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曆史沿革2
秦漢私學
民間的私家學術活動在秦漢之際業已恢複。楚漢相爭時，劉邦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為絕”。漢代吸取秦王朝覆滅的教訓，意識到不能對私學采取摧殘和取締措施；隻要善於引導，民間學術活動還可以起到維護社會秩序、促進教化和培養人才的作用。既然太學名額有限，地方官學又一時難以普及，由人們自行求學和施教，補充官方教育的不足，是兩全其美的事。因此漢代統治者對私學采取開放政策，允許私人收徒講學，對教學內容一般也不加限製，諸子百家及各類知識技能均可傳授。獨尊儒術後，政府則鼓勵民間的經學教育活動，凡學者有所成者，均有可能通過選士的途徑得以錄用。楊仁為什邡(今屬四川)縣令時，鼓勵子弟求學，凡通經術者，均錄用到縣署，或舉薦到朝廷，於是境內出現了許多民眾自辦的義學。私學經師在學術研究和傳授活動中聲望卓著者，可被任命為博士而執教太學，或被地方當局聘為本地官學教師，而博士及其他有學術造詣的官員，也多有私下兼收弟子門生者，官方教育與民間教育相互溝通，這正是漢代經學教育昌盛的體現。
儒學經學的私家傳授
這是漢代民間教育活動的主體。西漢時經學尚處於恢複興起階段，因客觀條件的局限，特別是博士官學一時居絕對優勢，故私學的規模不大。至東漢時，各經學學派繁衍滋盛，不僅博士之學發生分化，“在野”的今古文經學也不斷發展。各派經師為了擴大學術影響，爭取政治上的地位，都要在私家傳授上下功夫。造紙術的廣泛應用使書籍數量劇增，洛陽等大城市已有了出售書籍的市場，這樣就為更多的人提供了學習條件。東漢私學數量和規模都有極大發展，一名經師常有數百乃至數千弟子，張興有弟子萬人，蔡玄的門徒達16000多人。這些私學的規模不遜色於太學，而太學僅有1所，私學則遍布各地，可見私學承擔著當時經學傳授的大部分任務。
私學一般隻有1名經師，而弟子成千上萬，在當時的條件下顯然不可能遍教每一學生。不過私學弟子有“著錄”與“及門”之分，在弟子名冊上有相當一部分是隻掛名而不親身前來受教的，即所謂“著錄弟子”。這些人或是在家自學經師的著述，或是根本不學，僅謀取一個師生關係的名義而已，因這種師生關係在當時具有重要的社會作用。除去“著錄弟子”外，東漢私學中及門求學的弟子也常有數百上千人，靠經師一個人仍難以遍教。從董仲舒開始，漢代私學多實施“次相授受”的教學法，即由經師先把學業傳授給少數高足弟子，再由這些高足弟子分別傳授給其他弟子，逐次相傳，即可應付所有弟子的求學需要。以東漢經師馬融為例，他有門徒 400人，其中能得到他親自教誨的僅50餘人，其餘的人則靠間接授受。鄭玄在馬融門下，最初竟3年未能得見其師一麵。後因馬融考論圖緯遇到困難，有人推薦鄭玄善算，於是叫他前來幫助計算，鄭玄才有機會向馬融當麵請教。不過有的經師也采用總集諸生進行講授的方式，稱為“大都授”。漢成帝時宿儒胡常采用這種方式，翟方進派自己的弟子門生前去聽講，可見“大都授”不限於自家私學，社會上一切有興趣的學者都可以參加。
私學由學者自辦於民間，有較大程度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私學教學內容比較多樣化，那些不被列入官方正宗學說的古文經學，就是在私學中得到傳授和研究的，並以此獲得廣泛的社會影響。私學的學術色彩比較濃厚，師生多抱潛心治學的態度。垣榮遇兩漢之際天下大亂，攜經書與弟子隱居山穀，雖常遇饑困講論不輟。孫期牧獵於大澤中，以奉養老母，遠道來求學者手執經籍，追隨他求教。孫林、劉固、段著等人仰慕經師張霸的博學，索性在其師宅舍附近購置房屋住下來，以便就學。私學的教學比較富於生氣，學生可以自由擇師，班固、鄭玄等人甚至“學無常師”博取所長。教師也可以自由講學，因此許多私學出身的學者，其經學造詣並不是遜色於博士。例如戴憑公開向光武帝聲稱“博士經說皆不如臣”，光武帝讓諸儒及群臣中能說經者與他辯論，竟無人能駁倒他。查《後漢書》中所載各類經學著述共百餘種，90％以上是由非博士的私家經師所編纂的，由此可見私家傳授對經學發展的巨大貢獻。
其他學術的私家傳授
除經學的私家傳授外，其他學術及技藝也有私家傳授，而這些教學內容是當時官方教育所沒有的。
道家學說在獨尊儒術後仍有較大的社會影響，也屢有私家傳習的記載。漢成帝時嚴遵卜筮於成都，每日掙得百錢、足以謀生後便停業傳授《老子》，著有《老子指歸》十餘萬言，學術上頗有地位。安丘先生也是當時著名的道家學者，王莽堂弟王懾和東漢初名將耿彝之父耿況都曾跟隨他學習《老子》。桓帝時楊厚辭官歸家，修黃老之學，教授門生，著錄者3000餘人。這些人本多為儒生，他們傳習《老子》，或者出於涉獵博學的興趣，或是在政局動蕩下作為“修身自保”的手段。東漢後期道教創立，《老子》成為宗教教義——《道德真經》，傳授範圍更廣。張陵(道教徒後稱為張道陵)在川漢一帶創“五鬥米道”，成為後來道教正統——天師道的本源。至其孫張魯，三代傳教，以《老子》教化民眾。早期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也與儒生有關。魚豢《魏略》記載前2年博士弟子景廬接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屑經》。佛教和道教後來形成以寺觀為場所的宗教教育，仍屬民間教育的一部分。
各類專門知識技能的傳授在漢代均有開展。刑律有私家傳習，如郭躬繼承父業，傳習《小杜律》，教授門徒常有數百人之多。據《晉書·刑法誌》記載，東漢時有關刑法的章句之學已有10餘家，共數十萬言，可見刑律的傳授相當廣泛。天文、曆法是古代最重要的自然學科，傳習者不斷。《史記·日者列傳》記載，漢初隱士司馬季主與弟子討論“天地之道、日月之運”，並有總括性講論數千言，頗有條理。漢代張蒼首治律曆，一時研究律曆者均以張蒼之說為本。後有焦延壽的“六十律”曆法，劉歆的“三統曆”，均廣為傳習。東漢末年劉洪等考校王漢所上《月食注》的師法，可見律曆已久有師傳關係。漢代醫學相當發達，醫師行醫同時也收徒傳授。例如華佗有弟子吳普、樊阿等，他給吳普講論運動能防治疾病的道理，並傳給體操“五禽戲”，傳給樊阿“漆葉青氈散”等方劑。漢代各種技藝、方術，如災異、圖讖、風角、卜占、推步、相術、武技等，也多有自己的私家傳授，其中雖有不少荒誕、迷信的內容，但也並非全是無稽之談。當時有“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的傳語，古代的科學技術正是依靠這種私家傳授才得以延續和發展的。
蒙學
蒙學特指兒童早期的啟蒙學習。《易經·蒙卦·彖辭》：“蒙以養正，聖功也。”後人遂將兒童早期教育稱為蒙養教育。儒經中記載西周學製有大學和小學之分。秦漢以後，官員多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其子弟可在家庭中完成啟蒙教育，而民間的啟蒙教育，政府不需要也沒有能力全部包下來，因此除個別宮廷貴族小學外，沒有官方的小學，啟蒙教育均在民間進行。
蒙學漢代有條件實施啟蒙教育的，大部分是在家中由長輩或聘請的教師施教，此外民間也辦有一些蒙學程度的私學。例如光武帝劉秀9歲時，曾隨其叔父在蕭縣(今屬安徽)，入小學學習。王充8歲時進“書館”讀書。這類蒙學多為鄉裏宿儒為謀生而開設，學童人數少則數人、多則百餘人不等。教師水平較低，教學方式呆板，用體罰懲治兒童是常見的事。如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追憶自己8歲入書館學習，周圍的同學或因犯有過失、或因字寫得難看而遭到責打，隻有他因表現一貫好而從未被體罰過。
蒙學階段的學習內容，首先是識字和習字，有專門的字節以供教學。兒童認識一定數量的字後，便進入讀書階段，一般均要讀《孝經》，各地設有專門的《孝經》師。《論語》也是初學者普遍學習的教材，進一步學習《詩經》、《尚書》的也為數不少。蒙學除習字讀書外，還兼習算術。據《漢書·律曆誌》，算術是小學的學習內容。另外，蒙學還重視品德陶冶，特別是日常行為規範的培養、以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蒙養教材啟蒙教學的途徑各有不同，而識字和習字教材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自古就有各種字書的編纂。據《漢書·藝文誌》記載，西周時有教學童用的書——《史籀篇》。秦代李斯作《倉頡》、趙高作《爰曆》、胡毋敬作《博學》。漢初鄉裏的教書先生將三書合在一起，編成《倉頡篇》，斷60字為一章，共55章。因該書重複字多，成帝時李尚取其中的正字作《元尚篇》，平帝時揚雄又刪去《倉頡篇》中的重複字，並另補充一批有用的字，續成《訓纂篇》89章，東漢班固再續13章，共102章，作到無重複字，已將當時“六經”及各種典籍中所出現的字基本上包括在內。可見漢代學者在精心編纂字書方麵是下了不少功夫的。上述字書早已佚失，從現存《蒼頡篇》殘片看，編排體例是四字一句，有韻，用漢代通行的隸書書寫。漢代字書流傳至今的是元帝時史遊所作的《急就篇》。該書以七言韻句為主，間以三言、四言句，按文字含義的類別組句，包括日常生活各個方麵和有關自然、社會方麵的基本知識，而且能盡量減少重複字的出現，具有簡練、易記和實用的特點，所以自漢至唐，一直是廣泛使用的識字教材。
魏晉官學
魏晉官學因時局動蕩而變化多端，官學的學製設置，也紛呈百態，難以劃一；五胡諸國，南北六朝，自行其是，因勢造置，學製方麵也無一定成規。但就總體而論，同兩漢相比，魏晉南北朝官學的學製設置與變更，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逐步形成並確立了中央官學的雙軌體製。兩漢中央官學就其正宗而言，惟有太學一家，太學生員混雜，既有公卿子弟，又有庶士布衣，並非專門的貴胄學校，也不是專門的庶民學校。曹魏在洛陽東漢太學舊址重建太學，大體因襲漢製，也未區分士庶。其後，由於門閥政治製度的進一步強化，門閥士族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麵均占有獨特的地位，而且世家子弟大多擁有世傳家學，文化起點較高，不願與太學中的庶族子弟同流，並要求在現行的官學體製中擴大其文化優勢，將門閥家學的專利進一步擴充為官學體製中的專利。而現存的太學不能滿足這種需求：“博士率皆粗棘，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以致台閣考試降低標準，隻問字指、點注、墨法之類的常識，“百人同試”，竟是“度者未十”。由此，太學“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與其倫”。西晉依漢魏舊製恢複太學，仍未改變太學舊弊，學生品類雜猥，學校有名無實。在此條件下，西晉於鹹寧四年(278)在太學之外另設國子學，繼於元康三年(293)設立國子學官品，規定五品以上的官僚子弟，方有資格入國子學讀書。從此太學與國子學涇渭兩存，國子學為貴胄學校，太學則專收六品以下庶族地主官僚及平民子弟，這種區分士庶貴賤等級的學校製度從此在形式上正式確立，並一直延續了一千多年之久，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教育形態之一。
但是，魏晉南北朝士庶雙軌的學校體製建立之後，其發展並不穩定。這一點，與門閥勢力的消長有直接的關係。同時，自永嘉之亂以降，中原喪亂弘多，衣冠道盡，南渡以後，雖肇基江左，亟欲勸學，但衣冠士族，不遑立命，且牒譜散亂，士庶難辨。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尚書謝石曾表請“複興國學，以訓胄子”；朝廷也明令隻限於公卿二千石子弟為國子生，並再三強調：“若非束惰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為生”。但國學複設之後，仍是“品課無章”，“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括親疾，真偽難知，聲實混亂。”國子祭酒殷茂曾要求恢複元康舊製，隻許冠族華胄比列皇儲，及“清官子侄”入學為生，徹底改變國子學中“混雜蘭艾”的局麵。其議雖蒙褒納，而不得施行。說明東晉時期，經過多年的戰亂，門閥士族勢力遭到很大削弱，江左苟安之時，也未完全恢複，竟不能有效地控製國子學這樣一小塊專有的領地，以致庶族布衣竟不顧禁例，爭躋於其間，高門大族雖譏諷國學“混雜蘭艾”，並自恃清高，“恥與其列”，卻又無能改變這種士庶爭奪官學位置的現狀。晉宋以降，高門大族門戶漸成，自可安流平進，世襲顯職，居常以文雅自逸，以風流相尚，雖位高名重，而不慮時務，漸失權要；寒人布衣則希榮心切，勤力奉職，因而多被人主倚重，權勢益重。隨著庶族地主勢力的增強，其在教育領域，也多染指冠族華胄的世襲領地——國子學。
宋齊之間，國子學也興廢無常，勸課不廣，其教學成果遠在一般學校之下。至梁武帝天監興學，開置五館，已是不分士庶，廣招生徒，而國子學雖然並存於世，其規模及影響竟遠在五館之下。
北朝官學最初未分雙軌，北魏道武帝建都平城，先立太學而無國子學，至天興二年(399)增設國子太學生員，其時貴庶混一，學製未分。明元帝在位時，將國子學改稱中書學，另立教授博士，但學校設置仍未分立。至太武帝始光三年(426)，方在平城以東別置太學，並征辟範陽盧玄、渤海高允等名士，拜為中書博士，兼掌太學、中書學之教。但此時北魏貴族大體是指鮮卑拓跋舊部及北邊部落氏族貴族而言，尚未歸化於魏晉以來傳統的門閥政治範疇之內，至太和改製時期，鮮卑貴族才逐步門閥化，並確定了族姓等級製度。與此相適應，官學中雙軌體製也逐趨完備；太和中正式改中書學為國子學，遷都洛陽後，詔立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小學；孝明帝神龜年間又詔定：國學“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上充生。”其後又於正光三年(522)初置國子生36人。從此，北魏官學適應門閥製度的需求，正式確立了士庶雙軌的體製。但在孝明帝統治後期，北魏邊鎮將領擁兵起事，勢力日增，中原衣冠又遭劫難，以致“文章鹹蕩，禮樂同棄，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從此，門閥大族多於戰亂之中顛簸離散，北齊國子學竟惟有數十生徒，胄子以經術進仕者也不過一二人。士流與富豪之家多不從學。因此，從北魏孝明帝後期開始，士庶雙軌的官學體製已是名存實亡，終至隋世，也未曾改觀。
第二，郡國學校製度逐趨完備。由地方政府主辦地方學校的傳統，肇始於西漢武帝時的蜀郡太守文翁，其後地方學校普遍設立，西漢平帝元始三年初定其名分，但郡國學校製度並不完備。魏晉時期，地方官學雖有創置，仍無定製，多為州郡各自為政，而無統一程式。諸如：羊祜“出鎮南夏，開設庠序”；杜預督鎮荊州，“修立泮官”；等等。這些在地方開設學官的人士，均為朝廷重臣，且為門閥大族出身的著名學者，其辦學舉動在當世影響很大。但這些零散的地方官學，多為門閥士族子弟或部分官僚子弟舉辦，並不帶有普及地方教育；廣開教育門戶的意義，如上述荊州辦學，即明令招收“胄子”為生；庾亮辦學，也明確規定：隻收“束惰之流”——“參佐大將子弟”，及“吾家子弟”，不對一般庶人子弟開放。其後，東晉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尚書謝石表請“班下州郡，普修鄉校”，以便“大啟群蒙，茂滋成德”。這個主張雖未實施，但卻帶有庶民教育的含義，同時也說明，廣開地方學校教育的問題，已上升到政府施政決策的範圍之內，而不僅僅局限於士族文化的範疇。
魏晉南北朝州郡學校製度的建立和完備，主要是在十六國時期的後趙和北朝元魏政權中完成的。南朝的宋、齊、梁、陳，雖有地方官學與中央官學並行於世，但沒有形成常規。
羯人石勒於後趙建平四年(333)詔命郡國立學官，並規定：“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石勒之後，其侄子石季龍在位期間，又詔令郡國立五經博士。上述後趙地方興學之詔的實施情況如何，史料無證，但就此詔文的內容來看，已大體規定了郡國學校的規模、數量、以及教師、學生的限額，並製定了地方學校學生考核、錄用的原則；故此詔文內容雖少，卻是漢代以來有關郡國學校製度的較完備的政令之一。
郡國學製的完備化，是在北魏逐步完成的。北魏在439年吞滅北涼之後，基本統一了北方，隨後加快了鮮卑族漢化的進程，並重視恢複和發展中央及地方學校教育，以此作為漢化政策實施的重要組成部分。466年(天安元年)，北魏獻文帝詔諭漢族大臣高允：“自頃以來，庠不建，為日久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複見於今。朕既纂統大業，八表宴寧，稽之舊典，俗置學官於郡國”。詔下之後，高允會同中書、秘書二省參議郡國學製，製定出中國古代第一個郡國學製模式，其內容包括：(1)學校的規模與設置，按諸郡的大小分級排列：大郡立博士2人，助教4人，學生100人；次郡立博士2人，助教2人，學生80人；中郡立博士1人，助教2人，學生60人；下郡立博士1人，助教1人，學生40人。(2)教師的錄用標準：博士、助教選取“博關經典，民履忠清，堪為人師者”；博士要求年齡在40歲以上，助教要求年齡在30歲以上。除上述條件之外，若有“道業夙成，才任教授”，則“不拘年齒”。(3)學生的錄取標準與次序：取“邵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
北魏天安學製的公布與實施，標誌著中國古代郡國學校教育製度的正式建立，從此，地方教育改變了先秦以來相對獨立於官方之外的狀態，開始在行政、設置及教學內容等方麵逐步地增加了官方統一控製的比例，這也是封建專製文化建設日趨發展的必然後果。北魏以後，曆朝地方官學體製的設置，雖在形式、內容等方麵略有損益，但基本製式和性質大體不變。因此，北魏天安學製模式是中國封建社會地方官學的基本模式。
當然，天安學製本身帶有濃厚的時代特色，這又是封建官學文化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獨特表現。首先，同兩漢惟有中央官學——太學定為常製的情況相比，北魏郡國學校教育製度的建立，正反映了魏晉南北朝地方封建勢力的增強和中央集權的削弱，官學教育突破太學的單一模式，向統治中心之外的郡國地方伸展，也正說明了魏晉南北朝封建統治重心逐步分化與外移的過程。其次，天安學製也是門閥政治發展的產物。北魏統一北方之後，為了榜標正統，有效地控製廣大漢族文化區域，借助並扶植北方漢族士族集團勢力，天安學製的建立正反映了北方士族集團要求控製地方官學的願望。這個學製規定教師必須是“世履忠清”，即強調了教師的家世必須出自清流；在選拔學生方麵，也貫徹民優先錄取高門大族子弟的原則。再次，天安學製強調儒家經典和恢複名教的地位，也反映了北方地區經曆了十六國戰亂之後，重建封建生活秩序、恢複儒家倫理觀念的曆史要求。這一要求，無疑也是推動社會文化建設的動力之一。同時，天安學製還有許多缺陷，這個學製沒有規定郡國學校的經費來源、學校的行政管理、教師的職責及學校的考試製度和課程設置，這使得北魏郡國學校後繼發展無力，難以保障正常的教學秩序和統一規範，因而流於形式；延至北齊，雖諸郡並立學校，但諸生皆為差逼充員，郡學淪為遊惰之所，更無教學之實。