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次 1975年11月4日
下午，鄧小平找胡喬木去，談《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對胡喬木說：你們以後就是抓緊這兩件事：一件是把編輯《毛選》的工作做好，一件是幫助學部把刊物辦好。要把辦好《思想戰線》這個刊物，作為政研室的主要任務。
說明
這次談話，是鄧小平開始遭到錯誤的批評後進行的。
1975年10月中、下旬，毛澤東就10月13日劉冰等人給他的信對鄧小平做了嚴厲批評。毛澤東說：“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10月下旬和11月1日晚，毛澤東找鄧小平談了兩次。
11月2日晚，中央政治局開會，擔任聯絡員的毛遠新對鄧小平主持工作期間的形勢進行攻擊和誣蔑，否定工農業、財貿、教育、文藝等方麵經過初步整頓所取得的成績。鄧小平進行了有力的駁斥。他說：我是從今年3月9號文件開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9號文件以後是什麼路線，我主持中央工作三個多月是什麼路線，可以考慮嘛！從9號文件以後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兒，還是壞一點兒，這可以想想嘛！是好是壞實踐可以證明。鄧小平列舉了3月以來做了那些工作，講了那些話，並說，昨天晚上我問了主席，這一段工作的方針政策怎樣，主席說對。
然而毛澤東這時的重心顯然已經向另一麵傾斜。11月3日，清華大學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吳德前往傳達了毛澤東關於劉冰來信的談話，由此展開了一場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論。所以，鄧小平及時指示胡喬木，政研室以後就是抓緊做好兩件事，一是西四院的工作，即編毛選第五卷，一是辦好刊物。既緊縮了工作範圍，又堅守住基本陣地。
胡喬木認真貫徹了鄧小平的意圖。他立即讓吳冷西主持政研室各組組長會議，討論如何給《思想戰線》出題目，寫文章，看稿子。並指定於光遠、鄧力群幫助胡繩抓《思想戰線》的工作。雖然政研室的同誌作出了很大努力，準備在1976年元旦創刊的《思想戰線》的文章大多已排出清樣，無奈這股“反擊”的風愈刮愈烈，這個刊物終未麵世。
第二十二次 1975年11月10日
上午，鄧小平約胡喬木談話，表示：我現受批判，起因是轉送劉冰的信。主席做了很嚴厲的批評，我做了自我批評。信既要我轉，總是說明寫信的人認為我是同情他們的。中央講了，“三項指示為綱”這個提法不對，隻有階級鬥爭才是綱。
胡喬木說，轉信的事恐怕不是主席批評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一定是主席對你早就有了不滿。鄧小平說：過去把形勢看得太簡單了。
胡喬木提到，政研室今後是否要吸收“革命造反派”參加領導，鄧小平聽了馬上搖頭，說：不要！隻要吸收年輕一點兒的就行了。
胡喬木報告了政研室正在寫的關於《水滸》的文章的題目和構思，鄧小平說：寫起來你直接送主席，不要經我轉。
說明
按照鄧小平全麵整頓的部署，在搞好《工業二十條》和《彙報提綱》之後，下一個重點是“文革”的重災區教育的整頓了。鄧小平在9月26日聽取胡耀邦彙報科學工作時指出，“要後繼有人，這是對教育部門提出的問題。”並說，“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
這次彙報會後，周榮鑫積極行動起來，主持起草教育部向國務院的彙報提綱，著手整頓教育。正在這時，劉冰等人10月7日寫了致“鄧副主席並呈毛主席”的信。劉冰等人8月份的第一封信是鄧小平轉的。鄧小平希望毛澤東了解遲群的劣跡解決清華大學的問題，從而推動教育的整頓，劉冰等人的第二封信當然立即照轉。可是，沒有想到轉信成了爆發點，使1975年鄧小平同“四人幫”的鬥爭形勢發生了逆轉。
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鄧小平光明磊落，立即找胡喬木說明自己現在受批評、做檢討的情況。胡喬木這時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毛澤東批評的根本原因是什麼？這當然也是10月下旬以來鄧小平在思考的問題。他從毛澤東關於劉冰的信的談話中，從10月下旬、11月1日晚同毛澤東的兩次談話中，從11月2日晚同毛遠新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辯論中，已經看到了分歧的焦點。他告訴胡喬木，“中央講了，三項指示為綱這個提法不對，隻有階級鬥爭才是綱”。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批評中間，這一句話是關鍵。由此可以看出分歧的焦點是三項指示為綱還是階級鬥爭為綱。對“文化大革命”肯定還是否定，1975年的整頓對還是錯，全由這個“綱”支配和決定。
胡喬木在鬥爭這樣尖銳的關頭，又一次提出政研室吸收“革命造反派”參加領導的問題。鄧小平馬上搖頭，斬截地說：“不要！”表現了在原則問題上不妥協的精神。這種堅定性是鄧小平的一個突出特點。這次談話後十天，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意見，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希望通過討論，統一認識。提出由鄧小平主持作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此議被鄧小平婉拒。他接過毛主席11月13日指示要給一些老同誌打招呼時說過的他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的話頭，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胡喬木這一個月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評《水滸》的文章上。他對先後出來的幾個稿子都不滿意，認為關於農民戰爭問題講得太少。從10月中下旬起，他就埋頭看《水滸》，打算親自動手改寫評《水滸》的文章。10月24日評《水滸》文章二稿付印，他和有關同誌交換意見。11月8日還找胡繩談了他的設想。第一部分主要講農民戰爭的曆史、農民局限性和皇權主義問題；第二部分從國際工人運動的曆史展開，講社會主義下的繼續革命。胡喬木說他對第一部分已考慮得比較成熟，要胡繩幫助他考慮一下第二部分。這次談話時形勢雖然已經非常緊張，但胡喬木還是向鄧小平報告了關於寫這篇文章的打算。當然，鄧小平這時已經無心也不適宜再管這類事了。
第二十三次 1975年11月15日
胡喬木找鄧小平，說明自己要對黨、對中央講清楚為劉冰轉信的經過。
說明
1975年11月14日，根據毛澤東前一天“向一些老同誌打個招呼，如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喬木）、劉冰、李井泉等幾十個人也要打招呼”的指示，鄧小平和幾位常務副總理在國務院召集胡喬木、周榮鑫、胡耀邦、李昌開會，通知他們政治局日內將開會談他們幾個人的問題。這次會上談了周榮鑫、胡耀邦、李昌三人的“錯誤”，沒有談胡喬木的問題。胡喬木想到，為劉冰等人轉信，當是自己的問題之一。在11月10日鄧小平同胡喬木談話時，胡就告訴鄧，信是由李琦交我，我交給你的秘書的。鄧完全不知道信是怎麼來的，表示信既要鄧轉，總是說明寫信人認為他是同情他們的。要胡不必提轉信的事，以免事情複雜化。11月14日會後，胡覺得轉信是一問題，不講請楚內心不安，故11月15日找鄧說明。
第二十四次 1976年1月17日
胡喬木帶著同政研室幾位負責人商量後擬出的一個信稿，請求國務院解除委托政研室代管學部業務的責任，並建議暫緩出版《思想戰線》，找鄧小平征求意見。鄧看信後表示同意，並說：政治研究室的問題要聽候中央處理。
說明
1975年11月24日，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北京召開打招呼會議，宣讀了毛澤東批準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提出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清華大學的這場大辯論必然影響全國”。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省、軍級單位通報了打招呼會議情況，發了《打招呼的講話要點》。12月14日又轉發《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報告》。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在這樣的形勢下，政研室隻能停止工作，聽候處理了。1976年1月17日交鄧小平看過的這封信於1月19日向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發出。
在1976年的運動中，“四人幫”把政研室作為重點打擊的對象之一。他們一麵親自出馬，羅織罪名，誣蔑攻擊，並指揮親信爪牙和輿論工具，從外部圍剿，對政研室極盡詆毀陷害之能事；一麵扶植自願充當“釘子”的人從內部發難，插手政研室的運動，一連製造了七次大的所謂揭批高潮，企圖整垮政研室的負責同誌，並由此打開一個搜集攻擊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誌黑材料的缺口，為他們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服務。政研室的負責同誌除個別人外，都挨了整。胡喬木首當其衝，成為追逼交代與打擊的重點。鄧力群、於光遠也是著重攻擊的對象。他們當時同上級領導失去聯係，在室內也難以相互接觸和同群眾接觸，又麵臨如此強橫的裏應外合、內外夾攻的政治高壓，但是他們經受住了考驗，沒有被“四人幫”壓垮，沒有讓“四人幫”的陰謀得逞。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政研室原來的七位負責人中有四人全力從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編輯工作，留下胡喬木、鄧力群、於光遠三人繼續負責。奇怪的是，在“四人幫”時挨整的政研室，在粉碎“四人幫”後卻還是受壓。胡喬木被誣指“篡改”毛澤東著作。政研室寫的揭發批判“四人幫”偽造“臨終囑咐”的文章《一個大陰謀的真相》（脫稿於1976年11月19日，早於12月17日見報的《滅亡前的猖狂一跳》一個月），被壓不讓發表；《“四人幫”為什麼要砍掉“百花齊放”的口號》一文也被下令打入冷宮。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主張解散國務院政治研究室。1977年3月4日，吳慶彤、賈魯峰、郭玉峰一起向鄧力群、於光遠還有胡繩宣布撤銷的決定，郭玉峰還催促趕快解散。鄧力群和於光遠表示，執行中央決定，但“四人幫”說政研室是“謠言公司”、“黑風口”，對這些不實之詞，我們要說明真相，予以推翻；一年多的工作要總結一下，向中央作個交代；報刊約寫的文章也想寫完。吳慶彤即要他們寫為《論總綱》翻案的文章。事後，胡喬木、鄧力群、於光遠等正式打了一個報告。3月28日，李先念、紀登奎等幾位副總理接見鄧力群。李先念讚揚1975年政研室同“四人幫”是做了鬥爭的，批示照報告辦。這樣，鄧小平親自組建的政研室才算維持、保存下來。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對鄧力群表示，自己即將恢複工作，你們的事（指解散政研室的事），以後再說，反正有用的人總還是要用。1977年7月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複鄧小平原來的職務。不久，他即明確提出政研室不解散。這樣，政研室存留的問題就不複存在了。隻是為了照顧華國鋒的麵子，回應3月4日已經宣布解散的決定，在名稱上去掉了“政治”二字，成為“國務院研究室”。1977年11月，胡喬木、鄧力群和於光遠，調往中國社會科學院任領導工作，但對政研室的工作還是繼續兼顧。
盡管在粉碎“四人幫”後，相當一段時間裏政研室繼續受壓，但胡喬木、鄧力群和於光遠領導政研室做了大量工作。
他們寫了一批有分量的揭批“四人幫”的文章，如：《打著反複辟的旗號搞複辟》、《敵我關係的根本顛倒》等，以“向群”的筆名發表，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反響。
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出來後，他們立即感應了廣大幹部群眾的意見，提出“兩個凡是”的問題。2月8日，政研室黨支部書記朱佳木就向鄧力群反映，指出這篇社論提出的“兩個凡是”值得注意，按照“兩個凡是”，鄧小平就不能出來工作，天安門事件就不能平反。鄧力群同意朱佳木的看法，即向王震報告。鄧力群向王震說明，按“兩個凡是”去做，問題就大了。鄧力群還帶去摘錄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結束語中那段學習馬列主義不能隻學詞句、要學精神的話，跟王震說，“兩個凡是”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精神的。建議他看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結束語中的那段話。沒過幾天，王震就在國防工辦的一個會議上第一個公開批“兩個凡是”的社論，還點了主持和定稿的一個理論家李鑫的名。會後，王震即向鄧小平反映。隨後，鄧小平給中央寫信，提出“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的概念，當麵對汪東興、李鑫說“兩個凡是”不行，又在同王震和鄧力群談話中係統地批判了“兩個凡是”，提出“把毛澤東思想當作體係來看待”的觀點，指出“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係”。
他們還同“凡是派”進行了理論上的爭論。他們以“向群”的筆名和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對理論上的“左”傾錯誤觀點進行了批判，從經濟戰線首先開啟了思想解放運動，以後又撰寫或推薦了強調按照經濟規律辦事、主張發展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批判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的文章，撰寫了論堅持社會主義民主原則和讚揚天安門廣場革命群眾運動的文章，推動了思想解放和撥亂反正。
他們還為黨中央和國務院起草了不少文件和領導人的重要講話、文章，很好地發揮了參謀和助手作用。
他們在政治上理論上的貢獻，得到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的肯定和讚揚。所有這些，已經不是這份著重記錄鄧小平領導1975年整頓的曆史資料的範圍，留待另一份資料詳細記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