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的寫作生涯，使他的頭發全白了，眼睛也花了，清苦的生活使他隻能穿粗布衣衫，在那些達官貴人眼中，他隻不過是個窮秀才，沒有什麼值得尊重的。因此，談遷常常遭到冷遇。但他不灰心，不泄氣，直到把模糊的問題弄清為止。他深知達官貴人的白眼算不了什麼，關鍵是自己如何努力，去實現自己的宿願，做一個終生無悔不愧的人。他這樣若大年紀，還走訪了“十三陵”，登上了香山，對那些古跡，反複考察，哪怕是一塊殘碑，一截斷垣，也不放過。他一邊觀察，一邊在紙片上記錄，不肯漏掉有補於書稿的絲毫信息。他為對書稿拾遺補缺而搜尋資料，幾乎達到了如醉如癡的境界，人們都把他當成瘋子、傻子，可他心中有足樂事，哪管世人的睥睨和奚落，一步一個腳印，依然故我。他就是這樣在北京呆了整整三年。離京後回家對書稿繼續進行修訂，直到自己滿意，才正式定稿。成書後的第二年，這位一生矢誌為自己的著述事業而不懈奮鬥的老人與世長辭了。
談遷編著《國榷》，主要根據列朝實錄和邸報，再廣求遺聞，參以諸家編年，所采諸家著述達百餘種。他對實錄和諸家著述並不輕易相信，對史事的記述采取慎重態度，取材廣，選擇嚴，能擇善而從。這就為其編著工作在技術處理上又增加了一層難度。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國榷》關於萬曆以後明朝以及後金史事的記載，多為他書所不傳，加之當時沒有刊行，沒有遭到清人篡改，所以史料價值較高，是後人研究明史比較可靠的資料。為了著成這部史書，談遷從1621年動筆到1656年定稿，前後用了35年時間。不論是烈日炎炎的盛夏，還是冰天雪地的隆冬，無論是在途徑坎坷的曠野，還是在月映燭照的鬥室，他都沒有懈怠過。他的一生是在窮困的環境中度過的，直到晚年，仍靠當幕友，辦些文墨事務，代寫應酬文章來維持生活。他這種不折不撓、求索攻堅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受到了後人的景仰和稱道。談遷和他的《國榷》一同輝映在中國的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