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藝中的書數是有關讀寫算的知識教育。書是識字教育，分作“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數是數術知識教育，分為九數：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勾股。數術教育具有明顯的實用實效特征，並放置於小學講授，因而稱為“小藝”，是學習禮樂的基礎；射禦在大學階段學習，故而稱作“大藝”，也是修習禮樂的必要準備；禮樂之教，則是最高境界的道德學問，是學為人君、治理天下所必備的修養，故稱為“大道”、“大德”，而射禦書數雖不可少，卻畢竟是“器”，所謂“君子大道不器”，中國古代教育重德輕技的傳統大抵發源於此。
總括西周的學校教育，“學在官府”是其最突出的特征。這一特征體現在教師方麵，是“官師合一”，教師既行教事，又兼管國家的日常事務；體現在教學場所方麵，學校的設置同時是舉行祭祀、朝覲、養老、饗射、獻浮、治曆、望氣、告朔、布政等日常國事活動的場所；體現在學校習禮樂所必需的禮樂重器及典漠訓誥簡冊方麵，則基本秘藏於官府之內，民間自然無力購置；在知識技能的傳授方麵，則是“官守其業，而有官族”，奴隸主貴族世代壟斷著知識學問，視之為私己的財產，秘不外傳。就這些特征而言，西周的學校教育與古希臘、羅馬的教育截然不同，後者多為私立學校，教師地位很低，多被視作賣藝者流，如雅典的文法、弦琴學校多為殘廢軍人或贖身奴辦理。西周的學校則均為官辦，執教育也均為現任官吏。這種“官”與“私”的兩種類型，反映了東西方兩種教育形態最初的曆史淵源。
禮樂禮製
《左傳》文公十八年記載季文子使太史克對魯宣公說：“先君周公製《周禮》。”《尚書大傳》說：周公“製禮作樂”。禮樂製度為西周主要的社會調控手段，集中表現了西周時期封建領主貴族的政治思想。
《左傳》昭公五年說，“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隱公十一年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隱公十一年又引周諺說：“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這裏觸及到“禮”的各個方麵：“禮”的目的是“守其國”、“定社稷”、“利後嗣”，也就是用以維係統治：“禮”的作用是“行其政令，無失其民”，實際也就是實行封建領主階級對廣大人民的統治；“禮”的內容有兩方麵，一是所謂“序民人”，即確定等級秩序，一是“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即確立周的宗主地位與異姓諸侯的臣屬地位，二者均從屬“禮”的目的。
禮可分為吉、凶、軍、嘉、賓五類。禮主要有兩條原則：一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二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左傳》襄公九年說：“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製也。”《國語·魯語下》說：“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可見，這條原則至遲在周初已明確也規定了。《孟子·滕文公上》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勞心者自然指各級貴族，勞力者則指從事各種勞作的平民和奴隸。這條原則反映了禮對社會分工進行了明確的限製。“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則明確指出禮隻適用於貴族，而刑主要是針對廣大平民的，這就道出了禮的本質。
禮對當時人們的行為規範提出了兩條基本要求，一是親親，即親其所親；二是尊尊，即尊其所尊。親親、尊尊的目的在於維護貴族內部的等級關係，解決並處理其內部分歧。貴族內部凡是有關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間的關係，以及衣食住行、喪葬嫁娶、祭祀祖先鬼神乃至軍製政令等都必須按照一定的禮製來進行。因此，從本質上來說，禮是周王室維護封建領主製度的工具。憑借該工具，周王室在庶人以上的範圍內建立起符合統治階級利益和意誌的秩序。禮樂製度成為當時規範人們行為的基本準則，正如《禮記·曲禮》所言：“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公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淮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禮樂既然是一種等級製度，自然存在著如何維係這一製度的問題，這裏有暴力的因素，也有意識形態方麵的因素。就意識形態因素而言，周人主要把“禮”本身作為辨別善惡、順逆的準則，變成一種道德規範。這可從春秋時人們談論西周禮的情況得到印證。《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說：“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從這裏可以看出，分別上下尊卑的禮主要靠“德”、“孝”這兩個道德規範來確定並維係其等級。維護等級尊卑，也就維護了“君令臣共”的“德”和“父慈子孝”的“孝”。這樣，循著“君令而不違”等“禮”的準則去行事，便是“善”，反之自然是“惡”。由善惡又導出順逆。《左傳》隱公三年說：“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也就是說，破壞貴賤、長少的等級製，破壞親疏、舊新的血緣製，即破壞了“禮”，是“逆”；反之，以德行、孝道去維護“禮”，則是“順”。若“去順效逆”，必然“速禍”。“孝”在西周社會的作用，主要是用以維係宗法製。宗法製是以嫡長子繼承製為基礎的。嫡長子繼承，使周天子以及封建領主貴族的家庭財產不致分散，地位不致下降，體現了對父母的孝。而孝於先祖，便意味著“小宗”孝於“大宗”，諸侯孝於宗室。“孝”有利於維係宗法製，自然就有利於維護禮樂製度，有利於對人們的行為規範進行調控。
周王室雖然通過禮樂製度來調節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對於庶民，則主要運用法律條文來製裁其反抗。在《禹刑》、《湯刑》的基礎上，周代又製定了《九刑》。周公製定周禮，在所作的誓命中說：“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這表明《九刑》的主要內容，在於嚴懲那些所謂“盜”、“賊”的行為，維護封建製度的基本法則和封建領主貴族的根本利益。據《尚書·呂刑》所記，除墨、劓、、宮、大辟五刑之外，還有鞭刑和流放。判處五刑的律條，墨刑和劓刑各有一千條，刑五百條，宮刑三百條，大辟二百條，共三千條。法網之嚴密，遠遠超過前代。
這些嚴密的法網，主要是懲治庶民的。一般貴族犯法，或有特赦，或有權宜，即使按律判刑，還可以“贖刑”，即交納一定數量的罰金，可以免刑。禮與刑對維護西周封建統治起到了互補作用。
春秋官學
《詩·鄭風·子衿》曾描繪過一幅東周時代因官學頹敗而使士子浪蕩街頭的情景，鄭玄認為此詩諷刺了亂世學校不修的社會現實。官學急劇衰敗的主要原因在於：春秋時期鐵製工具和牛耕犁的普遍使用，極大提高了生產力的水平，為諸侯、領主們提供了“辟草菜，拓土地”，擴大私田麵積的條件。隨著私田的日益增多，出現了“私肥於公”的情況，打破了舊有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經濟格局。經濟的下移必然導致政權的下移，周天子大權旁落，形成了諸侯大國爭霸的局麵，“禮樂征伐”已不能“自天子出”，而是“自諸侯出”，甚至“自大夫出”，進而出現“陪臣執國命”、“政在家門”的局麵。政治經濟權力的下移，也導致了學術的下移，官學賴以生存的政治經濟基礎逐日瓦解。原本在宮廷專門掌管典籍，身通六藝的士人紛然出走，流落民間。《論語·微子》記載：宮廷中司禮樂的大師摯到了齊國，樂師幹前往楚國，樂師繚去了蔡國，樂師缺進了秦國，打鼓的方叔流落黃河地區，搖小鼓的武人居漢水地區。
春秋中晚期還出現過兩次重大的學術下移、典籍擴散事件。一次是在周惠王、襄王之間，因先後發生王子頹及叔帶爭奪王位的內亂，世代掌管周史的太史司馬氏離周去晉。一次在周敬王立位之前，王子朝爭奪王位失敗，旋率召氏、毛氏、尹氏、南宮氏等貴族和百工，攜帶王室所藏文典逃奔楚國。從此，東周王室文化大幅度衰落下去，而楚國則取得了與宋、魯並列的三大文化教育中心之一的地位。
在文化下移的曆史過程中，昔日的官府之學成為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學說的源藪，史傳儒家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出於史官，陰陽家出於掌天地四時之官，法家出於理官，名家出於禮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縱橫家出於行人之官，雲雲。所傳雖不盡準確，但二者之間的曆史淵源是不容懷疑的。在學術下移的過程中，士階層的興起和壯大，也為私學的產生提供了必要的師資條件。昔日的官學之士離開官府，分散到晉、衛、趙、秦、楚、齊、魯諸國，促成了春秋戰國多元性文化的格局，打破了官掌學術，私門無著述的舊模式，從而為私學的產生創造了成熟的文化環境。
春秋私學
春秋末期，群雄角逐，邦國林立，大量的士奔走於諸侯公室之間，謀求生計。忙於攻戰的諸侯無暇顧及學校，而各國為了謀取霸權或求得生存，對人才的需求又急劇增加，在舊官學基本瓦解的曆史條件下，客觀上需要一種新的教育模式來填補這一曆史空白，承擔培養人才的職能，私學便由此應運而生。
私學是相對於官學而言，由私人授徒辦學的教學組織形式。在孔子生活的時期，私學已經出現了。從一些零散的古籍記載來看，在孔子之前或孔子的同時期，即有一批有識之士在開辦私學。在孔子之前授徒講學的相傳有周室的老聃，楚國的老萊子、伯昏無人，鄭國的列禦寇、鄧析、壺丘子林；與孔子同時在魯國講學的有少正卯，還有王駘、柳下惠、常樅、詹何等人，《呂氏春秋·下賢》記：子產相鄭，拜望老師壺丘子林，其師門弟子以年齡長幼依次排坐，並不因子產位至宰相之尊而加置上坐，卻讓他依次坐在門旁。《說苑·反質》記訟師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隻要學生繳學費，便教以雄辯之術。應該說私學並非孔子一人首創，但他確是把私學推向新境界的最傑出代表。
孔子一生除極短暫時間內從政之外，絕大多數時間從事教育，整理文化典籍，是最負盛名的私學大師。他廣開私學之門，“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他創辦的私學規模最大、最正規，成就遠遠超過他的先人和儕輩。
在壺丘子林、鄧析時，私學已出現收徒不論出身門第，學習繳費的現象，至孔子辦學時，又第一次公然宣稱“有教無類”，無論出身、性格、趣向如何，凡“自行束惰以上”者，都可前來受教。孔門弟子中，貴族、富商、平民、賤人無所不有，甚至“暴者”、“大盜”、“刑戮死辱”之人，隻要虔誠求教，都未嚐不誨。孔門弟子不僅不受出身貴賤的限製，同時也不受地域的限製，其門人有許多就來自諸夏以外的蠻夷之邦，而孔子本人也多次發願到東夷施行禮義教化。孔子“有教無類”的主張，體現了中國古代從未有過的普及教育觀念，對中國2000多年的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孔子一生培養了一批掌握經術及治國本領的統治人才或教師。他的學生在其生前就積極參預了齊、魯、宋、衛諸國邦邑的治理和政務，並有相當的政績。在孔子死後，弟子七十二賢散遊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門徒遍及衛、陳、楚、魏、齊、魯諸國，使儒學傳習輾轉，影響擴及夷夏諸邦。
至戰國時期，隨著社會局勢的巨變和民間學術文化的發展，又有許多哲人、學者投入到教育行列之中，專以一家之言立教。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有墨子、孟子、荀子等人。墨子繼孔子之後，成為第二顯赫的私學大師。《呂氏春秋·當染》記孔墨後學顯榮於天下者，“不可勝數”，故後世冠之以“孔墨顯學”的美稱。墨子門人百八十人，學門師長稱“巨子”，師生情義深重，凡師門驅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在墨子之後，規模較大的私學大多集中在齊魯燕趙一帶。如孟子門徒數百人，於威宣之際遊學於齊國稷下；弟子多達3000人的淳於髡、學黃老道德之術有門人過百人的田駢，以及荀子、鄒衍、鄒爽、慎到、環淵、接子、鄒忌均以所學稱著於世，率徒遊學齊魯趙衛魏諸國，或稱“稷下先生”，或“盡地力之教”，或為“帝王之師”，“談天、雕龍、炙轂過，辯堅白同異，行禮義之化”，各著書言治亂之世，以所學傳習天下，私學門戶紛呈，而又不拘於私見，與百家爭鳴的學術文化繁榮局麵珠聯璧合，相映生輝。
私學作為一種新型的教育體係，基本脫離了國家政府部門獨立出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政教合一”的傳統，完成了學校教育獨立化的曆史進程，標誌著中國古代出現了完整意義上的學校教育類型。
總括而論，春秋戰國時期的私學具有以下幾個特征：
自由講學，各具特色。私學的創立者多為當世聲望高卓的學術犬師，教學內容、方法、原則均由自己擬定、創新，教育觀點凡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成一家之言，便可立為師門。《漢書·藝文誌》記儒家“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道家講求“清虛自守”，“君人南麵之術”。陰陽家講求天文曆象；墨家貴儉、兼愛、尚同、非命，並重視應用科學技術的傳授；而法家則以刑名之術，馴化學人。凡此種種，足見私學之一斑。
為諸家學派的基地。春秋戰國時期較為著名的思想家，大都是聚徒講學的教育大師，各私學大師均以己學為講學的主要內容。《呂氏春秋·勸學》謂“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富貴，而爭於道”。所言即是指此。私學成為諸家學派宣揚自己的主張、“辯其談說”的論壇和基地。一般來說，某家學派的理論越具特色，社會聲望越大，吸引的生徒也就越多，生徒越多，也就越能擴大該學派的影響。思想家與教育家合二為一，是這時期私學的主要特征之一。各大私學與各派學術思想的相互交融，將先秦“百家爭鳴”的學術局麵推到了鼎盛階段，而“百家爭鳴”的學術論辯又大大提高了私學的教育水平。
是參議時政的論壇。私學大師們恪守自己的政治信條，描繪“治國安邦”的理想藍圖。他們往往站在時代的前列，清議時弊，品評君主，設計未來。他們常常攜其弟子不辭勞苦地周遊列國，不厭其煩地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諸如孔、墨、孟、荀等私學大師終身均以匡正時弊為念，這反映了當時的教育為社會政治服務的特點。
以教士、養士為職能。春秋戰國是一個需要智能，並產生智能的時代。在劇烈的社會變動中，大小統治者都迫切感到用賢和得人的重要，《管子·霸言》總結這一形勢：“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各國爭士、養士蔚然成風。所謂“養士”，“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即招納、供養士，以士為師友，讓其發揮智囊的作用。率先用士養士的是齊桓公，他用管仲為相，養遊士80人，由於他善於養賢使能，便第一個登上了霸主的寶座。士在社會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致使“入楚楚重，出齊齊輕”，“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戰國中期，一些封君為自立門戶，也不惜重金延攬天下名士。“養士”的盛行刺激了私學的擴展。許多平民把讀書做士，視為躋身仕途的捷徑，紛然投師從教。私學與“養士”形成了相互依托，相輔而行之勢，甚至有時兩者又合二為一，戰國時期荀子就曾帶徒依附於春申君門下，公孫龍帶弟子充當平原君的賓客。這在當時均是依養士之門而立教的顯例。
遊學列國，進行學術傳播和交流。私學有一特殊的活動——遊學，這也是私學突出的特點。私學大師多率其眾徒遊學於列國，“上說下教”，以擴大其政治影響和學術影響。孔子曾率弟子周遊8個諸侯國。孟子也是前呼後擁“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出齊入梁，遊學列國。荀子本人是趙國人，多次率徒遊學於齊、楚、趙之間。其他私學大師也多如此。遊學活動的展開，活躍了學術空氣，擴大了學術影響，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學術交流，拓寬了弟子們的視野。
總之，私學的產生，是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教育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帶來了春秋戰國文化的繁榮，對百家爭鳴的出現，對曆代私學的發展以及官學的改造，都有著深遠影響。
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的緣起
戰國中葉，齊國創設的稷下學宮，為當時惟一的新型官辦高等學府。它的涎生，使當時中國文化教育的中心轉至齊國。稷下遂成為各種學派薈萃的園地，百家爭鳴的場所，開創了先秦文化教育的新局麵。
稷下學宮初建於田齊桓公當政時(前375～前357)，與古希臘柏拉圖創設雅典學院的年代大致相當。因學宮設於齊國都城臨淄(今山東淄博市淄川區)的稷門(城西門)處，而稱作“稷下之學”或“稷下學宮”。經齊威王、宣王二世，稷下學宮達到了鼎盛。到田齊王建當政時(前264～前221)，齊田局勢岌岌可危，稷下學宮也江河日下。至公元前221年，齊為秦所滅，這所高等學府便隨之消失。它前後曆經桓公、威王、宣王、渭王、襄王、王建六代，凡140年左右。
稷下學宮是由齊國養士逐漸演化、升華而成的產物。春秋戰國時期，在列國爭相養士的熱潮中，齊國養士最早最多，齊桓公時便因養遊士而稱霸。除公室養士之外，私門養士之風也十分盛行。齊國孟嚐君田文養“食客數千人”，以此培植個人勢力，與公室爭鬥。列國公室私門競相養士，大大有助於人才的吸收和培養，而且為從事文化教育事業的人員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和閑暇。這也成為稷下學宮產生的曆史條件。操辦學宮的曆屆田齊王都繼承了先王的遺旨，給稷下先生以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優厚的生活待遇，並且一如既往。齊國像當年養士那樣，根據學者的水平和名望，將其分作若幹等級。甚至稷下先生的學生的待遇也由老師的地位而定，徒隨師貴。當年孟子要離齊它去時，宣王曾以“養弟子以萬鍾”作為挽留的條件。給先生萬鍾，用作養其弟子之資，可見稷下學宮既養師亦養其徒，兼養士與育士於一身，這是稷下學宮脫胎於養士之風的顯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