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哲學研究所在什麼地方舉行了一次道德問題的討論會，舉行這樣的討論會當然是需要的。討論以後，也像我們其他的討論會一樣，提出一大堆的意見，然後就發表了一批報道，說關於這個問題有幾種觀點，關於第二個問題有幾種觀點，第三個問題有幾種觀點。對於其中有些觀點有人寫了文章。這寫文章的人，可能不是這個所的。我們知道影響很大、影響到全國的，是什麼呢？第一是反對講共產主義道德，認為在社會主義不能講共產主義道德；第二是反對大公無私，這個可能有幾種說法，一種說社會主義不能有大公無私，第二種是說大公無私在原則上就是錯誤的，沒有個人哪有集體、哪有社會呢？第三種就是“向錢看”，說“向錢看”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社會主義社會就應該“向錢看”。跟這個相聯係的文章很多了，比如有這麼幾句話：經濟學不能講道德，講道德不能講經濟學。按照這種觀點，好像在社會主義裏麵，要就是講經濟學，要就是講道德，講道德就是唯心主義的。這個文章是登在人民日報上的，這不是社會科學院同誌寫的。共產黨員才真是一切為了人民，為了實現這個觀點，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才犧牲奮鬥嘛！如果不需要有大公無私的人，為群眾的利益犧牲自己的人，那麼資本主義不是也可以解釋成一切為了人嗎？它不是也一切“向錢看”嗎？這類問題，在現在，在整個社會上，特別是在青年中間，是嚴重的。這些問題，像剛才講的這些思想問題，絕不是什麼小問題，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們如果不認真對待這些問題，我就可以危言聳聽一下，社會主義事業就要斷送在我們手裏。北京大學競選活動中間發表了這麼多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我們有一位所的領導幹部，他到北大去蹲點，回來講了一篇話，說北大學生覺悟高得不得了。這個話，我倒不反對，北京大學不少學生這種政治責任心、公民感很高，這當然是好事。可是，對那麼多的、公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他卻一句話也沒講。所以，我覺得社會科學院的黨委認真嚴肅地討論黨中央工作會議的文件，特別是討論小平同誌的報告，是非常必要的。我們再不能夠對社會科學院外，特別是社會科學院內的這些現象熟視無睹了。我所以想要在今天召集這個會，就是要說這個。盡管我早已請求辭職，大家沒有同意，假如辭了職，我也答應做顧問，也要講這篇話。我覺得我們社會科學院所有的黨員不能對這種現象再采取置若罔聞的態度。否則，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自己問一問：我要不要做一個共產黨員？我這樣算不算一個共產黨員？
有些同誌說，目前這樣的局麵是非常難得的，非常好的，現在有一點小問題，用不著這樣大興問罪之師，或者把學術討論的自由壓抑下去。我想，不是這個問題。學術討論的自由，一定要堅決保護。我們有的同誌老早就提出了學術政治的界線究竟怎麼分？要求最好畫出一條邊界線。我確實始終沒有明確地答複過。我說，界線是很清楚的。我們不是在“左”傾思想的統治之下，那個時候，什麼叫政治，什麼叫學術，搞不清楚。現在我認為不存在這些問題。學術是學術，政治是政治。當然，政治本身也是一種學術，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了。但是有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涉及我們國家、我們社會的根本製度，對於這種製度要去動搖它，或者去反對它，那麼，盡管他寫的是學術著作，我們也不能夠允許這種自由。這類學術著作有人非寫不可，他可以寫，寫出來也可以印，但是不能夠公開發行。當然，它確實要有印出來的價值。
人的生活，人的活動，一切為了人，人是要有自由的，這不成問題。但是，自由不是一切。這點連資產階級的政治學家也承認，資產階級的哲學家也承認。自由與義務，是一件事情的兩方麵，沒有一個不負任何責任、不受任何約束的自由。這個可以用邏輯來證明它是荒謬的。在不同的國家裏麵，不同的社會裏麵，像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盡管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初級形式，但是我們還是社會主義社會。在這個社會主義社會裏麵，我們還是要定下這樣的義務，就是不能允許反對社會主義製度的自由。這在憲法上已經規定了。所謂四項原則，就是憲法的第一條，第二條。憲法沒有修改，四項原則就必須要堅持。至於憲法將來怎麼樣修改，四項原則怎麼樣表達，那是另外的問題，我想它的實質是不能改變的。我們想要我們的國家存在，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就不能動搖這個基礎。動搖這個基礎，什麼事情都不成。
自由不僅與義務不可分，而且我想還應該承認自由不是一切，不能把自由看成是一切。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比較有組織的社會，那麼資本主義社會呢，也是有它的組織，封建社會也有它的組織。不能說哪個社會沒有組織。但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組織，同那些維護剝削製度的組織是不相同的。我們依靠這種組織的力量，確實克服了很多的困難，創造了很多的成就。盡管我們現在組織得還不好，需要很多改進，但是我們比資本主義製度更加有組織。它所以更加有組織，是因為從根本上說，我們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而這一點，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不能做到的。所以，我們就能有比較高度的組織性。因為有這種高度的組織性，中國本來是又窮又弱的國家，現在雖有不少進步，還是又窮又弱，可是因為我們有這個組織性，這就彌補了我們很大的弱點。這是個事實。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性，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它是有組織的，它能夠把人民組織起來。而我們現在的一些思潮，所謂自由化的思潮，就以為自由就是一切，高於一切。這樣一來，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它的優越性了。我是擁護人的自由的，但要在它不反對社會的利益的範圍之內。在今天就是不跟社會主義社會的利益相違背的範圍之內，要講隻能這樣講。
關於民主，可惜現在也沒有人來寫書，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民主？如果有人說，這個問題我沒有辦法寫，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如果說這樣話的人是一個普通老百姓，或者在社會科學院燒火、掃地，那是可以的。在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說這樣的話，那就是替自己的失職尋找遁詞。如果中國社會科學院這樣的研究機關都不能解釋什麼是社會主義民主，那麼為什麼要社會科學院的存在。我們的研究總歸是要有結果的，這個結果當然不能老是固定的，它要隨生活的演進而演進，要堅定地明確地有係統地來解釋這一係列問題。社會科學的理論的價值也就在這裏。
把民主與領導對立起來，以至於走到說黨性發源於人民性，說黨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現，沒有人民性哪裏來的黨性？這種奇談怪論居然能夠相當的流行，我覺得這是社會科學界的一種羞恥。對於自由和民主，如果不作出正確的解釋、宣傳的話，那確實就要離開社會主義，離開馬克思主義。
我也認為民主決不是一切。並不是民主就一定能產生真理。真理是跟科學研究聯在一起的。我們不能不堅持民主，發展民主，隻有這樣才能夠團結人民，使人民感覺到他是有權利的。但是我們如果進行這樣一種宣傳：民主高於一切，實際上就是認為資產階級民主是最理想的製度。這樣宣傳民主，跟宣傳上麵所說的那種自由是互相關聯的。
有人說，黨的領導會犯錯誤。但是，我們應該有勇氣承認人民也在那裏犯錯誤。並不是說人民就是上帝，毫無缺點，全知全能，是永遠不會犯錯誤的一種力量。沒有這樣一種力量。我不是在這裏要貶低人民，我所反對的就是把人民神化。我們反對把領袖神化，也不要把人民神化。人認識真理，黨認識真理，科學家認識真理，跟人民認識真理，都是一個艱苦的曲折的過程。美國人最近選了共和黨，這是表示了美國人民正確地表示了自己的利益嗎？是不是這樣呢？產聯、勞聯就堅決反對共和黨，可是共和黨還是上台了，所以，真理不一定取決於大多數，大多數不一定就代表真理。我們要健全我們的民主製度是必須的，用民主的方法可以比較少的犯錯誤。至於說，采取民主製度怎麼樣能夠更多地避免犯錯誤，這還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問題。我不是說要大家去寫文章說人民會犯錯誤，這些話用不著去講。但是，我們要忠實於曆史、忠實於客觀的存在，不要去做那種不符合事實的一種報告。那樣一來，就對黨對社會主義要造成危害。
這些問題會產生混亂，是同我們缺少馬克思主義的經常聯係實際的、生動活潑的宣傳有關係的。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討論，在社會科學院要能夠充分地動員起來，主動地宣傳。宣傳工具是死的，關鍵在於人，在於我們研究人員的思想狀態，活動的狀態，工作的方向。在我們的多少是與政治有關的刊物裏麵，書裏麵，或者在各種學會、座談會裏麵，要能夠把馬克思主義的四項原則的宣傳、四項原則的這種指導地位，確立起來。有人說，假如確立四項原則的指導地位，那麼就沒有百家爭鳴。這是完全的荒謬。毛澤東同誌提出雙百方針，從來也不是為著來反對四項原則。
對於現在的有些學術討論，我想提一個建議，因為這是社會科學院麵臨的一個大問題。對於一些問題，在準備不成熟的情況下，就召集會議，然後又發表這樣、那樣的報道。這種辦法，在一定的時間裏麵是可以的，有用處的，或者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這個當作一種唯一的辦法，每次開會就是這樣，那麼，我覺得這樣的會議與其開不如不開。剛才說的，什麼共產主義道德不能成立呀，什麼大公無私不能成立呀，向錢看才能成立呀，這種話不是討論會上產生出來的嗎？如果我們一直滿足於這種狀態，這就叫自由主義。因為它對任何問題都不負責任，都不想追求一個科學的結論，它發表一通議論就揚長而去。不但揚長而去，還把它的影響傳播開來。這不是我們共產黨員應有的作風。交換意見是需要的，不同的意見是永遠會有的，把這些不同的意見，在一定的時間（也要看是什麼問題了），在一定的場合公布出來這沒有壞處。但是，假如長年累月，對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不努力地提出一種比較正確的結論來的話，那麼這種科學研究方法，是非常危險的。在某一階段，對某一個問題的論點，雖然得到大多數的支持，也不等於說過了一段時期就不需要修改、補充，甚至於被推翻。這是有可能的。因此，我們應該充分慎重地來做這種結論。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夠讚同那種根本不要作結論，就是這樣的自由討論，一直到永遠。我是說的我們社會科學院這樣的單位，不涉及到自然科學的問題，也不涉及到雖然是在社會科學院，而它跟現實的政治可以說沒有什麼關係的問題。固然在那些領域，一個真正的有抱負的科學家，他還是要力求解答一直到現在為止沒有得到答案的問題，那些問題不在今天這個範圍之內。我這是說，跟現實生活直接有關係的重大問題，如果要進行一種爭論，應該充分有準備。還是會有一些問題，大家的意見會不一致。這些問題隻要是它離開現實生活的直接的利害比較遠，那麼應該承認這種狀況，你總不能人為地強迫通過一種結論。這不可能的，這不是科學的態度。我是說屬於一些最現實、最重要的問題的討論，應該有準備。如果討論的結果，沒有拿出什麼確實能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作品，那麼，可以有兩種辦法：一個是會議暫時停止，第二個是開過以後，不必忙於發表什麼宣傳文章和報道，免得把社會的輿論搞糊塗了。
我就是要說這麼一些，許多話以前也講過了。討論中央的文件，中央提出與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這點是非常重要的。社會上對於社會科學院的工作、活動，大概是毀譽參半。我們應該承認我們確實發表了一些不負責任的意見。我自己就談過不少，我也在一些會上舉過這樣的例子。每一個人都免不了說錯話，我也說過多次錯話。
有同誌批評說，社會科學院黨組織內批評、自我批評很少，我想這意見是對的，應該承認。在黨的會議上，怎麼能夠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會議，這就不太像黨的會議。我看在這次會議上，有同誌進行了一些批評，這批評中可能是會有錯的，批評本身錯了這也免不了，但把批評、自我批評展開是很必要的。從簡報看，這次批評和自我批評展開得很差，有些黨委委員，甚至黨委常委，對於黨的這樣重要的文件討論的時候，一直沒有說話，或者是回避實質，隻談形式，這不是好的現象，有什麼意見就提出來，這才是黨內正常的生活。
《情況反映》近期要反映的問題
（一九七八年初）
胡喬木
情況反映特刊（隻上報，不下發）
“四人幫”摧殘社會科學院的一筆總賬（要列舉一些著名學者所受迫害，這些中央不甚了解）
法國學術研究中心總主任與劉仰嶠同誌談話要點，或並入1978年內社會科學院預定的對外學術交流活動
社會科學院各所今年擬招研究生的計劃和問題
費孝通對於民族問題研究的意見
薑椿芳同誌建議編輯中國大百科全書（附：關於各國大百科全書的曆史和最近趨勢）
社會科學院準備任命和恢複一批所長和提升一批研究員
摩爾根以來原始社會研究的主要進展（世界曆史所準備）
信息論、控製論和認識論的關係（哲學所準備）
二十世紀邏輯學的發展（哲學所）
現代西歐的馬克思研究（哲學所）
幾個外國關於研究中國的現狀
幾個外國關於蘇聯研究的現狀
介紹“科學學”
外國經濟學界對於目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幾種看法（世經所）
西方大公司怎樣管理它們所屬的企業（世經所）
介紹外國管理作物良種的“種子法”（世經所）
關於明清檔案、滿文老檔和民國檔案的現狀和建議（曆史所、近代史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三年（1978—1980）規劃初步設想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胡喬木
一
偉大領袖毛主席早在1957年就教導我們：為了建成社會主義，要有一支宏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黨的十一大號召我們：“大力開展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創造性的學術研究，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高潮。”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應該有一個很大的發展，以適應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
長期以來由於林彪、“四人幫”的嚴重幹擾和破壞，我院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受到極大的摧殘，遠遠落後於黨和人民的需要，同我們國家所處的國際地位也很不相稱。多年來我們的研究成果很少，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還沒有一本專門著作；還沒有寫出一本係統地完整地闡述毛澤東思想體係的著作；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撰寫的各門學科的基礎理論著作、研究性專著極少，郭沫若、範文瀾同誌主編的兩部中國通史都還沒有寫完，中國現代革命史和各種專門史著作也幾乎都是空白，有的外國朋友要了解中國曆史在中國找不到書，要到台灣、日本去買。至於詞典、工具書，從開國到現在我們隻公開出版了一本新華小字典。聖馬力諾贈送我國一部大辭典，我們隻能以新華小字典相交換。有人感慨地說：“我們是國家最大，字典最小。”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專科辭典一本也沒有。學科空白和薄弱環節很嚴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國際共運史、外國史和現代各個資產階級學派的研究和批判等，也沒有人搞，缺門很多。我們現有的隊伍很小，水平也不高。我院現在名義上做研究工作的有1131人，除老、弱、病之外，實際能做研究工作的連800人也不到。而蘇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機構僅僅曆史、哲學、經濟、語文、法律等五門學科的研究人員就有15.9萬人，光研究中國的就一萬多人。美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有25萬人，日本有12.9萬人，朝鮮社會科學院也有6000人。我們不但人力薄弱，而且物質條件很差。科研用房嚴重缺乏。1969年去幹校後，研究用房和職工宿舍被任意調出，致使減少研究室用房24797平方米，宿舍12694平方米。目前各研究所，十幾個人擠在一間房裏，是很普遍的，根本無法進行工作。因無宿舍，合適人員無法調進，現有職工家屬擠住在研究用房中的有199戶，人聲嘈雜，秩序混亂，簡直不成為研究機構。因缺房，有220萬冊圖書長期堆積，無法上架，潮濕黴爛、損失嚴重。宿舍更是十分緊張：一家四五口人擠在一間十餘平方米屋子裏的和兩家人住在一套單元房內的有125戶；已結婚和準備結婚無房的有25戶；住房擁擠的有400戶；另外，還有18戶至今仍住招待所。有些高級研究人員，居住條件很差，子女都已成年，還是兩三代人住在一兩間小房內。所有上述這些嚴重情況都必須盡快地加以解決。
我們設想，在今後三年為我院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開展和發展打好基礎，從1981年到1985年之間研究工作應該有個大的發展，使我院真正成為我國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心和資料中心，為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宏偉目標、繁榮我國學術文化事業作出較大的貢獻。要把缺門的學科和薄弱的學科填補和充實起來，建設和造就一支比較齊全的、有戰鬥力的、水平較高的、力量比較雄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同時大力改善研究工作條件和大量充實圖書資料和設備，開展多方麵的創造性的研究工作，拿出一大批有分量的成果，繁榮我國社會主義的文化，以滿足我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為貫徹黨的十一大路線，抓綱治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努力奮鬥。
二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科學研究，要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貫徹理論聯係實際的原則，係統地研究和闡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批判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總結和研究現實的和曆史的經驗和問題，在各個具體學科的基礎理論和專題研究方麵，寫出有創造性的馬列主義水平較高的專門著作，培養和造就一支有戰鬥力的有造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
根據上述總的方針和任務，提出今後三年的重點研究項目：
在完整地準確地闡述和宣傳毛澤東思想體係方麵，要寫出毛主席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方麵對馬列主義的偉大發展，要有一批專著和分門別類闡述毛澤東思想的叢書。
在批判“四人幫”方麵，要寫出一批在哲學、經濟學、文藝、曆史等方麵批判“四人幫”的專著。
在研究和總結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麵，要寫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革命根據地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史、土改運動史、三大改造運動、農業學大寨和工業學大慶經驗總結、社會主義工業企業管理等專著。
在編寫各門學科的基本著作方麵，要寫出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自然辯證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中華民國史、帝國主義侵華史、沙俄侵華史、中國農民戰爭史、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史、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中國科技史、中國法製史、中國少數民族史，以及語言學概論、現代漢語語法、古代漢語語法、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形式邏輯、數理邏輯、考古學概論和考古發掘等專著。
在研究外國方麵，要寫出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社會帝國主義研究、日本的經濟發展、美國的農業經濟、美蘇關於技術革命的理論、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經濟學、文學、史學流派批判、外國重要作家作品研究、世界三大宗教、世界通史、兩次世界大戰史、世界主要國家的國別史、世界主要國家的文學史、東方哲學史、西方哲學史等一批專著。
在工具書方麵，要編出漢語大詞典、哲學詞典、政治經濟學詞典、曆史詞典、文學詞典、佛學詞典、曆史地名大詞典、甲骨文合集、中國地震年表等。
三
為了適應上述要求，我院在今後三年內除充實現有的研究所之外，需要陸續建立一些新的研究機構和業務輔助機構，因此要大量擴充研究隊伍。
一、機構方麵
籌備新建14個研究所，計有：馬克思主義史研究所、毛澤東思想研究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蘇聯研究所、美國研究所、日本研究所、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西歐研究所、東歐研究所、中國現代史研究所、自然辯證法研究所、經濟數學方法研究所。
擴大充實現有的情報研究所，增加外國書籍、報刊采集收藏，使之成為了解和研究外國社會科學動向的中心。需要配齊世界各主要語種的翻譯人員，掌握各學科的資料情況。添置現代化的資料整理、蓄藏的機器。其他現有各研究所也需要大大充實。
為了把漢語大辭典編纂好，專門成立辭書編輯機構。
恢複哲學、經濟學、史學、法學等學會組織，設立辦事機構。
我院刊物已出四種，明年初還要出四種。“文化大革命”前我院共有二十餘種刊物，計劃在今後一兩年內陸續恢複原有刊物，三五年內計劃再創辦幾種新的刊物，設立各種刊物的編輯部。
為了盡快培養研究人才，擴大我院的研究隊伍，需要招收相當於文科大學畢業程度的各方麵優秀青年進行深造，一至三年畢業。
建立健全院所兩級科研組織機構。建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社會科學部分的300萬冊圖書接收過來，並且在此基礎上不斷充實，需要擴建藏書室和閱覽室。
建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和印刷廠，印刷、出版我院各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和各種雜誌。
為了開展國內外學術活動，交流研究工作的成果和經驗，需要建設學術活動廳一座，供舉辦學術報告座談、討論、展覽會和進行協作、編撰各種著作和叢書的場所。
還要增設一些後勤、生活福利設施機構：衛生所、幼兒園、房屋修繕隊等。
二、人員方麵
今後三年內擬把我院職工人數從現有的2199人增加到9200人。1978年增加1500人，1979年增加2500人，1980年增加3000人。
研究人員和業務輔助人員的來源：
（1）從各條戰線挑選調進有條件、熱心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幹部（包括原來從事專業理論工作改行了的同誌收回歸隊，以及待分配工作的幹部）。
（2）招收研究生進行培訓，最近三年每年招收500—1000人。
（3）大學畢業生分配，包括由教育部，計委和我院共同籌備恢複的中國人民大學的畢業生。
（4）從有關部門選調適合理論研究工作的工農兵理論隊伍的骨幹。
（5）招收高中畢業的知識青年培訓業務輔助人員（圖書、資料、出版、攝影以及組織管理和後勤工作人員）。
（6）增調各語種外文翻譯人員。
四
為促進社會科學事業發展，保證研究工作的需要，逐步改善科研工作的物質條件，在三年內需新建科研用房133624平方米（其中科研樓76074平方米，圖書館42000平方米，學術報告廳14350平方米，實驗室1200平方米），科研附屬用房19380平方米（包括印刷廠、衛生所、幼兒園）；生活用房228200平方米（其中家屬宿舍215600平方米，單身宿舍12600平方米）。以上土建工程麵積共381204平方米，投資7873.03萬元（其中包括印刷廠設備300萬元，其他實驗設備、交通運輸工具、國外訂貨等150萬元）。
三年內需要科學研究經費3937.4萬元，其中設備購置費670.8萬元，業務費990萬元。
適應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製訂開展社會科學研究的計劃和規劃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一日）
胡喬木
製訂三年的和八年的社會科學事業發展的規劃和設想，這個工作正在計劃中。因為這個工作和社會科學院各研究所製訂今年的科研計劃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不得不先跟各所的同誌打個招呼。各所原來做了計劃，現在提出一個新的要求，要求把所的計劃和全國社會科學事業的規劃工作配合起來。這就有兩個方麵的任務，一方麵，要把全國的三年、八年的規劃搞好。我們希望在今年內能夠盡快、盡早地，在進行一些初步調查研究、交換意見的基礎上，舉行一個全國性的分科規劃會議，然後把這些規劃綜合起來。我們的規劃要跟整個國家建設、科學文化事業、經濟建設等各方麵事業的發展相適應。因此聯係到各研究所今年的計劃，也需要考慮到怎樣適應三年、八年的規劃。過去，哲學社會科學部，也做過規劃，可是基本上沒有生效，這是領導上的責任。我們要保證不重犯過去的錯誤，要使得訂出來的規劃一定要實行。製訂規劃要有雄心壯誌，同時要切實可行，要有遠大理想，同時要有實際的基礎，兩方麵都要顧到。實現規劃的措施都要想到。
關於社會科學院本身的設想，需要增加一些新的研究所。現有的研究所不夠完整，不能代表社會科學發展的需要和國家的需要，許多學科缺門，已有的所本身也有許多缺陷，需要努力彌補，同時還需要增加一些新的研究所。究竟增加哪些新的所，我們還沒有正式討論，大體上可以這樣設想：社會科學院應該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社會主義研究所。我們要研究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從它最早的開端，不管是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我們都要研究。從奴隸社會的所謂社會主義到空想的社會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以及社會主義運動的各種各樣的流派，有的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非無產階級的派別，不管是什麼流派我們都要研究，是敵人也要研究。這樣，我們才能對世界史上所有的“社會主義”有一個完整的理解，並且對批判敵人也才有充分的根據。我們也需要有政治學的研究所。無產階級專政仍然是一種科學研究的對象，資產階級專政也是科學研究的對象，無產階級政治思想、資產階級政治思想，都是科學研究的對象。無產階級專政中各種問題都需要研究。也要考慮是否成立社會學的研究所。用馬克思主義方法來研究社會的發展，研究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從原始社會我們都要研究。世界上有很多比較接近於原始的人種，在這方麵各國學者做過長時期的調查，產生過很多有價值的著作，我們介紹進來的非常少，在這個方麵幾乎還是一個空白。當代的社會問題，資本主義社會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發達國家有發達國家的社會問題，社會主義國家也有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問題，都需要進行研究。現代曆史，我們已經開始有了鴉片戰爭以後的、民國以後的，以至“五四”以來的曆史研究，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曆史，現在還沒有人著手認真地進行研究，要趕快著手研究。我們國家各方麵工作，其中特別是經濟工作，單是一個經濟研究所是不夠的，需要有工業、農業、財政貿易等方麵的專門的經濟學的研究。在這方麵也需要考慮成立新的研究所。
1963年，中央宣傳部和中央外事小組，曾經向黨中央、毛主席作過報告，建議成立研究一些國際問題的研究所。這個文件，偉大領袖毛主席批準了，並且加了重要的補充，作了重要的批示。根據這個文件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可是，現在社會科學院對世界各國研究的機構很少。我們要努力想法子把這方麵的研究工作繼續起來，這是黨中央、毛主席交給我們的任務，我們不能夠把它放棄。盡管中央其他部門也在進行這方麵工作，但是，社會科學院作為社會科學研究機關，它的工作任務、工作方法、工作對象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還需要這些研究所，如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歐洲、日本、蘇聯、美國，以及其他地區的情況研究所建立起來。以上所說的不過是些例子，實際需要成立的研究所恐怕比這還要多。當然，這也不是短時間所能建設的。另外，是不是有那些研究所特別迫切需要今年就著手建立，也希望大家考慮。
社會科學研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著書立說。各所提出來的著作，我們現在隻能說絕大部分都是必要的、重要的、需要的。我們想還需要要求得更多一點。這裏有點矛盾，因為現有各所的人力不強，有許多困難。所以說要把各研究所的計劃和全國社會科學規劃配合起來。有一些計劃不是社會科學院一個所能進行的，但可以結合全國力量來進行。經濟研究所在這方麵作了一個很好的開端，他們在山東召集了一次關於編寫《政治經濟學辭典》的會議，這個計劃很好，我們應該盡力地保證把它實現。當然，我們不能流於空想，要按照我們所能了解的我國從事這方麵工作的實際力量的可能性去進行。
在各所現有計劃裏，應首先增加關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最基本的著作。在這些方麵我們現有的計劃裏麵很少，幾乎沒有。關於這方麵的著作，希望各研究所以及今天到會的各有關部門，大家都來參加完成這項任務。必須把這項工作放在第一位。當然，這不是對所有的研究所都這樣說的，有些所離開這個任務較遠，要實事求是，不能勉強他們去做。在這類著作中，當然要包括對於“四人幫”的批判。對於“四人幫”的批判，作為社會科學院在當作社會科學研究來說，不能夠滿足於寫幾篇批判文章。寫批判文章是必須的，今年還要寫更好、更高水平的文章。但是無論寫怎樣好的文章，我們還是要在有些問題上也要寫出書來，要做一個全麵的總結。在說到中國革命、中國曆史，說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時，在適當的時候也需要涉及。
第二類就是各個學科的一些最基本性的著作。這類著作過去已經寫過一些，但是還遠沒有做到足夠的地步，有些還要按照最近若幹年的新的經驗，新的資料，新的觀點，加以補充修改，甚至需要重新寫。另外，過去寫的書，一般規模都比較小，現在趁大家還有工作能力的時候，讓我們把要求提得更高一點。比如說，文學史、哲學史就不能滿足於過去的規模，過去已經達到的那種水平。過去三卷的、四卷的文學史也出了不少，現在與其還在那個規模上、那個範圍內、那個水平上改來改去，變來變去，不如另外走一條路，就是說，出十卷本、二十卷本等等。我們希望各個研究所都有雄心壯誌，在十年或八年中間，寫出多卷本的大規模的著作。這種大規模的著作是跟我們的時代的需要相稱的。當然，也不是說所有的著作都需要寫多卷本。總之，要求各學科的一些基本性著作，沒有列入今年計劃的，有可能補進去的補進去。其次，是各學科的基本的工具書。我們要求中國的社會科學、文化有個高漲，沒有一些基本的工具書，這個高漲就會遇到很多困難。我們沒有百科全書，也沒有各科的大辭典，各科的百科全書。我們在這裏向所有北京各單位從事社會科學工作的同誌呼籲一下，我們能夠依靠集體力量來編出各門學科的大辭典。我們不能按照過去那個速度，例如編一部《辭海》，過了幾十年時間到現在還沒出版。我們要縮短這個周期，不能那麼多地怕犯錯誤，當然不是要有意犯錯誤或是看著錯誤不改。總之，希望不用那麼長的周期，搞出各科的基本的工具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