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還未出場便已經注定是一個悲劇人物。在羅伯斯比爾、丹東、馬拉商討如何應對旺代地區的叛亂時，出現了一個既勇敢又寬容的共和軍將領，同時他又是一名貴族後裔，這個人就是郭文。因為他有個“寬大”的“缺點”，所以國民公會決定派遣一名代表作為政治委員去監視郭文。
郭文雖然是貴族後裔，但是隨著時代的腳步加入了共和軍。他沉著勇敢、智勇雙全，在戰鬥中身先士卒，是一個標準的共和軍人。但是，這個勇猛的人“待人慈悲，他保護那些修女和小尼姑；他營救貴族的老婆和女兒，他釋放俘虜，他給教士自由。”這樣的行為，為他在郎特納克因人道主義的行為而將遭受死刑時對革命的思考，以及他最終選擇放走郎特納克打下了基礎。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一個勇猛的司令官又兼有“寬大”的弱點呢？
原來，他不僅是一名軍人，更是“一個思想家和哲學家，一個年輕的聖人”，他的思想中具有強烈的人道主義情懷和殘存的貴族氣質。在他看來，資產階級的共和革命，要鏟除的是落後的封建反動力量，而不是必須把具有封建思想的人統統槍斃掉和毀滅人的天性。“寬大”是促使郭文釋放郎特納克的主要原因。
這裏有一個問題需要辨別清楚，郭文既能堅持革命原則，又能堅持人道主義。這裏講的革命原則，不同於革命法律。遵守革命原則，指的是能夠毫不動搖地與反動的封建勢力進行鬥爭，為追求社會的進步和人民的自由義無反顧；而遵守革命法律指的是執行當時掌權的國民公會製定的把打擊麵無限擴大的一係列嚴酷法令。雅各賓派為抵製封建反動勢力的進攻，製定了一係列法律來保障革命的勝利果實。
在執行初期確實發揮了很大的積極作用，但隨著局勢的複雜化，雅各賓派的領袖羅伯斯比爾擔心自己手中的權力喪失，便製定了更為殘酷的法令，把打擊麵無限擴大。無數無辜的人被卷了進來，遭受打擊甚至丟掉性命。
郭文正是因為看到了革命帶來的負麵作用，才努力在戰爭中實行“寬大”的。郭文因為“寬大”而被國民公會指責，並被派來的政治委員監視。但是，郭文的信念並未如這位政治委員、他的老師西穆爾登所願產生改變，他仍然堅持自己的寬大政策，並與西穆爾登“恐怖的共和政府”相對，形成了一個“寬大的共和政府”。即使麵對差點將他置於死地的俘虜，他也說“你要活著。你代表國王殺死我；我代表共和政府寬恕你。”連這樣的人都可以寬恕，再麵對由於挽救三個孩子而被俘的郎特納克時，就更不會將他處以死刑了。
郭文的理想可以用雨果的詩句來形容：“巴黎製服天下/她所使用的力量是借助仁愛說話/巴黎人民是英雄，巴黎人民講正義/不僅要取勝，更要愛人”，“要公正，隻有這樣才能為共和國效勞/對人人主持公道，才對共和國盡職”。正如《悲慘世界》中所言：“如果沒有信和愛這兩種力量的推動，我們便無從了解怎樣以人為出發點，又以進步為目的。進步是目的而理想是標準。”
但是，這畢竟是郭文自己的理想，要想在作品裏的現實中完全實現是極為困難的。他以“革命”的名義對別人實行人道，卻要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體現了雨果對恐怖的革命年代中人道主義的缺失感到憤慨和無奈。在理論上，人道主義完全行的通，但在現實中卻屢屢受挫。這既是郭文的困惑，也是雨果本人的困惑。但是，他們並沒有因此而喪失信心。郭文堅定的認為“永遠前進，我們必須永遠朝著黎明、青春和生命那方麵看”，“既然我有了指南針，風暴對我有什麼關係！既然我有我的良心，事變對我有什麼影響！”雨果也寫道：“明天，太陽出來後隻要過一個鍾頭，再看看這場大雪有還是沒有”。照今天的理解，在革命的過程中，嚴懲敵人陣營中的罪大惡極者，團結大多數，把他們改造成為新人，壯大己方力量，這樣的思想難道不是比瘋狂地迷戀暴力手段更高出一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