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四人幫”抓住《論總綱》的10月7日初稿，扣上種種帽子，妄圖打倒他們所仇視的鄧小平和其他中央負責同誌。1976年2月，姚文元對《論總綱》下了47處批語，把《論總綱》定為“一篇複辟資本主義的總綱”，說它“同571工程紀要何其相似！”對文章以實現“四個現代化”開頭和結尾，姚文元也誣蔑與咒罵。開頭批曰：“前提。經濟領域社會主義革命、階級鬥爭為綱被排除”；結尾寫道：“一定能複辟嗎？癡心妄想。”他們仇恨、害怕和誣蔑“四個現代化”真是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從1976年4月起，“四人幫”通過他們的輿論工具，在報刊上公開批判，給《論總綱》定性，說《論總綱》是“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的政治宣言”、“571工程紀要的翻版”、“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式的大毒草”。還說什麼《論總綱》是文“拳頭”，天安門事件是武“拳頭”。8月發行三本小冊子，在全國發動批判。他們把《論總綱》說成是“三株大毒草”的“主體”，而《彙報提綱》、《工業二十條》是“兩翼”。總之，凡是能夠想得到的最嚴重的反革命帽子，都給《論總綱》扣上了。
在“四人幫”的政治高壓麵前，鄧力群在政研室的批判會上，一再表示，由他負責寫的這篇文章，“從研究材料到寫成初稿的過程中，喬木同誌再沒有就文章的內容向我談過意見，我也沒有向他彙報。所以三次稿子中的每個觀點、每個提法和每句話，都由我一個人負全部責任，參加寫這篇文章的同誌對此不負任何政治責任。”在批判的高潮中，他當著整人的人的麵，毫不遲疑地在《論總綱》的標題下簽上“鄧力群”三個字。在1976年2月29日給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的報告中也寫道：“從開始研究材料到寫成初稿，胡喬木同誌沒有向我提任何意見，我也沒有向他彙報文章的內容。所以，這個初稿的每個論點、每個提法、每句話，都由我負全部責任。”胡喬木也說明，此文並非鄧小平所布置而完全出於他的主動，是他布置寫這篇文章；在布置寫作此文之前，他並未向鄧小平談過，隻是布置後向他做了彙報；文章正在寫作過程之中，當然也沒有送給鄧小平看過。他在1976年3月2日給毛澤東的揭發材料中寫道：“無論我對一稿二稿的內容曾提出什麼意見，總之，寫這篇文章的政治責任必須首先由我負。”至於“四人幫”對《論總綱》以及《彙報提綱》、《工業二十條》瘋狂攻擊的效果，反而是鄧小平全麵整頓思想、理論與策略的深入人心！這是批判者始料不及的。
《論總綱》、《工業二十條》、《彙報提綱》確實可以說是鄧小平全麵整頓的三個綱領性文件，它們分別第一次係統論述了鄧小平撥亂反正、建設四個現代化的政治綱領、經濟綱領和文化綱領。
曆史學家已經指出，在“文革”前十年探索中，黨的指導思想有兩個不同的發展趨向（它們同時又是相互滲透和交織的），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趨向的發展與積累，為後來糾正“文革”的錯誤，實行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做了一定的準備。在這裏，我們應該指出，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頓，正是在“文革”發展到那一時刻的特殊條件下，對前十七年發展與積累起來的正確和比較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的運用和發展，《論總綱》、《工業二十條》、《彙報提綱》則既是對已經進行的初步整頓實踐的理論概括，又是對即將開展的整頓總體戰的全麵指導，它為後來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更為直接地做了一定的準備，而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大刀闊斧地進行撥亂反正，正是1975年整頓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繼續、完成和更進一步發展。
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又一次提出“今冬明春要整黨”，同時又一次強調了各個方麵都要整頓的思想。他很讚成寫宣傳三項指示不可分割的文章，是因為胡喬木的考慮是同他對全麵整頓的部署一致的。他提出要寫關於黨的作風和關於“雙百”方針的文章，也是為今冬明春的整黨和文藝、科技、教育等方麵整頓的深入做準備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領導1975年整頓是由點到麵，由經濟部門、科技部門到意識形態部門，由各個方麵的具體工作到執政黨的黨風，這樣逐步鋪開、逐步深入的。
關於黨的整頓問題，鄧小平在1975年7月4日對中央讀書班學員講話中實際上已經提出來了。他說：“毛澤東同誌講軍隊要整頓，整個黨也有這個問題，特別是在黨的領導和黨的作風方麵。”到8月18日鄧小平在討論《工業二十條》的會議上講話時，黨要整頓的思想與部署已經十分明確。鄧小平說，不但各行各業要整頓，黨也要整頓。還說，浙江的“雙突”，不隻是浙江一個省的現象，全國各省、市的一些地區和單位都不同程度地有這個問題。不整頓不行。不整頓，我們這個黨就成問題。他說，今冬明春，在整黨的同時，1975年11月、12月，要騰出時間來搞好企業管理、生產秩序、設備維修等。在9月19日這次談話之前，鄧小平在9月15日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式的講話中，就已經提出了全麵整頓的任務。在這次談話後，9月27日在全國農村工作座談會上他又進一步指出：“當前，各方麵都存在一個整頓的問題。農業要整頓，工業要整頓，文藝政策要調整，調整其實也是整頓。要通過整頓，解決農村的問題，解決工廠的問題，解決科學技術方麵的問題，解決各方麵的問題。”“整頓的核心是黨的整頓。隻要抓住整黨這個中心環節，各個方麵的整頓就不難”，“整黨主要放在整頓各級領導班子上”。至此，鄧小平完整的全麵整頓的思想形成。
按照鄧小平的上述論述，《論總綱》對整頓寫了這樣一段話：“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指示，是互相聯係的不能割裂的統一整體，不能丟掉任何一項，也不能孤立地隻抓其中任何一項。我們必須以這三項重要指示為綱，總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的豐富經驗，製定各項工作的具體政策，用這個工作總綱和各項政策來指導各方麵的工作，整頓各方麵的工作。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交通運輸要整頓，財政貿易要整頓，科學技術要整頓，文化教育衛生要整頓，文學藝術要整頓，軍隊要整頓，黨也要整頓。這次整頓的目的，是為了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是為了迎接明年開始的第五個五年計劃。”並指出：“在各個方麵的整頓中，黨的整頓、黨的工作的整頓是重點。”“四人幫”對鄧小平領導的整頓恨之入骨。1976年2月，姚文元對上引這一段話加了三條批語，說“九大‘整頓’。可謂天羅地網。”“殺氣騰騰，一副地主資產階級‘還鄉團’的腔調。”對“為了鞏固和發展……”批道：“換幾個字，為了扼殺和取消就對了。”在這幾句批語中，他們這一夥兒不要安定團結，反對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極“左”麵貌真是暴露無遺。
9月19日談話涉及的另一件事，是督促胡喬木抓緊籌辦綜合性刊物《思想戰線》。
談話中提到的《化石》雜誌，是1973年複刊的科普刊物（半年刊）。1975年8月，毛澤東左眼做手術後視力有所恢複，看了《化石》創刊以來的各期，寫了批語，要求印大字本送他。9月6日，該刊編輯部張鋒給毛澤東寫信，反映辦刊困難和科學院的一些情況。毛澤東於9月16日作了批複。他給來信加了標題：“一封訴苦的信”，並批示：印發在京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
關於辦刊物，鄧小平6月29日同胡喬木談話時就提出“學部要辦個刊物”。七八月間鄧小平又催過幾次。胡喬木曾催問胡繩有關《思想戰線》籌備的情況，很著急，認為事情辦得拖拉，說小平同誌對這個刊物很重視，催了好幾次了，要趕快辦起來。
9月5日學部臨時領導小組已起草了關於創辦綜合性刊物《思想戰線》雜誌的請示報告初稿。9月19日談話後，22日請示報告送給胡喬木審閱修改。
胡喬木於9月29日改寫後，1975年10月4日以哲學社會科學部臨時領導小組名義上報國務院和中央政治局。報告說：“遵照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哲學社會科學部已經逐步恢複業務工作。學部所屬各研究所過去出版過的各個雜誌，隻有《曆史研究》、《考古》、《考古學報》仍在出版，其餘都已停刊多年。現在除準備按照需要和可能逐步出版各種分科的雜誌外，打算先出版一個綜合性的雜誌。”關於“刊名和性質”，報告說：“刊名定為《思想戰線》。它是一個理論性、批判性、討論性的哲學社會科學綜合性月刊。”對刊物的方針，報告提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認真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貫徹‘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厚今薄古’的原則”、“要麵向全國，麵向廣大群眾，注意同工農兵結合，實行開門辦刊物”、“堅持理論聯係實際的原則，提倡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觀點和材料的統一上說明問題。堅持一分為二的觀點，努力避免片麵性和絕對化”、“提倡革命文風”等五條。
10月5日鄧小平批：“擬同意，請主席批示。”經毛澤東圈閱，10月6日鄧小平又批：“請政治局同誌傳閱後退胡喬木。”
10月6日當天上午，政研室召開會議，討論《思想戰線》工作，胡喬木講了話。他指出，《思想戰線》不單單是學部純學術的機關刊物，它是麵向全國、麵向廣大群眾的刊物。應當辦成政治性、戰鬥性、現實性、理論性的，能代表黨的路線的刊物。學部領導要把辦好這個刊物當作頭等重要任務來抓。文章的選題與質量，都應與黨目前在各條戰線上的方針任務和要求相適應。編輯部要與黨、與各個實際工作部門保持密切的聯係，把他們工作中的問題，轉換為我們的選題、文章。胡喬木指出，學部的領導、刊物編輯部要能了解和熟悉黨在各條戰線上有哪些任務，對現在各條戰線上的幹部和群眾中的許多思想理論問題，刊物要有所反映，要根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給予說明和解決，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各種不正確的觀點。結合當前報刊的情況，胡喬木指出，毛澤東關於“要安定團結”的指示已兩年多了，還沒有一篇係統地研究的文章；批評報刊的宣傳不去解決經濟工作中關於革命與生產、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生產中技術與政治的關係、生產組織管理製度等非常迫切的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國民經濟是搞不上去的。他還說：“群眾並不要求那些一窩蜂的文章，這樣的文章與其寫，不如不寫，與其出，不如不出。”這些意見，尖銳地批評了“四人幫”控製的報刊宣傳，也從反麵說明了對《思想戰線》的要求。胡喬木還談了作者隊伍與編輯部的建設問題。他指出：我們刊物的作者應當是全國範圍的，要搞五湖四海，打破那種小圈子習氣。作者要廣泛，要老、中、青三結合，提倡理論隊伍與群眾相結合。他還指出：刊物的方針、內容和文章的要求，寫在報告上容易，真正做到卻是很不容易的。這需要一個很強的編輯部的班子，人員要嚴格選擇。他認為編輯部要有兩部分，一部分有觀點、有思想，活動能力強，能出好題目；另一部分能夠對文章的質量負完全責任。
10月6日下午，胡喬木又在會上具體談了《思想戰線》的選題。針對“四人幫”的“左傾”理論及其造成的混亂，提出不少重要論題。如：在教育工作方麵，要從理論上闡明列寧反對崇拜自發性的觀點，闡明毛澤東的實踐論觀點，無政府、搞破壞絕不是反潮流、反師道尊嚴。封建主義的師道尊嚴要破壞，社會主義的師生關係要建立。要講清楚什麼是以學為主，重新闡述“五七”指示；關於科學工作，可以按照《科學院彙報提綱》的精神擬出“科學是生產力”、“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關係”、“理論科學和應用科學的關係”、“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等選題；經濟工作，要區別關於唯生產力論、利潤掛帥、技術至上的正確了解和歪曲了解，要用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理論來解釋怎樣提高勞動生產率，使生產搞上去；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討論，最好不糾纏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不如從事實、從分析中去講明主席指示的精神，講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產生新資產階級分子的根據和與它作鬥爭的途徑；評論《水滸》，可以就這個題目討論中國農民戰爭的問題，分析農民戰爭的幾種類型，不同時期、不同的戰爭、不同的路線、人物、結果，批判一些錯誤觀點。說明宋江投降不是什麼農民階級的局限性，但晁蓋、吳用、李逵，有他的局限性。肯定他們的革命性，也指出他們的局限性。無產階級則不同，第一，無產階級不是法家，第二，無產階級不是晁蓋。
此後，在政研室指導下，《思想戰線》擬定了1976年第一季度的選題，編就了刊物的第一期。但因“反擊右傾翻案風”起而未能麵世。
第十五次 1975年9月25日
早上，鄧小平把胡喬木找去，說：一定要搞一個毛主席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哲學不能代替自然科學的語錄，說明《彙報提綱》在理論上是有根據的，站得住的。這個語錄作為科學院《彙報提綱》的附件，明天早上就要編好印發，因為有同誌有意見。
說明
《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交國務院討論稿）中提出“對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線，必須努力進行係統的、準確的宣傳，並且注意防止和克服對這一路線的任何偏離、割裂或曲解。”並列舉了五個方麵，說明應該怎樣全麵認識與把握，防止兩種錯誤傾向。其中說道，“一定要強調馬列主義哲學對自然科學的指導作用，提倡科研人員學習自然辯證法，認為哲學對自然科學的研究沒有指導意義，是不對的；另一方麵，以為哲學可以代替自然科學，以為不依靠科學本身的大量的辛勤勞動和精確論證，就可以簡單依靠哲學的一般原理去推演出具體科學問題的具體結論，也是不對的”。
鄧小平得知紀登奎對於上述論斷有些意見，立即找胡喬木編印語錄，說明《彙報提綱》理論上有根據，站得住。
胡喬木當即要於光遠組織政研室同誌摘編。國內組孫小禮連夜編好一份題為《哲學隻能概括、引導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學》的材料，引用毛主席的論述5條，恩格斯、列寧的論述12條。這份材料在9月26日印出，下午開會時發到每個與會者手裏。鄧小平在26日會上談到了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還特別交代：哲學與自然科學寫清楚。
會後，胡喬木等又對《彙報提綱》中的這一段話做了修改，成為：“一定要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自然科學研究的指導作用。不積極組織科技人員學習毛主席的哲學思想、學習自然辯證法，不鼓勵和幫助他們在工作中自覺地運用辯證法，不認真開展對自然科學領域中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批判，是不對的；另一方麵，不注意哲學與自然科學的區別，以為哲學可以代替自然科學，以為有了哲學就可以不要各門自然科學的基礎理論，以為不需要依靠辛勤的科學實驗和精確的科學論證，隻依靠哲學的一般原理就能推演出具體的科學問題的科學結論，也是不對的。”所附的材料，後來又補充了不少條，重新編輯。分兩部分：（一）自然科學的研究必須以哲學為向導。（二）哲學不能代替自然科學。兩部分都引用了“毛主席的論述”（第一部分引二條，第二部分引三條）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論述”（第一部分引九條，第二部分引十三條）。題目改為《必須用哲學指導自然科學的研究，但不是用哲學代替自然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