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 1975年6月29日
鄧小平約胡喬木談話。他說：政研室一定要把哲學社會科學部管起來。
胡喬木提出，在政研室負責人中由胡繩分工管，胡繩在十大時就是作為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代表出席的。鄧同意。喬木又說，不過學部的政治工作要請國務院政工組管，行政要請國務院辦公室管。鄧都同意。
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還提出，學部要辦個刊物。
後來（確切時間不詳），鄧小平還對胡喬木說過：學部可以出好多刊物，哲學，經濟學，每個所都可以出，現在先集中力量出一個綜合性的。要利用各種周年紀念寫文章，例如《整頓黨的作風》發表多少周年紀念，這樣寫文章的題目就多了。許多專業後繼無人，現在能看病的，也就靠幾個老專家了。
說明
這次談話是在黨中央、毛澤東批準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成立後進行的。在談話中，鄧小平對政治研究室的任務進一步做了明確的交代。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原由教育部代管。教育是重災區，整頓教育的任務十分繁重，教育部代管學部，力不從心。所以鄧小平將這項任務交給胡喬木。因為上一次（6月8日）談話中，對“分管學部”這一項工作胡喬木表示“負擔不了”，所以這次談話交代“一定要”把學部管起來。鄧小平並同喬木商量，具體落實了組織領導，業務、政治、行政三個方麵都明確具體的人或單位分管。同時還提出“要辦個刊物”的任務。如果說，“分管學部”是在信任我國最大的、有組織的這一支哲學社會科學隊伍的基礎上，抓住了這支隊伍，掌握了對這支隊伍的領導權，那麼，“辦個刊物”就是建立自己的陣地。因為當時的主要思想理論陣地，如北京的《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海的《解放日報》、《文彙報》、《學習與批判》雜誌，都被“四人幫”控製。所以，在一時難以奪回的情況下，創建自己的陣地就顯得十分迫切。
這次談話之後，胡喬木就與有關方麵醞釀學部領導人選。7月9日，向鄧小平彙報了向中組部提出的學部臨時領導小組人選問題。7月17日，胡喬木即召集學部三位新領導林修德、劉仰嶠、宋一平談話，明確了任務和分工。第二天即向鄧小平彙報。辦刊物的問題也不斷催促，逐步落實。
鄧小平抓的這兩件事，引起“四人幫”及其走卒的極端仇視和恐慌。上海的朱永嘉、王知常得知這個消息後感到很緊張，加緊商量對策。據後來王紹璽揭發，當時朱永嘉、王知常議論說：“鄧小平這個人識貨，這批大秀才別人不肯用，也不敢用，他一下就都抓到手裏，成了他的辦事班子和參謀班子。”朱還說：“我們的《學習與批判》辦到現在還沒有遇到過什麼像樣的對手……《思想戰線》（按：即學部擬辦的刊物）一出來，那可成了不可忽視的對手。”朱永嘉後來交代說：“我當時埋怨張春橋、姚文元怎麼不抓學部，將來總是個禍害。如果要抓，我去搞幾個月，就可以把機器開動起來。鄧小平一抓政治研究室、學部，我認為對立麵起來了”。他後來還托人去向張、姚建議抓政治研究室。
第四次 1975年7月9日
鄧小平召集政研室負責人開會。政研室七位負責人除鄧力群外都到會。他們是：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複、於光遠、李鑫。
會議第一次閱讀並討論擬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論十大關係》講話記錄稿。毛澤東講到，“對犯錯誤的人要一看二幫，不要幸災樂禍”（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84頁）。鄧小平說：現在很多人就是不實行這一條。還說：黨的基本路線一定要有一套具體路線和具體政策，不然路線就是空的。又說：路線不是空喊。
鄧小平向到會者傳達了7月初毛澤東同他談話時對文藝工作的意見：
“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
“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
傳達後，鄧小平說：除百花齊放外，還有一個百家爭鳴的問題。要防止僵化。現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雙百方針沒有貫徹執行，文學、藝術不是更活潑、更繁榮。鄧小平說：毛主席最近對百花齊放問題和文藝工作問題作了指示，我向政治局作了傳達，準備討論一次。鄧小平說他不熟悉這方麵的情況，要政研室搞一些調查研究，收集近些年來文化、科學、教育、出版係統不執行雙百方針的材料，以供政治局討論時用。
鄧小平還說：在自然科學研究中，現在對基礎理論不重視，隻搞應用科學，這樣要趕超世界水平不行。
胡喬木向鄧小平彙報了昨日（7月8日）中組部確定、經國務院係統告知的哲學社會科學部領導小組人選（林修德、劉仰嬌、宋一平），鄧小平說：學部在適當的時候要考慮安排學術界人士擔任副主任。
說明
7月9日這次談話後的第二天（7月10日），胡喬木即召集政研室負責人開會。這是政研室成立後的第二次會議（第一次會議在7月4日召開）。出席者為政研室的七個負責人：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複、於光遠、李鑫、鄧力群。會上，胡喬木先講了政研室的性質、任務，接著傳達了毛澤東7月初關於文藝的指示，並說，他理解主席說小說詩歌沒有，是指老作家的小說詩歌沒有。會議根據鄧小平關於進行調查研究，收集文化、科學、教育、出版係統不執行雙百方針情況材料的要求，議論了題目與分工。胡喬木就教育方麵出了四個題目：教育質量（包括畢業生的程度如何評價），學習時間，教師、學生的活動，基礎課在課程中的地位。工作方式主要通過個別聯係，從自己熟悉的人那裏了解有關方麵的情況，征求意見。鄧力群提出可以同科學院的鬱文聯係。胡喬木說，鬱文曾對他說過，周培源關於加強基礎理論研究的文章發表後，南方有人不同意，說這是刮理論風。胡喬木要鄧力群順便叫鬱文把這個情況寫個材料。會後，鄧力群要鬱文寫科學院各主要學科研究工作情況，同時要他寫關於周培源文章的材料。鬱文寫的材料經鄧力群交給了胡喬木。
政研室的人員和辦公地點按任務分為兩部分。以編輯《毛澤東選集》為主要任務的，在中南海西四院。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複、李鑫在那裏辦公。政研室的經常工作由於光遠和鄧力群負責，這一部分人在武成殿（現已拆除）辦公。鄧小平交的調研任務，主要由於、鄧二人貫徹執行。
7月11日，於光遠、鄧力群向剛調來政研室的王子野等五位同誌傳達了10日會議的一些內容，具體布置了任務。在這次會上，鄧力群提出關於“三突出”這個題目。他說，現在一些文藝評論文章把京劇革命樣板戲的“三突出”說成是適用一切藝術形式的創作原則，是不妥當的。他請王子野翻閱報刊文章，把有關“三突出”的論述，摘抄整理成一個材料。王子野等查閱了1969年以來北京、上海的幾種主要報刊，在整理關於宣傳“三突出”的材料時，發現自1969年11月以來“雙百方針”提得極少，一個同誌從《樣板戲評論集》上發現以樣板戲演出單位和“初瀾”名義發表的好幾篇文章中，毛澤東關於文藝方針的四句話，都隻引“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三句話，而不引“百花齊放”這一句，正好從指導方針和文藝理論批評方麵同毛澤東7月初批評創作上“百花齊放都沒有了”相印證。他們又在“四人幫”直接控製的《紅旗》、《人民日報》、《文彙報》三種報刊上初步查核統計，從1969年11月到1975年6月，有18篇文章砍掉“百花齊放”口號，共19處。王子野等將報刊中砍掉“百花齊放”的情況也摘抄整理成一份材料。鄧力群即把材料交胡喬木。
胡喬木讀了這兩份材料後，覺得砍掉“百花齊放”這份材料提出的是一個原則問題，值得送給鄧小平看。不過因為材料比較長，所以寫了一封短信，大意說這個材料很費工夫，值得看一下。統計數字表明這幾年雙百方針宣傳的確比較少，特別是毛澤東說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四句聯用的話，在一段時間裏隻用了三句。關於“三突出”的材料，也提了一兩句，說也可看看。這信同兩個材料在7月23日送給了鄧小平。鄧小平有一次對胡喬木說，這個材料能說明一些問題。
1975年10月4日，鄧小平在全國農村工作座談會上講到：“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怎樣宣傳毛澤東思想”時，運用這個材料揭露和批評“四人幫”割裂毛澤東思想。他說：“割裂毛澤東思想這個問題，現在實際上並沒有解決。比如文藝方針，毛澤東同誌說，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是很完整的。可是，現在百花齊放不提了，沒有了，這就是割裂。”
“四人幫”割裂和篡改毛澤東思想的這一罪證被揭露，七月、八月、九月、十月毛澤東關於文藝問題又有一係列指示，這就迫使他們不得不在“百花齊放”口號等問題上作暫時的表麵的退卻。在張春橋授意下，文化部創作辦公室於1975年12月12日向出版機關發出了一個《樣板戲劇組文章若幹提法修改方案》，第一段“關於文藝方針的提法”說：“1969年以來，所有樣板戲劇組文章，大都是提貫徹執行毛主席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方針，改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方針的完整提法。”但是，“四人幫”賊心不死，在1976年“四五”運動被鎮壓以後，他們在報刊文章中又重新將“百花齊放”砍掉。真是道地的複辟！
這次談話還有一個重要內容，是鄧小平關於自然科學研究的意見。他從我國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高度，闡明了基礎理論研究與應用科學研究的關係。針對“四人幫”以哲學代替自然科學的教條主義和以生產鬥爭代替科學實驗的實用主義，指出要重視基礎理論研究。在整頓全麵展開和深入發展的關鍵時刻，鄧小平一手抓了社會科學和思想理論，一手抓了科學技術。在領導力量安排上，他要胡喬木“分管學部”，派胡耀邦到中國科學院（胡耀邦於1975年7月18日就職，任中國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組長為郭沫若），十分高明，非常得力。以至後來“四人幫”將這一配備謔稱之為鄧小平手上的一把“二胡”。
第五次 1975年7月18日
下午，胡喬木到鄧小平處。鄧小平告訴胡喬木：《論十大關係》整理稿毛主席已看過兩次，做了批示。並告知毛主席的“批示”和“第二批示”。胡向鄧報告了有關編輯《毛選》的一些設想：五卷編輯情況要寫報告；六卷也要編出；及早翻譯。此外，就有關工作問題談了以下各點：
一、胡喬木向鄧小平彙報了經中組部批準的“學部”的人事安排和臨時領導小組成員分工情況。
二、胡喬木帶了三四月間的一些關於反經驗主義的報刊材料給鄧小平。鄧說：這算什麼，有些文章還指著我的鼻子罵！
三、胡喬木向鄧小平彙報了熊複向人民文學出版社一幹部了解情況遇到的困難，說明政研室收集文化、教育等方麵雙百方針執行情況需要組織。
四、胡喬木向鄧小平彙報了他所了解到的關於電影《創業》受壓製的情況和人們的議論，認為文化部對這部影片的處理很不對，過嚴過死，所以新片子少。這樣領導文藝，很難達到創作繁榮、百花齊放的目的。鄧表示同意。
說明
7月9日鄧小平同政研室負責人閱讀、討論胡喬木接手重新整理的毛澤東文稿《論十大關係》以後，胡喬木於7月12日寫就《關於〈論十大關係〉整理稿的幾點簡單說明》，指出：“這個整理稿是根據主席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和1956年5月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兩個記錄稿綜合整理的。”說明中列舉了整理稿中一些內容和文字上的修改之處。7月13日，鄧小平將胡喬木主持重新整理的《論十大關係》送毛澤東審閱，附送了胡喬木寫的“幾點簡單說明”。鄧小平在送審報告中說：“《論十大關係》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較成功”，“我們在讀改時，一致覺得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後，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對國際（特別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後即予公開發表，並作為全國學理論的重要文獻。此點，請考慮。”當天，毛澤東圈閱同意。隨後又批示：“可以印發政治局同誌閱。暫時不要公開，可以印發全黨討論，不登報，將來出選集再公開。”7月19日，鄧小平批示：“政治局仍定於下禮拜二（廿二日）讀這篇。喬木、李鑫兩同誌參加。7月22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讀《論十大關係》，胡喬木、李鑫列席。江青等認為稿子整理得還不大夠，提出一些枝節問題。鄧小平回答：主席已看過兩次，有什麼問題，待最後付印時再請示。”當晚十二時，鄧小平致信毛澤東：“《十大關係》報告，剛才在政治局會議上讀了，大家沒有修改意見，會上當場擬了一個通知，現送上，請批示。”7月23日，中共中央的這個通知即發出。通知指出：毛主席1956年4月《論十大關係》的報告，經過重新整理，主席已經同意，並決定印發全黨討論。主席的這個報告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全黨應作為當前理論學習的重要文件之一。望各級黨委注意指導這一文件的學習和討論。毛澤東逝世後的第一個誕辰日，1976年12月26日，《論十大關係》在《人民日報》發表。
鄧小平對胡喬木整理的《論十大關係》很滿意。1977年5月24日同王震、鄧力群談話時，鄧小平說：《論十大關係》這篇是誰整理好的？是喬木同誌主持，整理了好幾稿才搞出。在這以前搞了好幾遍都不行。這次文字上下的功夫很不少。整理後的文字，理論、邏輯很嚴密，成了一篇理論文章，哲學文章。
鄧小平對學部工作抓得很緊。在6月29日第三次談話之後，他就要中組部提出學部負責人人選，並要一位副總理召集國務院辦公室、政工組和原代管學部的教育部作正式通知。7月9日讀毛澤東文稿時，胡喬木即告鄧小平，已經向中組部提出，學部由林修德、劉仰嬌、宋一平三人組成臨時領導小組，經國務院係統通知。7月11日，政研室負責人開會談了學部工作，確定胡繩聯係學部。會後向鄧小平寫了簡要報告。鄧批請李（先念）辦。7月17日，胡喬木即召集這三位學部新領導開會。由教育部李琦介紹情況，胡喬木談了工作方針與三人分工，要他們開始工作，對他們說：“不能再走老路，但對老路要有分析。”會上還確定準備把下去的業務人員調回來。所以，7月18日談話一開始，胡喬木即將學部組織已經落實，工作已經開始的情況向鄧小平彙報。
胡喬木向鄧小平談電影《創業》的情況和看法，主要依據是賀捷生（賀龍之女）給他送的一份材料。賀捷生當時在革命博物館工作，離胡喬木家南長街123號很近，常去胡喬木家。她得知7月初毛澤東同鄧小平談話，對文藝創作中“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的現象深為不滿，批評“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又了解到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誌要了解文藝工作中不執行“雙百”方針的情況，遂邀約幾位作家、詩人商量怎樣反映情況。他們認為江青等人指責電影《創業》“在政治上、藝術上有嚴重問題”予以扼殺最為典型，能夠擊中要害，成為打破其文化專製主義的突破口。於是整理一份材料，將《創業》如何備受群眾歡迎，江青等人又怎樣竭力壓製，詳盡寫出，送交胡喬木。胡喬木在這次談話時把這份材料的主要內容向鄧小平談了，得到鄧小平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