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在探索治亂興衰原因的同時，也對士人的學風和治學思想加以深入思考。他主張“經世致用”，“明道求世”，反對士大夫空疏不學、空談心性、昏庸無恥的學風。他認為明末理學的弊端是“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論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周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他認為著書立說應該有益於世，凡是和六經之指無關，於當世之務無益的文章和事，都不要去做。這種治學思想決定了他治學方法是：讀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務求不失原意；研究問題時注重考證，列本證、旁證，不以孤證為憑。這是實事求是的學風。
顧炎武自幼讀書有個習慣，就是作讀書筆記，分類抄錄，發現錯誤及時糾正，重複的刪掉。這樣日積月累，最終編成了一部涉及政治、經濟、史地、文藝等內容極其廣泛的《日知錄》。這是一部被社會公認的極有學術價值的著作。
顧炎武一生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不斷探索和追求著，雖隱居獨守而宏誌未泯，筆端觸及悠遠，眼界卻立於現實。他抨擊封建專製的進步思想對後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那矢誌不渝的堅強意誌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將永遠激勵後人求索攻堅，報效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