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認為賀捷生他們寫的材料雖反映了情況，但還不適於上送。所以，在這次向鄧小平彙報之前幾天，胡喬木已對賀捷生表示，希望她找《創業》編劇張天民上書；在這次談話之後，胡喬木又請熊複找詩人李季寫信。他說，李季同誌從延安時候起就有聲名，那時毛主席就知道他了，現在又因受壓製離開了文藝界，到了石油戰線，他寫這封信是最恰當的人選（後因李季患病住院，李又沒有參與《創業》創作，胡喬木對王子野代為起草的信稿又不滿意，故此信未寫成）。
就在7月18日胡喬木和鄧小平談話的這一天，張天民分別給毛澤東和鄧小平寫的內容相同的兩封信已經寫好。張天民信中敘述了電影《創業》創作與公映的經過，對文化部核心組批判《創業》的“十條意見”提出不同看法，並“建議應該重新上映”。7月22日，賀捷生把張天民寫的致鄧小平的一封信交給了胡喬木，致毛澤東的一封信交給了王海容。胡喬木很快把信轉給了鄧小平。鄧小平又及時交毛澤東。7月25日，毛澤東在張天民給鄧小平的那封信上寫下了關於電影《創業》的批示（詳見7月26日第七次談話）。
第六次 1975年7月23日
下午，鄧小平和夫人卓琳因看望一位老同誌，順便到了中南海西四院。胡喬木向鄧小平談了關於《毛澤東選集》第六卷編輯工作的一些打算。又談了調幹部的問題。鄧小平說：幹部主要看是不是頂用，不要怕人家有意見。
說明
“頂用”是鄧小平選拔幹部的一條主要標準。在這次談話十天後，8月3日，鄧小平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領導班子問題一定要抓緊解決，要找一些能夠辦事、敢於辦事的同誌來負責。”“要選有能力的人，選到了要好好培養。”
第七次 1975年7月26日
鄧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負責人一起第二次讀《毛澤東選集》的選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正在讀的時候，鄧小平接到了毛澤東7月25日對張天民給鄧小平信所作的關於電影《創業》的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此信增發文化部和來信人所在單位。”他當場就向政研室的負責人宣讀了一遍。讀後說：文化部處理問題太粗暴，連《創業》這樣好的影片也不許放映，還有什麼百花齊放？
胡喬木講了《創業》作者寫這封信的情況，說文化部的十條意見絕大多數站不住。胡喬木還批評拿“三突出”原則作為一切創作的標準，就不符合百花齊放的方針；文化部長期不提百花齊放，評論文章中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四句話隻說三句，把百花齊放砍掉了。
胡喬木要鄧力群把有關電影《海霞》的爭論給鄧小平講一下。鄧力群剛在前一天（7月25日）將該片編劇謝鐵驪、導演兼攝影錢江聯名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交胡喬木請鄧小平轉送。他簡要介紹情況後說，有了《創業》的批示，關於《海霞》的爭論就解決了。
鄧力群又講了一下關於“三突出”的問題，說：一些報刊文藝評論文章把它說成是適用於一切藝術形式的原則，對“三突出”有絕對化的傾向，我不同意。鄧小平說：是啊！我們社會主義社會裏還需要有諷刺文學。人民代表大會每次都有侯寶林當代表，而且主席每次開會都要問一問有沒有侯寶林。
說明
在1975年7月14日，即《創業》編劇張天民給毛澤東寫信前四天，毛澤東就文藝問題又一次談話，對“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的狀況不滿，指示“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一年、兩年、三年，逐步逐步擴大文藝節目”，使文藝“一兩年之內逐步活躍起來”。所以，《創業》作者7月18日的信，寫得正是時候。
毛澤東在關於電影《創業》的批示中寫明：“此信增發文化部及來信人所在單位。”所以，毛澤東支持《創業》作者、批評“四人幫”的這篇批示，在文藝界傳播得特別迅速。長期受壓製、打擊的文藝工作者奔走相告，熱烈擁護。在批示精神的鼓舞下，對文化部頭頭們也有公開揭發、批判的。“四人幫”及其在文化部的爪牙則既怕又恨。江青後來叫嚷，張天民告了她的“刁狀”，毛澤東的批示是“抄了文化部的家”。
在當時的特定曆史條件下，毛澤東對《創業》作出批示之後，在人們心目中，向毛澤東寫信，反映情況，提出建議，成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最為簡捷而靈驗的方式。政研室負責人在轉送《創業》作者的信以後，又陸續經鄧小平向毛澤東送了若幹材料。主要有：
電影《海霞》編劇謝鐵驪、導演兼攝影錢江7月25日給毛澤東的信，申訴受到壓製，要求影片《海霞》通過發行。毛澤東7月29日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誌。”
中央音樂學院青年教師李春光1975年8月8日貼出的學習毛澤東關於《創業》批示，尖銳批評文化部的大字報。毛澤東批示：“此件有用，暫存你處。”（按：你，指鄧小平）。
蕭勁光（海軍司令員）8月20日寫給鄧小平的信，揭發上海報刊發表《刁小三的邏輯》、《八路軍的“樣子”》攻擊軍委擴大會議。
中華書局幹部周妙中9月3日給鄧小平的信，對發揮知識分子作用和社會科學研究、出版工作、圖書館工作等提出一係列建議。鄧小平寫了處理意見報毛澤東。毛澤東圈閱。
《化石》雜誌編輯張鋒給毛澤東的信，反映辦刊困難和科學院的一些情況，毛澤東9月6日給來信加了標題：“一封訴苦的信”，批示：“印發在京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
冼星海夫人錢韻玲9月27日給毛主席的信，要求舉辦紀念冼星海逝世30周年、聶耳逝世40周年音樂會。毛澤東10月3日批示：“印發在京中央各同誌。”10月下旬，政研室負責人又轉交李德倫給鄧穎超的信，邀請她聽音樂會。
按照安定團結、落實政策的方針，政研室向黨中央、國務院開列了邀請出席1975年國慶招待會的科技教育界、文化藝術界、新聞出版界人士的相當廣泛的名單。國慶招待會後，胡喬木於10月13日又將載有《學部老知識分子出席國慶招待會的反映》的學部《政工簡報》第31期送給鄧小平，請他考慮要不要轉送主席。鄧小平於10月15日送毛澤東。10月16日，毛澤東做了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學錯誤思想。可惜未請周揚、梁漱溟。”
姚雪垠10月19日給毛澤東的信，請求支持他完成長篇小說《李自成》的寫作計劃並解決出版問題。10月23日胡喬木轉呈毛澤東。毛澤東11月2日做了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誌，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
周海嬰10月28日給毛澤東的信，反映魯迅書信和著作出版以及魯迅研究等方麵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提出建議，請求幫助解決。毛澤東11月1日批示：“我讚成周海嬰同誌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並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
在7月26日讀毛著選篇的中途得到了毛澤東關於《創業》的批示，很自然地聯係到“四人幫”控製的文化部，並談論到另一部受壓製的電影《海霞》，因為就在7月25日，該片編劇謝鐵驪、導演兼攝影錢江也給毛澤東寫了信，通過鄧力群、胡喬木送鄧小平轉交。
關於電影《海霞》的爭論，情況是這樣的：1973年元旦，周恩來在接見電影工作者時提出希望三年之內把故事片這個空白填上。1975年初，故事片《海霞》攝製完成。周恩來於春節期間調看此片，予以肯定，並建議放映此片招待國際友人。江青一夥拒絕執行，還說此片“基調很壞”。於會泳等秉承江青旨意，於1975年6月下旬查封了全部底片和樣片。還以文化部名義三次致函北影全體職工，說《海霞》“是黑線回潮的代表作”，發動批判。
前麵已經提到，毛澤東繼7月初同鄧小平談話批評文藝工作之後，7月14日又就調整黨的文藝政策發表談話。毛澤東的這些談話很快在文藝界傳開。大約在7月22日或23日晚上，《海霞》編劇謝鐵驪和8341部隊駐北影廠的軍代表惠宏安一起到鄧力群家中，向他反映江青一夥壓製電影界和關於《海霞》爭論的情況。謝鐵驪說，現在文化部決定既不按第二次修改稿放映，也不按第三次修改稿放映，而要回到第一稿，意在一邊放映，一邊進行批判；並且把幾次的底片封存起來，不讓原攝製組人員參加。謝很著急，想直接給毛主席寫信申訴，要求鄧力群幫助他轉送這封信。鄧認為文化部的做法不妥，同意轉信，但要他認真考慮道理是否站得住，即他們的影片在政治上和藝術上是否符合毛澤東提出的六條標準和雙百方針的指示。建議他重讀一下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的有關論述。其次，認真考慮信中寫的事實是否站得住。鄧說：如果這兩條都站得住，我可以轉，否則我不能轉。毛澤東對《創業》批示後兩三天，謝就把信送到鄧處。信開著口，署名的還有錢江。謝說他重讀了毛澤東的著作，認為是站得住的。後來，鄧力群即把這封信交給了胡喬木。7月26日談話中鄧力群認為，有了《創業》批示，《海霞》爭論也就解決了。但鄧小平還是將胡喬木轉交的這封信立即轉送毛澤東。7月29日，毛澤東在這封信上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誌。”7月30日晚，鄧小平、李先念等八位政治局委員審看《海霞》，謝鐵驪、錢江參加。審看後政治局討論決定，電影《海霞》按作者修改過的影片上映。
對於政研室轉呈謝鐵驪、錢江給毛澤東的信，“四人幫”恨之入骨。江青攻擊說：“他們就是重視那個《海霞》，而且為了《海霞》，那可是開創我們黨的紀錄，曆史上沒有過的，下命令讓中南海的放映員去抄文化部主要負責同誌的家，而且下命令讓所有政治局委員都要去看。”
第八次 1975年8月8日
鄧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負責人一起第三次讀《毛澤東選集》的選篇。談了以下一些問題。
8月初，胡喬木要國家計委搞一個關於企業黨委的材料。計委同誌找北京幾個企業的黨委書記開了座談會，整理了一個材料。胡喬木說，看後得出一個概括性的看法，現在很多企業裏實際上實行的是“黨委書記一長製”。鄧小平聽後說：現在需要解決企業的體製問題。如果將來職工代表大會的製度健全後，革命委員會是否還存在？那時恐怕還是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還說：部隊裏事事都集中到黨委也不行，必須還有各種職能機構和指揮係統。
在談話中，因提到泥塑老藝人楊士惠，談到要開設專科學校，鄧小平就說：現在許多專門人才都有後繼無人的現象。北大有個半導體專家黃昆，現在學校讓他改行了，很可惜。胡喬木接著講起華羅庚在哈爾濱幾乎病死，科學院陪去的人不負責。說華羅庚死了還不知誰來後繼。還說李四光的遺著整理就很難。
鄧小平對胡喬木說：你送給我的科學院和冶金部關於調查首鋼和鞍鋼技術人員使用情況的彙報材料已看過了，不必轉送主席了。科學家張文裕有個很短的談話，講科研工作趕不上生產發展的需要。這個談話好，已送主席了。
關於《海霞》，鄧小平說：這部影片不算很好，但可以放映，文化部壓製是不對的。他還說：文化部對一些問題的處理很成問題。現在的文化部恐怕辦不好《人民文學》這個刊物。胡喬木說：文化部搞反“行幫”，實際上是壓製不同意見。
在這次談話之前，胡喬木曾把《文彙報》發表的三篇借古諷今的批儒文章（1975年6月28日《儒家路線上台的曆史結局——談蕭望之的宦海沉浮》和7月12日《趙高複辟有其深刻的社會基礎》、《儒家勢力存在，社會就不得安寧》）的剪報送給鄧小平看。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提到此事時說，這些文章我早知道了，由他去罵嘛！
說明
這次談話涉及的內容比較廣泛。
一、鄧小平談了企業領導體製與企業管理問題
1975年6月，鄧小平提議召開計劃工作務虛會。他說，前一段解決鐵路問題、鋼鐵問題，都是一個一個地解決，光這樣不行，要通盤地研究。務虛會從6月16日開始，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王震、穀牧、餘秋裏等參加。會議開了近兩個月，揭露了“文革”中經濟工作的問題，研究了今後經濟工作的路線、方針、政策，為編製第五個五年計劃和十年長遠規劃做了準備。務虛會上提出要搞一個關於工業整頓的文件，7月起，在李先念副總理主持下由計委負責起草（房維中執筆），7月25日拿出了初稿。這次談話中，胡喬木向鄧小平彙報調查研究企業黨委的情況，鄧小平談論企業領導體製問題，也是針對著整個工業整頓和為著起草這個文件的。
在領導體製方麵，鄧小平明顯地對“革命委員會”表示了否定的意向，主張“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這個主張，當時沒有寫進條例中去，粉碎“四人幫”後，經過反複研究和試點，才正式恢複，20世紀80年代又進行了改革。在企業管理機製方麵，鄧小平主張建立各種職能機構和指揮係統，發揮它們的作用，不能事事集中到黨委。這個指示，後來寫進了9月2日《工業二十條》的稿子中，文為：“所有企業，都要在黨委統一領導下，建立強有力能獨立工作的生產管理指揮係統，負責管理指揮企業的日常生產活動，及時處理生產中出現的問題，保證生產的正常進行。不能事無大小，都由黨委直接處理，妨礙黨委抓大事。要按照生產的需要和精兵簡政的原則，建立精幹的職能機構。這些機構，必須麵向群眾，麵向基層，麵向生產第一線，同群眾管理密切結合起來，搞好計劃管理、技術管理、勞動管理、財務管理。”
8月18日，鄧小平在國務院主持召開會議，對李先念主持起草的文件《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8月17日稿，共十四條）進行討論。政研室負責人胡喬木、於光遠、鄧力群出席。鄧小平就加快工業發展的有關問題講了重要意見。此後，政研室即參加這個文件的修改（在胡喬木指導下，於光遠、鄧力群自始至終參加，吳冷西從10月下半月起參加）。首先按照鄧小平的意見增加幾條：以農業為基礎；整頓企業管理，加強責任製；質量第一；按勞分配；增加工礦產品出口，進口先進技術等。文件由原稿的十四條增為二十條，於8月22日寫成。8月31日下午李先念主持討論。認為文件的政治部分沒有提起綱來，前幾條要重寫。要找一些企業座談討論。9月2日改出一稿（為十八條），3日送李先念、紀登奎、穀牧。他們認為這個稿子過於尖銳，還得改，不能拿出去。9月4日至12日在北京請北京、上海等地的二十個企業負責人座談，仍用8月22日的稿子。10月8日又改出一稿（二十條）。10月9日拿到在北京出席農村工作座談會的十二個省、市委書記中征求意見，得到普遍讚同。10月中旬，胡喬木又先後同紀登奎、穀牧商量修改，在政研室內多次討論。10月21日至22日又在國家計委進行討論。修改稿於10月25日完成，共二十條，擬交1975年10月25日至1976年1月23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討論。但在10月29日的國務院會議上張春橋不同意，認為文件太長，又未引“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語錄，故沒有通過。胡喬木等對文件又做了一次修改，仍為二十條，標題稍有調整，篇幅壓縮了一半以上，成11月3日修改稿。這時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已經開始發動，終於未付討論。後來“四人幫”放在小冊子裏作為“大毒草”批判的，隻是9月2日的那一稿的一個錯漏很多的傳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