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顧炎武著書立說
顧炎武（1613—1682）初名絳，字忠清，明朝滅亡後改名炎武，字寧人，曾自署蔣山傭，號亭林，學者稱之為亭林先生，江蘇昆山人。是明末清初時期的著名學者和傑出的思想家。
顧炎武出身於江東望族。他的祖父是個很有見識的人，他受祖父的影響很深，幼年時就博覽群書，特別喜愛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和司馬遷的《史記》。他關心國家大事，總愛探討國計民生的大問題，他認為讀書必須聯係實際，反對空發議論。
對於明朝的腐敗，顧炎武深惡痛絕，少年時就參加了“複社”反對宦官權貴的鬥爭。清軍入關後，他參加了嘉定、昆山一帶的人民抗清起義。清軍攻陷昆山，他的生母及兩個弟弟均遭難，撫養他的養母誓死不降清朝，絕食自殺，臨終前囑咐顧炎武說：“我雖是個女子，然以身殉國是理所當然的事，希望你不要做清朝臣子，我死後就可以閉上眼睛了。”顧炎武把養母的話牢記心頭，永誌不忘。抗清鬥爭失敗後，他隱居不出，以明朝遺民自守，誓死不做清朝的官員，清廷幾次征召聘請他前去做官，均被他拒絕。
他看到清朝的統治日益穩固，匡複明朝勢不可行，就把滿腔的義憤和深邃的思索凝注於筆端，去探索國計民生的要道，去探索勝敗存亡的原因。從45歲時起，他用了20年的時間，遍遊了華北各地，十次拜謁明陵（明朝皇帝的陵墓），考察了各地的風俗人情，並在雁北開荒。這些實踐豐富了他的生活，也加深了他的認識。他認為明王朝的滅亡固然由於政治的腐敗，但邊地守將平庸，良將難用，以至邊防失利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於是立意寫一部關於山川要道邊防戰爭的書，他到處跋山涉水，考察地形、地貌，分析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他邊考察，邊讀書，邊寫作，經過長時間的艱苦努力，終於寫成了論述山川要道邊防戰爭的專著《肇域誌》。這也是經世致用學術思想的具體體現。
想到國破家亡、夷人入主中原的殘酷現實，明王朝君主專製政治的腐敗又一幕幕浮現在眼前，社會動蕩，民不聊生的大問題，又將他的目光從民族問題、政權問題上引向對整個社會問題的關注。他認為君主一人獨治，天下唯命是從，以至奸佞當道，有識之士屈陳下僚，天下怎能不亡呢？於是，他反對君主專製的“獨治”，主張更多地吸收知識分子的“眾治”。他說：“君主臨禦天下，不能靠自己一人獨治，如果一人獨治，刑罰之事就多了；如果眾治，刑罰之事就會得到妥善的處理。”他反對君主分封子弟為侯而治理國家的辦法，主張郡縣製。他說：“分封諸侯王治理國家的失誤，是王國的權力太專；設置郡縣治理國家的失誤，是君主的權力太專。”在他看來，隻要限製君主權利，加強地方官吏職權，以增加地方官守土的責任，則國家就可以富強，國家的百姓就可以免於貧困，各行各業就興旺發達，社會就可以長治久安了。他還認為治亂的關鍵在於人心風俗，因此主張正風俗以正天下。他認為明王朝滅亡與風俗日下、教化紀綱墮廢也有關係。他說：“我看世風的趨向，才知道治亂的關鍵在於人心風俗，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是教化紀綱不可缺少的。長期養成的良好風尚，也會在一朝一夕敗壞無餘。”他認為士人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即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認為貧富不均也是社會不安定的一個重要因素。他說：“百姓之所以不安分、不安心，是因為有貧有富；貧困的人不能保障自己的生存，而富有者又常擔心有人向他求助而十分吝嗇，於是貧富之間一定會爭奪財富。”顧炎武有如此考慮，也是明王朝滅亡事實的啟示，因為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提出“均田免糧”的口號，向地主階級發起了猛烈進攻，加速了明朝的滅亡。他同情農民，攻擊城市和貨幣，提出一個反對征銀，最好征收穀物的辦法。發展農業生產是他經濟主張的要點。顧炎武對治亂興衰的思索中固然有許多固執和偏見，但更多的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