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學識淵博的技術指揮員黃緯祿
黃緯祿，1916年12月18日生於安徽蕪湖，1940年在中央大學畢業後，懷著“科學救國”的願望赴英國倫敦大學留學。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炮火使這位遠離祖國的青年飽嚐了戰亂之苦，特別是德國法西斯向倫敦發射的V-2導彈震撼了他的心靈。他暗下決心要用學到的科學知識報效祖國，要用自己研製的先進武器使祖國強盛起來。黃緯祿在異國他鄉孕育的理想，在他回國多年後終於實現了。
1947年，黃緯祿獲英國倫敦大學電信專業碩士學位後立即啟程回國，但當時空懷壯誌，報國無門。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黃緯祿才找到了報國之路，先後在華東工業部電工研究所和通信兵部電訊技術研究所從事電訊技術研究工作。1956年初，黃緯祿參加了軍隊組織的一個報告會，聽到錢學森講述國外火箭技術狀況和發展我國火箭事業的構想。第二年他就隨電訊技術研究所合並到國防部五院二分院，開始從事火箭控製係統的研究工作。
從仿製P-2導彈到研製成功洲際導彈，黃緯祿領導解決了液體導彈製導穩定的許多工程技術問題，在研製控製係統方麵不斷取得新的進展。1970年，他擔任七機部第二研究院副院長，並被任命為潛艇水下發射運載火箭的總設計師，從主持研製液體火箭的控製係統到全麵領導固體戰略火箭研製，開始為一種新型火箭的誕生殫精竭慮，嘔心瀝血。在黃緯祿的主持下，為保證潛地火箭箭體的氣密、水密和結構強度，進行了精心分析計算和設計，並用嚴格的工藝保證生產的可靠性。由於火箭尺寸的限製，儀器艙體積比較小，科技人員采用集成電路代替分立元件，使設備體積大為縮小，計算機的體積減小到原來的二分之一以下，並把一些設備進行合並，對外殼形狀按儀器艙的形狀進行了特殊設計，使設置更加緊湊。最初設計的固體火箭，其發動機不能按要求隨時關機，設計人員經過仔細分析計算，在二級發動機的前封頭上配置了三個反向噴管，解決了這一難題。在黃緯祿的指導下，采用發射模型火箭解決了怎樣保證潛艇水下發射安全，對平台如何調平，對目標如何瞄準，對確定射程的數據如何裝訂，火箭發射後出水姿態角如何控製，發動機如何點火等一係列問題。
對於潛艇火箭，濺落深度是至關重要的。為了防止潛艇發射的火箭因故障落入水中砸沉潛艇，黃緯祿帶領總體部的科研人員設計出一套靈巧的排水裝置，在回落入水前把火箭水箱中的水排盡，從而減輕衝擊重量。但排盡水箱中水的火箭從高空回落到水中後到底能衝入多深?是否會對潛艇構成威脅?還必須通過濺落試驗來驗證。根據在江橋上做濺落測試的結果，火箭入水深度不大於20米，排完水後再濺落水中對於潛艇是安全的。黃緯祿選擇了直接從海上發射模型火箭的方式，按照“台、筒、艇”三個步驟，跨越了國外研製的七個階段，取得了成功。
有一年的夏天，黃緯祿帶領一隊科技人員到南京，利用長江大橋做火箭箭體入水試驗。當時天氣炎熱，火箭殼體也被太陽光烤得燙手。他們卻要鑽進箭體內粘貼防水膠囊，人蹲在裏麵操作就像進了蒸籠裏一樣，全身流汗，悶熱難當，再加上刺鼻的化學藥品味道，使人喘不過氣來。黃緯祿身先士卒，首先鑽進箭體工作，每10分鍾左右出來喚喚氣，直到完成試驗任務。這為攻克水下發射的技術難關打下了良好基礎。
1979年5月，黃緯祿率領試驗隊到海軍基地進行模型火箭水下發射試驗，前4發都未獲得滿意的海情下的彈道參數，特別是第4發由於電池電壓不足連遙測數據都未拿到。於是，黃緯祿指導試驗隊對前4發模型火箭出現的問題逐一作了糾正，不留下一個隱患，不放過一個疑點，對第5、6發按設計要求做了精心準備，每一個環節、每一道工序都嚴格把關，終於獲得第5、6發高海情發射的圓滿成功。
1982年，黃緯祿主持研製的潛艇水下發射運載火箭進入最後衝刺階段。同年10月在渤海之濱，近百艘艦船雲集，上萬名參試人員各就各位。新華社受權發表公告：中國將於1982年10月7日至26日進行水下運載火箭的發射試驗。黃緯祿對自己研製的火箭了如指掌，充滿信心。這一次他從火箭各係統的檢查情況到發射預案準備情況，從試驗隊上下的各種意見到發射不發射的利弊，都作了周密思考，進行了分析權衡。他拿起電話向上級報告：“我認為發射條件已經具備，不宜推遲。”上級同意了黃緯祿的意見，決定按時發射。10月12日，黃緯祿在指揮所裏，先是聽見指揮員下達“發射”指令，隨後看見運載火箭像劈波斬浪的蛟龍躍出海麵，騰上空中。數百秒鍾後，末區傳來火箭擊中目標的喜訊，我國第一枚潛艇水下火箭發射試驗獲得圓滿成功。人們並不知道，為了這一天黃緯祿和科研試驗人員付出了多少代價，僅在發射基地兩個多月的操勞就使黃緯祿的體重從64千克一下降到了53千克。黃緯祿仍然抑製不住歡欣和高興，因為經過廣大科技人員和工人的努力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4個能夠自己研製潛地運載火箭並掌握水下發射技術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