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想，思想越是抽象，那就越是冷酷與無感情。這是不確的，至少在我們俄羅斯人是不確的。從杜思妥亦夫思奇[‘]的主人公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怎樣抽象的思想是有熱情的，怎樣形而上學的原理與推論不他根據於冰冷的理性而也根底於感情與意誌。有一種思想他會在感情的火焰上添加火油，會在人心中點起火焰，比了最無拘束的奔放的熱情還要有力量……他們感覺得很深沉，因為他們思想的很深沉；他們無窮地受苦，因為他們無窮地推敲；他們敢做，因為他們敢想。此外在生活上更可明了，他們的思想愈是抽象，愈是熱烈，就愈是探進他們的生命裏去。哦，奇異的青年的俄羅斯啊！”（見梅勒什科夫斯基的《托爾斯泰其人與其藝術》，這一段雖是他用來批評杜思妥亦夫斯奇，他是用來解釋任何俄國文學家都的確，尤其是安特列夫。）任何人大別之都有二重人格，這是近代心理學已經給了我們以證明的。一是社會的，一是非社會的。社會的人格是虛偽的，快樂的，保守秩序的，普通一律的，機械的；非社會的人格是反抗的，突進的，凶暴的，悲哀的，各人不一的（按法國柏格森[7]的說法）。現在的社會，處處鼓勵著社會的人格而壓製著非社會的人格。結果將要使人類完全機械化，變成和蜜蜂與螞蟻一樣。
這種趨勢在少數感覺銳敏的人是不能忍耐的，於是他們起而反抗，反抗不遂便加之咒詛與諷刺。在文學方麵尤其顯著。安特列夫這篇戲曲就是描寫這種二重人格的。亨利之有二重人格固不必說，就是伊利查白，飛克羅西以至加爾都有二重人格。這二重人格的衝突，就是一切苦悶的起源。其結果也是悲劇。在安特列夫的《戴假麵具者》上麵更說得明白。羅倫佐（該劇中的主人）的死，就是為此。
安特列夫的作品，大都帶有神秘的，象征的，詩的氣味，有許多地方我們不能“了解”，我們隻能用細微的心去感覺。各人感覺到的，就是他的作品的意義！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於美國加利福尼亞
劇中人物
亨利·帝爾加爾，帝爾，他的弟弟伊利查白亞曆山大路夫，混名“飛克羅西”
安德列·漢森“快樂的佳尼”
德米，耶夫伊文，男仆二壁畫匠
第一幕
爾的寫字台旁邊。這是一幢新而沒有完全裝飾好的住宅；就是加爾·帝爾所坐的房間也沒有完全修飾好。這間房間的布置似乎是預備做會客室的，一切器用什物如像大靠椅，小靠椅，小圓桌與橢圓形的著衣鏡等都依照了一定的次序安排著；他其中沒有地毯，掛毯與圖畫。小圓桌放在小寢床的旁邊，餐桌放在房間的中間。房中的一切都是生硬冷酷並且沒有生命——生命似乎在那裏還沒有產生。新的小鋼琴在發光。譜都放在音樂譜架子的上麵。加爾·帝爾一個人正在調弄著一個萬能鑰匙。
壁畫匠正在歌唱著。（他嘴裏輕輕吹著去和那平靜而沒有字眼的歌，他用他的手掌輕輕地敲了一下桌子並且說）是的。（他停了幾下又敲了一下桌子，並且重複著說）是的——是的。（少停）我剛才用了這個萬能鑰匙把哥哥亨利的抽鬥開了。我的目的是在找錢。他是我隻找到了二十五個盧布——隻有二十五個盧布。那太少了。（停了幾下，他又敲了一下桌子）是的——是的——是的。我不曉得我的哥哥亨利——亨利·帝爾——曉得不曉得我是…：-個浪子，一個賭鬼，一個賊，要找一個婦人來維持生活的！不，他不曉得。我的哥哥亨利不是聰明的人。不，他不會曉得，他也許以為那二十五個盧布是壁畫匠偷去的。
或者他竟不會注意到盧布的失落吧。“加爾弟！”他說，“加爾弟。”是的——他是我能不能？——如其亨利有許多錢，有許多許多錢——並且如其下手的時候不為人家所注意——我能不能殺掉亨利，我的哥哥亨利？（他立起，在房內來回了二次。他的身材高而直，一件學生的外套很重笨的很散漫的掛在身上。頭發梳向後麵，很光滑。
他的外套的藍黑色的領子異常高。五官端正，文質彬彬，惟麵上略帶幹枯和嚴厲的神氣。他重又坐下，用手在桌上敲了三下，說道）是的——是的——是的。壁畫匠正在歌唱著。好一曲悲哀的調子。好一曲平靜的調子。我是一個無聊的人，可是我也歡喜悲哀的調子。我的哥哥亨利卻是完全沒有這種興趣的——這所新的住宅真可怕。
這裏似乎有引起犯罪心思的東西——壁畫匠正在歌唱著。
他輕輕吹著和著外麵的曲調。他聽到走廊下開門的聲音與人聲；他慢慢起立，像上次一樣，在房內來回了一次。
亨利，帝爾，他的同伴耶夫，一個俄國式的人，與漢森入內。在他們的後麵跟著亞曆山大路夫，笑著而且很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