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當他感到“困難”的時候，即當他感到，也許孩子們會感到困難的時候，他就向他們求救，以便也幫助他們自己。“孩子們”，他輕聲地說，“不知怎麼搞的，這道題把我搞糊塗了……你們怎麼樣？”於是，在孩子們中間也有人輕聲回答：“不能那樣做，要這樣……”“噢，我明白了，謝謝！”他輕聲地說，教室重又籠罩在一片肅靜之中。
在課改不斷推進的今天，要給學生自主、獨立的呼聲越來越高，但在我們的教育生活中，我們更多的實施的卻仍然是權利主義的做法，因為這樣在短時間內顯得更加簡便、快捷、省心、省力！朋友們，你覺不覺得阿莫是教育界真正的人道主義戰士？我們是不是需要改變一下自己的做法呢？
分數成為教育學的拐杖
我的朋友們，你又是怎樣看待分數的呢？相信，你和我一樣，對以分取人的教育製度已經看到了它的局限和不足，但你真的敢棄分數於不顧嗎？你有沒有有意無意的把分數作為區分“優等生”和“差生”的標尺？有沒有潛意識裏就喜歡了“好學生”，而對“差生”恨鐵不成鋼了呢？有沒有以分數的進步和提升作為激勵孩子的手段呢？
我想，我們或多或少都會被分數所左右的，然後，我們又用分數左右著我們的情感，左右著我們的學生！它使我們每天對自己的學生要求得多，同情和關懷得少；指責和處罰得多，鼓勵得少；對他們鐵板著臉的時候多，顯露笑容的時候少；監管多，信任少；提問多，誘導少。不是嗎？但在阿莫的課堂裏根本沒有分數！他的學生的智力的批判性、思維的獨立性都是出色的！
在阿莫的教育學裏，我看到分數是最沒有教育學的因素可言的，我們為分數而進行的一切活動都隻不過是教學，而絕非教育。它不能讓兒童感到、親身體驗到我們對他們的善意、同情和關懷，無法幫助他們相信我們。它使孩子們由厭惡分數進而厭惡知識，甚至厭惡我們，欺騙家長，分數是造成我們和孩子之間種種衝突和隔閡的萬惡之源，是跛足的教育學的一根拐杖。對於樂觀主義的、快樂的、生氣勃勃的教育學來說，分數是不需要的東西，就像拐杖之對於健康人來說是多餘的一樣。
我無法把阿莫在《孩子們，祝你們一路平安》中的人道主義教育在一篇文章裏全都表達出來，但我已深深地記得阿莫的教育原則，感受到了來自異域的教育之光，我願懷抱著我的教育夢想，努力做學生的探索者。
《九三年》中的人道主義思想
維克多·雨果是19世紀法國的傑出作家，在他一生的小說創作中，貫穿著一種善必定戰勝惡的人道主義思想。但在不同的時期，這種人道主義思想的表現並不完全相同。在雨果晚年創作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九三年》中，表達的是雨果對待革命的態度，是他“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的思想。
在這部曆史小說中，作者通過對不同人物的塑造，表現了一種對理想的公民社會的構想。1793年時的法國大革命麵臨著嚴峻的形勢，一方麵是意、俄、西等國在外圍對革命的剿殺，一方麵是國內反動封建勢力在國外敵對勢力的支持下發動的叛亂。在旺代地區，保王黨的貴族郎特納克發動反革命叛亂，妄圖勾結英國人對革命進行扼殺。共和軍司令官郭文是郎特納克的侄子，雖然他英勇善戰，屢立戰功，但因為有一個“寬大”的缺點，被國民公會派出的政治委員西穆爾登監視，而郭文恰恰是這個政治委員唯一心愛的人。西穆爾登深愛著這個繼承了他的思想的學生，但又怕他違反革命的法律。果然，當郎特納克因挽救大火中的三個孩子而被共和軍抓獲之後，郭文麵對革命利益與人道原則的選擇，在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後私自放走了郎特納克，自己承擔了責任。在郭文被處決的時刻，西穆爾登也用一顆子彈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郭文是人道主義的理想英雄。作者通過對共和軍司令官郭文理想與現實衝突的描述，塑造了一個既講革命原則又講人道主義的理想的英雄人物形象。作品在描述現實生活的同時，又超越了現實生活，表達了作者以人道主義思想作為衡量社會進步的標準、以人道主義的社會作為人類最終發展目標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