你們能不能寫篇文章批駁這種言論，當時我並建議人民日報，希望他們能夠發表批評這種觀點的文章。我說這個問題很簡單，刑法上有規定嘛，這個法律已經通過了嘛！這是很簡單的一件事，後來大概是法學研究所同誌寫的文章，隔了很久我才在報紙上看到，對這個觀點批評得非常沒有力量。除了胡平，另外兩個學生寫的“出版發行法草案”一直發展到這樣程度，要在青島成立為這個“出版法”征集簽名的辦事處。這本來既是一個法學問題，也是一個哲學問題，當然更加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的問題。但是我們沒有人願意為這樣的題目來寫書，我們沒有這種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