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亂世。“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之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過，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達生》）比如三國時的嵇康曾作《養生論》，認為“修德以保身，安心以全身”。但卻因“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禮教）而任自然”，在權力傾軋中為當權者所殺。後人說他“養生而不知養身”，（牛僧孺：《養生論》，《全唐文》卷六八三）杜甫詩曰：“君不見嵇康養生遭殺戮。”嵇康的故事雖然後於莊子的時代，但亦足以作為詮釋的例證：亂世中養生、養身太難了！
亂世中有各種各樣的人，如想趁火打劫者，想拯救天下者，還有想養生全形的人。想拯救天下的人，不外乎以倫理教化治世和以暴易亂兩條途徑。前者抵不過混水摸魚、暗渡陳倉的人，後者為瞞天過海和借刀殺人者提供了借口。“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並與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胠篋》）
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昏上亂相，或荒淫或暴虐，或逐鹿中原爭城奪地，或殺人盈野搶奪財貨，於是社會大舞台上頻繁上演著無數悲劇、鬧劇、慘劇。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或者說，在這樣一種生活中，個人恐怕不但無力回天，而且不知不覺變成了悲劇中的犧牲者，鬧劇中插科打諢的小醜。
社會的價值規範也分化崩解為各種對立、相斥，甚至不可通約的碎片，任何一種行為都能找到相應的“理由”，任何批評也不具備絕對的效力。個人成了荒原上的流浪者，“人生本過是一個行走的影子，一個在舞台上指手劃腳的拙劣的伶人，登場片刻，就在無聲無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個愚人所講的故事，充滿了喧嘩和騷動，找不到一點意義。”
但是，即使人生事實上是這個樣子，它也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試問，人生的苦難究竟是因為本性被壓抑而不得抒發，還是因為本性被名利欲望所遮蔽而喪失呢？莊子說，兼而有之。
當本性在壓抑中變成了機巧偽詐，本心也就被蒙上了一層網罩，欲望人生代替了自然生活；當本性被重重濃霧所籠罩，本心便在被動壓製和主動壓抑的雙重作用下喪失了“天真”。
因此，一個人是否幸福，並不取決於他所處的社會是否完美。一個良好的社會至多是個人幸福的必要條件；一個不良的社會不能成為個人不幸的充足借口。幸福首先取決於澄明的本心和良好的生活意識。這樣的人即使在亂世也能獨善其身。否則，隨言本心的被遮蔽，痛苦也就無可避免了。
莊子說，百年大木，被割開做成“犧尊”，加以青黃之色的文飾，而不用的部分被棄於溝中，犧尊與棄木相比，美醜雖有差別，但從喪失本性來說是一樣的。夏桀、盜蹠與曾參、史魚相比，行為的好壞是有差別的，然而從喪失本性來說都是一樣的。（《天地》）
但這並不是說，善惡本身沒有差別，而是說，相對於天道和天人合一的本性來說，這種對立是沒有意義的，甚至在“失性”上是一致的。有人認為道家鼓吹無惡不作與居仁行義一樣自然，一樣合理，其實是莫大的誤解。
莊子接著說，喪失本性的表現有五種：一是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是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是五臭熏鼻，激擾嗅覺；四是五味濁口，敗壞味覺；五是好惡迷亂人心，使性情浮動。這五者，都是生命的禍害。（《天地》）
那麼，是不是五味濁口人就不該吃飯？五色亂目人就該做睜眼睛？五聲亂耳就該掩耳盜鈴？當然不是。五色未必亂目，但若失去本性，被五色所炫惑，那麼當然心神搖蕩，追逐美色去了。好惡未必亂心，但有好惡就必然有某種立場和先入之見，如果固執地堅守這種立場和由此而來的善惡正邪分別，那麼要是它們不合天道的話，則必然帶來惡果。宋明儒士以理殺人便是例證之一。
所以莊子批評主張縱欲的楊朱和主張禁欲的墨子，認為他們隻是在欲望數量的增減上做文章，卻沒有考慮到二者都是不合人性的，沒有考慮到還有實質上的變化，即不追逐欲望而又不扼殺欲望的“無無”境界。換言之，假如有了良好的生活意識和合乎天道的本心，欲望是不可能困擾人生的。因此，所謂“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的名言，其實是把人分裂為對立的兩個方麵，永遠解決不了人生問題。莊子諷刺道，那些人好惡聲色充塞心中，冠冕服飾拘束著身體，柵欄塞住了內心，繩索捆住了身體，眼看著在繩捆索縛中還自鳴得意。要是真有所得話，那麼被反手縛綁的罪人、囚在獸欄中的虎豹，豈不是也可算作自得了？”（《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