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業二十條》的修改過程中，胡喬木講過不少意見。主要是：
（1）強調《工業二十條》要像《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那樣，講清楚毛澤東的工業路線。在工業建設中，毛澤東過去早已解決的問題，要堅持下去。現在發生的問題是離開了毛澤東的工業路線而產生的。要把毛澤東有關語錄排列成章，作為加快工業發展的思想理論基礎。這方麵站住了，就可以勢如破竹，所向無敵。
（2）要把工業“二十條”搞成帶思想性理論性的文件，原來的稿子隻是一些方針政策的規定，寫得幹巴巴的，沒有吸引力。文件一開始要大講加快工業發展速度的迫切性。要迫切陳詞，同外國比，我們落後幾十年，一定要爭時間，搶速度，浪費時間是犯罪；說明加快發展是經濟任務，也是政治任務。各條的寫法，先要講正麵道理，然後再講目前存在的問題，然後回過頭來講問題如何解決，也不難解決。要講恢複過去傳統的一貫的做法，達到過去最高水平，說明應該做到，也不難做到。現存問題的嚴重性要擺出來，使人印象深刻，不能容忍，非整頓不可，當然也不要造成今不如昔的印象。現代化是“紅線”。整個文件要拿二十五年實現現代化的“紅線”貫串起來。
（3）要把加快資金積累同加快速度聯係起來，放在文件最前麵講，說明這不是“利潤掛帥”；學習外國才能加快速度，這個道理也要放在文件開頭講；整頓企業一條，要增加內容，要批判無政府狀態，要針對我們企業中的情況從理論上講清楚無政府主義的問題，說明搞無政府主義就是搞資本主義；在體製方麵，強調反對黨委書記一長製，強調建立工業中獨立的生產指揮係統；關於按勞分配、勞動競賽等問題，要引毛澤東語錄來說明一定要實行，現在不敢理直氣壯講這些問題不好；學大慶要像學大寨那樣，有幾條具體標準，說明怎樣才是大慶式的企業等等。
二、鄧小平十分重視科學技術和科技人才
科技和人才是這次談話議論的一個熱點。鄧小平為許多科技部門專門人才後繼無人而憂慮，為科研工作趕不上生產發展的需要而憂慮。從談話可見，他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當時，整頓科技，改變我國科技落後麵貌，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已經是他注視的重點。按照鄧小平的部署，胡耀邦從7月18日到中科院視事以後，即深入進行調查研究，準備寫科學院工作的彙報提綱了。政研室也抓了科技情況的調查研究，胡喬木會前向鄧小平送了首都和鞍鋼技術人員使用情況的彙報材料，會上談了華羅庚和李四光的情況。
8月8日談話中提到的一些材料，在9月26日鄧小平聽取胡耀邦彙報科學院工作時又一次談到。鄧小平說，鞍鋼科技人員比重少，不是多了。又說，有個搞半導體的，是個老科學家，叫黃昆，北大叫他改行教別的，他不會。半導體所請他作學術報告，反映很好。他說這是業餘研究的。這種人是大量的，學非所用，應當發揮作用。不然，是對國家最大的浪費……為什麼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調到科學院半導體所當所長。
三、鄧小平對“四人幫”控製的文化部表示了極大的不滿，說“很成問題”
涉及的具體問題除壓製影片《海霞》以外，還有《人民文學》複刊和所謂“反行幫”。
關於《人民文學》複刊。早在1972年春，原《人民文學》負責人已按周恩來關懷下製定的《關於出版工作座談會的報告》精神，著手準備《人民文學》的複刊工作。但“四人幫”百般刁難，不予批準。結果籌辦班子被迫解散，複刊計劃被打入冷宮。1975年7月，在毛澤東連續幾次對文藝問題談話、批示的情勢下，《人民文學》複刊工作重又提上日程。這時，“四人幫”又忽然熱心起來，企圖將這塊陣地抓到自己手裏。1975年8月25日，張春橋親自召見他們在文化部的一個親信謀劃，很快就配備好了他們的骨幹。9月8日，張春橋在文化部給中央政治局的複刊報告上首先批了“擬原則同意”。鄧小平讚成《人民文學》複刊，但不同意由文化部辦。他在8月8日這次談話時說，現在的文化部恐怕辦不好《人民文學》，就已表示了不讓《人民文學》落入“四人幫”掌握之中的意向。所以，在這份複刊報告上，他針鋒相對寫了以下批語：“看來現在這個文化部領導辦好這個刊物，不容易。”使“四人幫”攫取對《人民文學》領導權的圖謀一時不能得逞。到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四人幫”進行反攻倒算，在“兩校”大批判組寫的一篇文章中誹謗鄧小平“掄起‘整頓’的大棒，誣蔑文藝界新的領導班子，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連個文藝刊物也辦不好”。
關於“反行幫”。1975年上半年江青布置文化部係統批判所謂“行幫”，以此排斥異己，鎮壓群眾，鞏固他們在文化界岌岌可危的統治。他們的陰謀遭到群眾抵製。毛澤東7月談話和批示後，對所謂“反行幫”已經是群情鼎沸了。就在這次談話的這一天，中央音樂學院李春光貼出的大字報中，有一段話抨擊了所謂“反行幫”。他寫道：“批‘行幫’。什麼叫行幫？據說就是宗派。很好。這是該批的，非批不可。但是你們文化部頭頭有沒有行幫？你們有沒有‘哥們兒義氣’，有沒有‘好處想著點’，‘問題兜著點’？有同誌發言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而且指出你們有行幫，而且指出你們是文藝界危害最大的行幫。我對這個意見表示支持，對這種敢於直言的馬克思主義的精神表示欽佩！”他又舉了幾個例子，說明在“反行幫”中受批判打擊的都是在創作中盡了心力的正派之人，“批行幫就批此類人，名曰反宗派，不知要想幹什麼。”
第九次 1975年8月21日
下午，鄧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負責人一起第四次讀《毛澤東選集》的選篇（《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讀完後吃飯時談了以下問題。
8月15日中央印發了毛澤東8月13日關於《水滸》評論的談話。胡喬木問鄧小平：主席的指示是針對什麼的？是不是有特別所指？鄧小平說：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是主席用三個月的時間聽讀《水滸》後的看法，要人整理出來的意見。絕不是指著當前黨內鬥爭的實際。
在這次談話之前，鄧力群把中央音樂學院青年教師李春光寫的一張學習毛澤東關於《創業》批示、批評文化部的大字報交胡喬木轉送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說，中央音樂學院的一張大字報已送給主席看了。
胡喬木向鄧小平談到政研室調幹部的問題，說：我們想調一些能獨立工作的中年幹部，可是比較困難。鄧小平說：是啊，中年幹部在全黨全國都是缺的，現在最需要的是中年幹部。
鄧小平講到劉冰等人給毛澤東的信（8月13日），說：清華有人告遲群發酒瘋，你們知道麼？我把他們的信轉給毛主席了。胡喬木問北大、清華的具體工作實際上是什麼地方管？鄧小平說：北京市委。胡喬木說：北京市委怕管不了。教育部也不會管得了。當初毛主席抓六廠二校，情況是正常的，現在毛主席不再管了，不知誰在管。清華、北大是全國最重要的兩個大學，辦得怎麼樣，對全國是要發生影響的。要管還得由主席管。可能有些具體事情主席不知道，有機會把北大、清華的有些情況向主席反映反映，這樣北大、清華的領導工作中的問題才能解決。
在下午談話前，當天上午，胡喬木把蕭勁光給中央的一封信和所附7月上海報刊上發表的兩篇反對軍委擴大會議的文章轉給了鄧小平。鄧小平後將信送交毛澤東。
說明
這次談話涉及四件事。
一、關於評《水滸》
毛澤東8月14日審定關於《水滸》評論文本的當天，姚文元就給毛澤東寫信說，關於《水滸》的評論“這個問題很重要”，“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當充分發揮這部‘反麵教材’的作用”。姚提出將毛主席關於《水滸》的評論和他的這封信“印發政治局在京同誌，增發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以及北京大批判組謝靜宜同誌和上海市委寫作組”，並“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毛批示“同意”。胡喬木看到8月15日印發的中央文件後，從“四人幫”利用曆史、小說、電影等搞陰謀的一貫伎倆，懷疑其中包藏禍心。所以在這次談話中問鄧小平，毛澤東的指示是針對什麼？是不是有特別所指？鄧小平說“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絕不是指著當前黨內鬥爭的實際”。
毛澤東這次對《水滸》進行評論的經過是這樣的——
毛澤東於1974年7月17日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在這次會上批評了江青，第一次提出“上海幫”，告誡“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以後，即離開北京到外地，於1975年4月中旬才返回北京。這時，毛澤東因患白內障雙目近乎失明，已長期不能看東西了。為毛澤東讀書的北大古典文學教員蘆荻，先前曾聽到傳聞：毛澤東講過《水滸》是不反皇帝，專門反對貪官。8月13日即向毛澤東請教此事。毛說，那兩句話是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按：應是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同誌時講的）。接著，蘆荻又請教：既然如此，那麼《水滸》一書的好處在哪裏？應當怎樣讀它？毛澤東回答蘆荻的問題說：“《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毛澤東還說：“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毛澤東還指出：“金聖歎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歎，專寫了一篇評金聖歎的文章《談金聖歎》。”毛澤東指示：“《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麵。”毛澤東對《水滸》的這番評論由蘆荻記錄整理，毛澤東於8月14日審定。
從上述過程可見，毛澤東的評論，是對《水滸》這部小說人物形象和認識意義而言的。他指出了這部小說的主要的政治傾向和社會價值，確如鄧小平在8月21日談話中所說，“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可是，韜晦一時的“四人幫”借評《水滸》又活躍起來，他們肆意歪曲毛澤東的評論，猖狂地製造反周反鄧的輿論。8月下旬，江青召集於會泳等開會就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在9月12日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前和17日會議期間，江青又在大寨大講評《水滸》“要聯係實際”，“評《水滸》就是有所指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明目張膽地影射誣陷攻擊周恩來、鄧小平“架空毛主席”。圍繞《水滸》評論，開始了又一場尖銳的鬥爭。
這次談話後不久，胡喬木提出政研室要寫評《水滸》的文章，要“從與眾不同的角度評論《水滸》”。9月上旬，胡喬木同政研室其他幾位負責人一起議論了文章的構思，確定了寫作班子成員，指定由吳冷西負責。胡喬木說，要研究《水滸》的各種版本，研究宋史中關於梁山的史實；要著重寫農民戰爭的規律性，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對農民戰爭的局限性、皇權主義要作出分析，還要參照外國農民戰爭的曆史。胡喬木企圖從農民戰爭的曆史、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來論證毛澤東對《水滸》評論的意義。同時，他要北京圖書館選編馬恩列斯論農民戰爭的語錄和解放以來關於評價《水滸》的觀點摘錄等資料。
二、關於李春光的大字報
李春光當時是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作曲理論係的青年教師。在8月2日和4日該係學習討論毛澤東關於《創業》批示的會上，他先後三次發言。會後，他把發言整理成文。8月8日，以《在學習會上的發言》為題貼出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旗幟鮮明，尖銳潑辣，針針見血，擊中“四人幫”的要害。如批評扼殺《創業》的“十條”說：“我認為‘十條’在理論上是荒謬的，邏輯是混亂的，作風是霸道的，政治上是有害的，不利於安定團結，是和安定團結唱反調、唱對台戲的，是反對安定團結的。”“你們搞這個‘十條’，一不要馬克思主義，二不要民主集中製，三不要群眾路線，四不要無產階級紀律，你們是目無王法！這麼搞，究竟是為什麼呢？”對文化部幾個頭頭不聽周恩來的指示，作者憤然寫道：“總理的話，你們可以置若罔聞。你們是國務院的下屬機構，你們竟可以不服從國務院總理……你們所采取的這種態度，為億萬人民所不容！”大字報對文化部在幹部政策、理論研究、壓製創作等方麵存在的問題，都擺出具體事實，淋漓盡致地予以揭露。大字報還直指江青的樣板團“搞什麼烏煙瘴氣的鬼名堂！”“大家有意見，但是不能講。講了就是‘炮打’。”責問文化部“負責人”：“什麼時候講過半句自我批評的話？什麼時候容忍過半句批評意見？你們一句話就是玉皇大帝的聖旨，大家隻能‘唯唯’，‘諾諾’。”大字報貼出後，震動很大，群眾爭相傳告，“四人幫”則竭力封鎖，不準傳抄。
但紙是包不住火的。政研室負責人鄧力群有一個侄子，是中央音樂學院畢業的，星期天到他家來，向他講了這張大字報。鄧力群認為這是毛澤東關於《創業》批示傳達後，第一個比較強烈的反響，即讓侄子去抄來。鄧的侄子到音樂學院抄大字報時，這張大字報已經被煤堆遮蓋起來了（這也是“封鎖”之一法）。他就找到李春光，要來底稿，征得同意，抄後送給鄧力群。鄧力群看了大字報，感到雖不免有用語尖刻、提法欠妥之處，但總的說來寫得很有氣勢，擊中要害，應該向上麵反映。鄧力群寫了二三百字的簡要情況，連同大字報抄件一起，第二天即交胡喬木送鄧小平。從這次談話可知，鄧小平很快把李春光的大字報轉送給毛澤東了。毛澤東看後批示：“此件有用，暫存你處。”
在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此事被追查，作者遭迫害。於會泳竟造謠說“鄧小平已將李春光的大字報作為十二月份搞政變的材料了”，立即下令將李春光隔離審查，並準備在1976年10月開大會批鬥。
粉碎“四人幫”後，在1976年11月17日首都文藝界萬人批判“四人幫”大會上宣讀了這張大字報的一些主要內容，激起到會群眾一陣又一陣熱烈的掌聲。
三、關於幹部問題
重視中年幹部的作用，強調“最重要的是中年幹部”，這是鄧小平在幹部問題上的又一個重要思想。這次談話之前，他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就講過：“要選一些比較有實際經驗的稍微年輕一點的幹部進領導班子，五十歲的、四十歲的，能有更年輕一點兒的就更好。”這次談話之後，他又多次談到這個問題。9月26日在聽取胡耀邦科學院工作彙報時，他說：“四十多歲的人，搞十幾年了，現在的工作，主要是依靠四十多歲的人來搞。好的管黨，管後勤工作。”在9月底聽取胡喬木、吳冷西彙報政研室調幹部的一些考慮時，鄧小平又說：老中青三結合，主要是要調中年幹部。調來了馬上頂用。還要身體較好，可以出去搞調查的。在九十月開的農村工作座談會上，他又指出：“老中青，現在要著重注意中。這裏所說的中，就是現在四十多一點兒的幹部。這些人至少有一二十年的工作經驗，有些還有上十年的領導工作經驗。發現一個好苗子，要讓他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上來”。
四、關於劉冰等人給毛澤東的第一封信
這封信寫於1975年8月13日，由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惠憲鈞、柳一安和黨委常委呂方正四人聯名，寫給“小平同誌轉呈主席”，反映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官做大了個人野心也大了，飛揚跋扈，毫無黨的觀念，搞一言堂，搞家長製，資產階級生活作風越來越重”等問題。鄧小平所說遲群“發酒瘋”，在此信所附材料中有具體說明：“十大和四屆人大後，他沒有當上中央委員，沒有當上部長，多次大哭大鬧，不接電話，不看文件，不工作。連續幾個星期不分晝夜地吃安眠藥、喝酒、睡大覺。燒毀了兩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臉，裝瘋賣傻，躺倒不幹。深夜一個人跑到校外馬路上、野地裏亂竄，驚動了清華、北大一些教職工四處尋找。大發雷霆，罵不絕口，亂蹦亂跳，撞壞眼睛，摔裂肋骨。把公家的幾套茶具統統摔碎，把兩張大寫字台的玻璃板全部打碎……罵這個‘混蛋’，那個要‘滾蛋’……”“在謝靜宜同誌麵前諷刺挖苦，在背後罵她‘一個臭機要員’，‘當中央委員有什麼了不起’……後來，在一次基層幹部會上，他突然闖來，狂呼大叫：‘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講這些話，你們回去都給我傳達。’影響極為惡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