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理歐乃德，安特列夫（Leonid An出eev）生於一八七一年阿萊勒地方。
與杜格涅夫u]同鄉，比高爾該[：]小二歲。起初在莫斯科當律師，後來才傾向文學。其處女作即為高爾該所稱賞。此外更受托爾斯泰與梅勒什科夫斯基[3]等的讚許，所以他的名聲傳布得非常快。他的小說《紅笑》與《七個被絞死的人》就給了他在俄國文壇上一個重要的位置。他的小說與戲曲繼出的很多。英文翻譯的也不少。我所譯的這篇《狗的跳舞》就是英譯中最近出版的。
安特列夫對於人物的描寫，不著重在外麵的行動，而注重在靈魂的振動。他毫不疲倦地找求著人心中所蘊藏著的革命的，反抗的，憤激的，恐怖的，人道的，殘酷的，悲哀的，淒涼的種種精神，用了寫實的，象征的，神秘的筆墨傳達出來，使讀者時而憤怒，時而恐怖，時而悲哀，時而憐憫，時而發狂。他用鐵錘敲著我們的靈魂，使得我們不得不覺到戰栗！
我們，這些被所謂禮教與偶像所束縛著的我們，除非用了利劍來把這些東西一一斬掉，我們就永遠不能得到自由，永遠不會了解人生。安。
這出四幕劇是張聞天從英文譯本轉譯，於1923年2月12日譯畢。時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分校勤工儉學。所據英譯本為1922年秋英國麥克米倫公司出版，係英譯者海曼，伯恩施坦直接從作者的俄文手稿譯出。
中文譯本作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由商務印書館於1923年12月出版，署安特列夫作，張聞天譯。安特列夫，通譯安德列耶夫（Ⅱ.H．AH真，俄國作家，十月革命後僑居國外，死於芬蘭。特列夫的作品就是我們的利劍，我們要把他拿起來像發瘋一樣揮舞著去破壞一切。不過破壞之後應該怎樣，安特列夫沒有回答我們。
“我應該怎樣呢？”安特列夫常常用了全身的力量不斷地問著。這問題的不能解決，是他最大的痛苦。這原是俄國人的特性。他們對於形而上學的生活法則的探討是永遠不倦的。這“我應該怎樣呢？”的問題，他們如其不能解決是不能平安生活的。愛羅先珂[4]先生說：“我們幾乎是生理的覺著苦痛的拘攣，幾乎是生理的感到心的跳動，幾乎可以發瘋，因為回想到他的不能解決的問題。”（見《安特列夫與其戲劇》）這“他的不能解決的問題”就是“我應該怎樣呢？”
托爾斯泰對於這問題的不解決的解決是宗教，是《聖經》上《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安特列夫的解決的不解決是死，不論是自殺或是被殺，或者一直到老死。在安特列夫看來，真真覺悟的日子就是死的日子。德國李思乃教授在他的《安特列夫與其人生觀》上解釋這一點說：“當個人覺醒了的時候，做了社會生活的基礎的時候，那向來存在於他與自然中間的接觸點，一一消滅了。他不他孤獨著，並且在他的周圍變成了沙漠——廣大的，社會的深沉的裂口，一切偉大的原理，所謂生活的法則，沒法和這赤裸裸的個人接觸了。到了這一點，一切法則與原理隻是個人的事。他的目的，就是宇宙的目的；他的理性，就是宇宙的理性。宇宙的運命也隨著他的生滅而生滅。他是如其這個人不能在他的存在與自然律的中間建築一直接的關係時，其結果就是最大的悲劇：個人離去世界。”就是自殺！
誰願意自殺呢？自殺不是解決人生問題的最好方法。他是這問題的解決既是必要而又不能解決時，最好的方法就是自殺！《狗的跳舞》中的主人公亨利就是這樣自殺的。
因為安特列夫的主人公都是要解決人生的根本問題的，所以他們都注重思索。本劇中的主人公亨利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第三幕中他說：
“我想著而且等待著。唉，我定了計劃而又把它推倒，這樣地連續下去使我逐漸厭煩了。他是我不久將要有一個推不倒的計劃……於是我將要不見了。”可憐的亨利，他的推不倒的計劃，就是自殺。他還說：“愚蠢的人間我，你整日幹的什麼，你常常孤獨的，為什麼？我還沒有足夠的日子與晚上去思索呢！思索！思索！”平常的人失戀了，也許會自殺，這自殺的直接原因就是失戀。他是亨利自殺的直接原因並不是失戀。失戀不過是使亨利開始想到人生大問題的一件事。有了這種思索而又沒有解決的希望，所以他自殺。雖伊利查白數過其門，要求他赦免，他也不顧，因為那時他的苦悶並不是為了失去伊利查白。
這原是俄國文學的特性。高爾該在VarenkaOLessova[5]中借一個靈敏的女孩子說：“俄羅斯的英雄常常是愚蠢的，他常常找求著某種東西；常常想不能了解的東西，而他自己又那樣的可憐，那樣的可憐！他要思索，思索，然後說出，於是他要去向他的情人宣布戀愛，此後他又要思索，思索，一直到結婚……他結婚之後，他要向他的妻子講種種無意義的話，於是拋棄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